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内容·清代词曲·清代填词·清词的几个阶段
清代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清词也和其他文体一样，迭有起伏，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清代初年，词坛衰势不减，受着晚明社会浮靡之风的影响，香艳言情之作盛行，作品多注重感官刺激。由邹祗谟、王士禛编纂、顺治十七年(1660)以后陆续刊刻的《倚声初集》，虽然内涵比较丰富，但写艳却是主要内容。当时，如彭孙遹的“怨粉”“啼香”(卢前《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还有“兰陵邹祗谟、董以宁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征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古今词话》引)等，都是那一词风的体现。
比较早的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具有扭转词风意识的是陈子龙。严格说来，陈子龙是明人，而不是清人，因为他不仅主要生活在明代，仕宦在明代，而且是因抗清而献身的。但他确实是在时间上入清以后，从事了他最有代表性的词学活动，因而成为清词复兴的开山人物。当年龙榆生选清词，以陈子龙为开头，却题为《近三百年来名家词选》，虽然承认陈子龙对复兴清词的作用，而不好定其朝代归属。现在，当我们淡漠了朝代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清朝的时间格局里讨论陈子龙了。
陈子龙论词重复古，推崇五代和北宋，其后学沈亿年更提出“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支机集》凡例)的口号，虽然偏激，却渗透着时代的批判精神。不过，陈子龙虽然持论甚高，却未及完全实施，就因抗清而死，他的后期创作已经见出改革，如果天假以年，应该更有所作为。但他的名声甚隆，门人甚多，云间后学在时代的影响下，已经部分实践了他的理念。特别是和他并称“云间三子”的李雯和宋征舆二位，在词中体现了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强化了词的表现功能。
在清词发展史上，遗民词人的贡献应该特别书上一笔。如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诸人，或雄放郁勃，或深沉哀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词虽然大盛于两宋，但在全面表现人的感情方面，开拓仍嫌不够。如在宋元之际，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词的表现并没有同时并进。较之明清之际，首先，宋元之际的作家往往并不正面涉及易代之际的历史事件，而更多的是通过感怀身世抒发亡国之痛，或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流露于有意无意之间。词这一文体，在当时还没有像诗文那样，承担着时代风云直接见证的明确功能。至明清之际，则明显不同，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直接把动荡的局势和那些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惨痛的事件写进词中。其次，在宋元之际，也有一代反思的文学，表现为整整一代作家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思考。作品中，强烈的历史感，拉平了时间的跨度，将时代浓缩于文心之中，并以特有的方式，对历史作出了回应。但不管是回顾统治者文恬武嬉之习，还是声讨贾似道祸国之罪，有关内容多是由诗文承担的。至明清之际，词人多具与现实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感，即由于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对历史所产生的共鸣，所进行的思考和反省。第三，在易代之时，许多遗民奉行不合作的态度，或遁迹田园，或啸傲山林，很容易与老庄思想产生共鸣。但宋元之际的有关作品，主要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自我完善，希望在清静的“世外”，忘掉现实的痛苦。而在明清之际，虽然同样对老庄(主要是庄子)思想别有会心，但相当一批作家却更为注意其眼冷心热的一面，因而挖掘了其中的激愤，带有独特的个人体验。
