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论衡》

东汉前期思想家王充著。凡三十卷，八十五篇，亡佚《招致》一篇，今存八十四篇。此书始写于汉明帝永平初年(公元59年左右)，成于汉章帝章和年间(公元87年左右)，几乎耗费了王充毕生的精力。 《论衡》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部重要的哲学美学著作，它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宗教神学的唯心论，打破了许多陈腐的传统观念，闪烁着科学和战斗的光芒，被后来的文人学士称作“高文”、 “奇书”，在文艺美学理论上也多有建树。

首先是关于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论衡》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务实诚”、 “疾虚妄”，一切文章都必须力求真实，切忌虚假。王充对“真实”概念的运用，常常用“真”、 “实”、 “诚”这几个词来表述，其综合含义是思想内容的真理性，事实描写的客观性，表现情感的真实性。真是善和美的决定因素，没有真作基础就谈不到善和美。这种美学观点表现在对创作的要求上，则是“疾虚妄”、 “务实诚”、 “辩然否”。 《论衡》对当时虚妄、伪美的写作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 “……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文章所以能感人，怡悦于人，完全因为“精诚由中”， “诚见其美”，由真实达到美，才会为读者欢迎和赞赏。 《论衡》不仅把真实作为衡量文章美与不美的基本标准，而且还对如何鉴别文章的内容、道理、情感进行了论述，它一再强调：“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又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就是说，文章中的议论纪事，必须以客观事实和经验为依据，不能根据主观的臆断和妄说。在我国古代美学著作中，象《论衡》这样系统地论述文艺的真实性问题，还是少有的。特别是它对生活真实的强调，对古代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当然， 《论衡》的真实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排斥创作中的想象、夸张和虚构的手段，用科学去匡正文艺，实质上说明王充还没有把握文艺创作的特殊性，还没有认识到文艺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这一点既不符合当时和以前文艺的事实，也经不住以后文艺创作实际的冲击。

其次， 《论衡》的另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反复强调。它认为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劝善惩恶”、 “褒是抑非”、“有补于世”。 《自纪篇》中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佚文篇》中说：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就是说，凡是有补世事的“尚用”之文，多多益善;无补时事的虚妄之文，一篇嫌多。《论衡》吸取了古代美学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进步观点，并且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延伸，它从对人性变化的分析，谈到了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人性虽然是自然生成的，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经过环境的影响和必要的教育， “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文学就是这种移风俗、易性情的重要手段。文学通过对人性的改变，可以对社会风气发生积极的影响。基于这种观点，书中对追求辞藻、内容空泛的汉赋进行了批评，即使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也“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至于那些专意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赋体文章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论衡》从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前提出发，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求真尚用是这个标准的核心。

第三，与上述两个问题紧密相联的， 《论衡》具体阐述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它的基本观点是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对立统一。这种观点虽然上承孔子关于“文”与“质”的美学观点，但较之更深刻、完整了。在《超奇篇》中，王充借根与叶，果实与皮壳，羽毛与肢体关系的生动比喻，形象地道出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根才有叶，有实核才有皮壳，有禽鸟才有羽毛，反之，离开叶、皮壳、羽毛等外部形式，其根、实核、禽鸟也无法得到表现。结论是： “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谈到诗歌内在情感与外在形式关系时所说的：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是由王充那里衍化而来的。

第四，提倡独创“违俗”，反对因袭复古。汉王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董仲舒“王权神授”理论的影响，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模拟因袭的文风相当普遍。王充在《论衡》中力排众议，大张“高士所贵，不与俗均”的精神，提倡作学问者要敢于独树己见，不人云亦云，古人未必贤于今人，今人完全可以超过古人。 “造论著说之文，……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这种见解是很精到的。 《论衡》是我国古代美学史上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它的许多理论观点为后世进步文学家们继承，并且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