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对作篇》与《自纪篇》

是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论衡》一书中的最后两篇文章，主要阐述其著作的动机、所遵循的原则以及用世目的。 《论衡》没有专门论述艺术、审美问题，但却包含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 尤其《对作》和《自纪》两篇表现更突出一些。

王充有感于世道人心不古，“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因而产生了著书的动机，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实虚之分……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他并且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认为圣贤“兴文”，都是因为世道衰弊、民风邪鄙这种社会现实刺激的结果。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复强调和申述了真实性原则，如何才能作到真实或“实诚”呢?他主要是从文与质或形式与内容这一对矛盾关系上进行论述的。他认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文质必须副称，同时强调实质内容的决定作用，“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了充分表达思想内容，可以不考虑形式上是否华美。正因为如此，当别人责备他的文章“不能纯美”时，而他却毫无反悔之意。他说：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不能喧宾夺主，不管内容是否需要而专事形式和辞采的雕饰。他还提出了实质内容相同，而形式、表现需要多样化的观点。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相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斵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王充提出上述原则和要求，与他的“劝善惩恶”的用世目的密不分的联系在一起。他说： “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而能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篇无补。

王充以上所论，固然不是专门针对文艺、审美问题而发，然而却包含着他的文艺审美观点。因为他所说的“文”不仅指哲学、历史和社会伦理，也指文艺，——王充的时代，作为文艺的诗赋文学和作为科学的哲学、历史等等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经常是浑沌不分的。因此，他所说的“兴文”自然包括文艺创作在内，他所说的真伪美丑自然也包含着美学意义。正因为“文”是一种浑沌不分状态，王充的哲学又具朴素的、直观的性质，使他对艺术审美规律缺乏认识，甚至有否定艺术审美价值的倾向。这在《对作》与《自纪》以及《论衡》的其他篇章中都有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