清初有几个创作群体构成了一定的声势，对扭转词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西泠(杭州)词人群，代表人物是张丹、毛先舒、丁澎、沈谦等。这些人多为陈子龙门生，作品虽仍不免习染早期云间之风，但已更多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一群体的活动区域大致相同，创作上却各有特点，其中尤以丁澎成就为高。西泠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的地域概念，其辐射面对周边地区有所覆盖。二是柳洲(嘉善)词人群，代表人物有曹尔堪、魏学渠、钱继章等。其中曹尔堪在当时尤有盛名，词学陆游、姜夔、辛弃疾诸人，既有豪健之笔，又有瘦硬之调。三是广陵(扬州)词人群，代表人物有王士镇、邹祗谟、彭孙遹等。这个群体聚集于风流侧艳之地，所写亦多风流侧艳之词，置于清词史上，创辟本不够大，但其近绍大樽，远承《花间》，具有正本清源的动机，而阮亭诸人皆一代才人，海内闻名，亦推动了词学风气的传扬。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的总的趋势是逐渐南移，清词发展的初期乃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也是诸派纷呈，丰富多彩，但京城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对于扭转文学风气，历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之际的政治局势以及当时士人的出处，有着非常复杂的情况，无法单一划定，对于词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也不尽是激烈抗清之人。龚鼎孳累官至礼部尚书，梁清标累官至尚书大学士，在当时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不仅对一些抗清志士多有护持，对晚辈学人每加提携，而且亲自参加到具有群体活动性质的唱和中去。如当时颇可与宋元之际《乐府补题》唱和相比观的秋水轩唱和，二人即为主要的参加者和重要的影响者，对康熙年间带有更深意蕴的词风，尤其是呼应稼轩词风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①。同时，由辛派词风的悲慨到浙西清正词风的建立，递嬗互动之迹也在京城有明显表现，周在浚和卓回在编纂《词汇》一书中的争论，可以视为一个侧面的反映。
清初词坛，总的来说，还处于一个百派回流，诸说杂出，不断选择的过程中。这一状况，到了康熙年间，由于社会政治的发展，也由于词学上的不断反思，加上创作观念的成熟，终于告一段落，而清词的发展也就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几个成熟的流派和一批创作成就甚高的作家。
阳羡词派是以阳羡(今江苏宜兴)一邑词人为主要力量，以陈维崧为领袖的一个创作群体。虽然区域特点非常明显，但总体上却表现出相当的开放性，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领袖人物陈维崧的创作才华横溢，格局阔大，内涵丰富，融苏轼、辛弃疾词风为一体而又不为所限。诸家创作在内容上进一步突破传统观念，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注重表现与民生疾苦密切相关的重大时事。理论上则大胆从事探讨，推尊词体，提出词亦可以为经为史的观念。不仅如此，还既重视词心之深微，也重视格律之精严，万树《词律》之作为阳羡词人群做出厚重的铺垫。这些都在清词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阳羡词人，除陈维崧外，著名者尚有任绳隗、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皆有名于时。
浙西词派与阳羡词派大约同时而稍后，是一个以朱彝尊为领袖、以浙西诸家为基本力量，阵容却远远不为那一地域所限的词人群体。朱彝尊在曹溶的影响下，编纂《词综》一书，廓清词坛流弊，树立创作正则，推尊南宋姜夔、张炎诸人，提倡醇雅清空之风，一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其本人的创作，初沿晚明余习，继而宕开格局，大胆革新，艳词真挚清新，不落窠臼，咏物词穷形尽相，刻画深微，怀古词忧愤苍凉，思致微婉，均为一时翘楚。与朱彝尊并称为浙西六家的词人，也都各有兼擅，如李良年的情韵深挚，李符的言近旨远，沈皞日的蹊径独辟，沈岸登的丹青笔墨，龚翔麟的淡远空灵，都各有特点。此外，与朱彝尊合纂《词综》的汪森，在理论上颇有建树，对浙西词风的形成，也有较大的贡献。
与阳羡、浙西二派同时尚有一些创作成就突出但却不属于二派的作家，择其尤者，有曹贞吉、纳兰性德、顾贞观等人。曹贞吉为“金台十子”之一，其词风华掩映，寄托遥深，是清代初年的词别集唯一收入《四库全书》者，咏物怀古之作尤称擅场。纳兰性德家属正黄旗，是权臣明珠之后，作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其地位尊贵无比，词风却凄艳哀婉，所写悼亡词感情深挚，边塞词则堂庑甚大，均迥然特出时流，不愧满洲第一大词人之称。顾贞观当时与陈维崧和朱彝尊齐名，但词学取向并不相同。他曾明确表示对朱彝尊词学主张的异议，强调不拘一格，自出机杼。其创作大略能够实践其理论，独抒性灵，不为前人所牢笼，《金缕曲》二首以词代书，系远寄谪戍宁古塔吴兆骞之作，堪称词中创格，尤为后世所称道。清代词坛不名一派却自成面目者甚多，此三家可谓最早开风气者。
阳羡词派自陈维崧下世后，逐渐衰歇，后继无人，而浙西词派却继续发展，至厉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厉鹗一生孤寒，长期坐馆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遍读群籍，勤于撰作，著述宏富，词风学习姜夔，深得其神，以幽隽之笔，写出了雅士的追求。其词善于通过表现特定区域的山水来写人物感情，通过写历史人物来营造氛围，通过景物描写来渲染宁静清寂之境，都体现出特定的美学感受。他的咏物词承朱彝尊而来，更加着力追求穷形尽相，见出才力的富赡。经过厉鹗的努力，浙西词派更有进境，终于形成“家白石而户梅溪”的盛况。不过，厉鹗后学往往片面接受他的影响，只知一味逞才力，用僻典，未免性灵不扬，流于形式。但浙派词人仍有成就较为突出者，如苏州地区的“吴中七子”王昶、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皆以学问而名家，而于词学亦深造其境。其中王昶先后编纂了《琴画楼词钞》《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词总集，有大功于词学建设。其自撰作则雍容典雅，尤善表现盛世气象。七子中另一成就突出者是赵文哲，其词长于抒情，写得清新圆转，富有韵致，在浙派中堪称别调。其后，虽有吴锡麒、郭麟等人以流利清虚之笔救浙派滞重之弊，终因才力不足，加之时代要求已变，所以，浙西一派终于渐入末路。但某些词家仍然不断进行努力，如有所谓后“吴中七子”之称的朱绶、沈传桂、沈彦曾、戈载、吴嘉洤、王嘉禄、陈彬华，虽然创作上不够灵动，但像戈载提倡音律之学，作《词林正韵》，要求协律，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创作，无疑也是推尊词体的一种举措，并不能因为创作实践的板滞而否定其改革的用心。
嘉道之际，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焦虑，并期待有所变革，学术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常州词派正是在这时应运而生，使得清代词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是张惠言，他于嘉庆二年在歙县金榜家坐馆时，和其弟张琦合编了《词选》一书，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词选序》中明确提出推尊词体的观念，阐发“意内言外”之旨，强调比兴寄托之意，要求词能够“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因而提升了词的地位，使其更进一步向传统抒情诗靠拢。张惠言本人的创作则取法苏轼诸人，写得疏朗浑雅，富有情韵，具见胸襟学问，把“学人之词”一路推向了新的境界。《词选》附录有左辅、恽敬、李兆洛、钱继重、丁履恒、陆继辂、金式玉、郑抡元等人，或与张氏兄弟同邑，或籍歙县，可以视为体现张惠言词学见解的最早一批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重意旨内蕴却为其所同。不过，张惠言虽然开创了词学的新境界，毕竟是堂奥初开，理论构建还不够周延。漫长词史中只选作品116首，去取固然非常谨严，但众多佳作被摈于其外，取径未免过狭;而为了“从头做起”，选取温庭筠词作为比兴寄托的样板，分析之中，也难免牵强附会。这些，都有待于常州后学周济、谭献等人为之弥补。
周济是张惠言外甥女婿董士锡的学生，是张惠言再传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精髓，而且予以全面发挥。第一，张惠言已言及词的社会内容，周济则作了更详细的阐述，认为词可以发表政治见解，可以反映社会危机，可以表现民生疾苦，可以增强道德品格，明确指出词具有反映重大社会内容的功能。第二，张惠言一再强调比兴寄托虽然是为了推尊词体，但往往过于胶执，难免深文罗织之弊。周济则比较圆通地提出，“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介存斋论词杂著》)。他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论述特定的创作情境和审美感受，是对比兴寄托的更为通达的见解。第三，《词选》虽然陈义甚高，却选词太严，未能充分体现一个批评家所应该具有的对异量之美的欣赏。周济选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不离常州词派的基本精神，却又拓展了词的内容和路数，无疑是对张《选》的修正。另外，对张惠言所轻视的柳永和吴文英，一则给予选择的肯定，一则给予较高的地位，而对辛弃疾也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这些，都是对《词选》的发展。较之张惠言，周济的另一点发展是为后学广泛开示了学词的门径，即“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碧山(王沂孙)格高，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适可体现异量之美，风格互补，而清真(周邦彦)则以勾勒而见浑成。这是一条由南(宋)而北(宋)的路，也是一条鼓励后人勤奋用功的路，因而既具有导向性，又具有可操作性。
谭献是周济的学生，他承接师说，发挥了对比兴寄托的理解，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观点，认为这样就能“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复堂词话〉序》)。从创作和赏析两方面立言，为抬高词的地位，指出词通于《诗》;为显示词的特色，又指出词异于诗。其观点较之前人显然更为融通①。谭献还专门编纂《箧中词》一书，选录清人词近千首，以同朝代之人的创作实践来印证张惠言、周济的词学理论，用心既良苦，影响亦深远，终于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以全面而成熟的形态为世人所接受。至于其本人的创作，长调有意味;小令有情韵，较之其师，似尚胜一筹。
早在明清之际，一批经历了重大社会政治变故的词人就以自己的词笔记录了许多与家国兴亡密切相关的史事，在清代不断推尊词体的风潮中，这一传统被那些最敏感的理论家所关注，并根据具体情形，做出符合时代的发挥。在清代初年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中，阳羡词派首先倡导“存经存史”之说，把原来普遍被认为是“小道”的词提到经史的高度去加以认识，进一步加强了词的表现力。经过常州词派在不同层面的阐发，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在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历史环境中，成为不少作家创作的指导思想。邓廷桢和林则徐这两位封疆大吏在鸦片战争前后所写的和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作品，或慷慨精爽，或沉郁悲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拒列强的心声。龚自珍以《公羊》学精神注入词中，《庚子雅词》多见微言大义，寄托深至，哀乐无端。周闲在浙东前线，戎马倥偬之余，写下不少作品，记录了这场战争的若干片段，境界独创，令人一新耳目。太平天国战争也吸引了不少作家关注的目光。蒋春霖叙写金陵围城的真切，薛时雨描述杭州城破的凄惨，都堪与史著比观。还有赵起、许宗衡、江顺诒等，作品深浅不一，内容也各有区别，但敢于以史事入词则为其所同。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加紧了侵略，一切爱国志士无不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之变局，因而更加激发了创作热情，为中国近代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词的表现范围也更加得到扩大。张景祁之写中法之战以及台湾诸事，叶衍兰之写甲午海战以及当权者误国诸事，王鹏运、朱孝臧等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及前后诸事，均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新创，为清词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因素。经过众多词人的努力，清词终于可以无愧“词史”之称，真正开辟了倚红偎翠之外的康庄大道。
史家论词，有晚清四家之说，即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以为代表晚清词创作的最高境界，且为清词发展作一结穴。从词史发展来看，王氏等四人确为非常重要之作家，但他们的作用，又不当仅从创作上看，尽管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对词学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贡献还在于从另一方面把词学纳入传统的经史之学中，即广泛从事词籍校勘，从而和“存经存史”之说殊途同归，共同支撑了现代词学观念的最终确立。关于词的传播，自清初朱彝尊就感叹词坛缺乏合适的本子以供后学学习，因而编纂《词综》，以悬起正宗鹄的。但真正以传统经史校勘之学的方法来对待词学的，是晚清诸子，尤以晚清四家为代表，其中又以王、朱二人为最。如王鹏运所校勘的《四印斋所刻词》共刻印词集51种，朱孝臧的《疆村丛书》更是卷帙浩繁。校勘的目的当然并不仅仅是改正某些字句，提供权威的版本，更多是昭示一种态度，以引起更多人对词的重视。事实上，词的校勘之学的兴盛确实引导了词风。例如，王鹏运、朱孝臧和郑文焯都参与其中的对吴文英词的校勘，就直接鼓荡了晚清词坛梦窗词风的流行。
注释
① 参见严迪昌《清词史》第三章《百派回流、词风胚变中的南北词坛(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① 参见沈祖棻《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载《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