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般若涅槃，独立发展·南北朝佛学

南北朝时期，在南方相继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五个朝代。尽管王朝不断变更，但是佛教依然发展。这时的中国佛学进入了研究经典并形成众多学派的时代，而涅槃佛性问题则成为佛学研究的中心。

南朝的历代统治者和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崇信佛教，因而佛教在南方的发展相当顺利。

佛经翻译在南朝历代继续有所发展，其中刘宋时期翻译的经典最多，而梁陈时期的真谛则是南朝最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刘宋时期译出各类佛教经典四百六十五部，其中罽宾僧人佛陀什翻译出 《五分律》三十卷，从而使中国流行的四部小乘佛教律典(即 《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的传译得以完成;西域僧人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进一步促进了净土教义的传播;罽宾僧人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使大乘戒律和瑜伽行派的理论开始在南方传译; 印度僧人僧伽跋摩重新翻译了小乘论典《杂阿毗昙心论》，并为众多比丘尼授戒，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推广作出了贡献;另一位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翻译了四卷《楞伽经》，它后来成为早期禅宗思想的重要依据。

梁末陈初的真谛是继罗什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真谛(499—569)是西印度僧人，于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来到中国，翻译了 《解节经》、《摄大乘论》、《俱舍论释》等三十八部经典。他所翻译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经典，使中国僧人得以大致完整地了解瑜伽行派的学说。他的翻译文字比较艰涩难懂，但是忠实于原文，保存了经典原有的面貌。真谛一生用力最多的是翻译和传播《摄大乘论》，这部论典后来成为摄论学派的经典依据。

在真谛翻译的经典中，有一部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论典，这就是《大乘起信论》。这部论典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概括为一心、二门、三大、四信和五行等五个方面。一心是指众生心(也叫作真如或如来藏)，二门是指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三大是指众生心的体大、相大和用大，四信是指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和止观。书中主要说明真如缘起的观点，认为一切诸法都是一心的体现，而一心又分为心真如和心生灭两个方面; 心真如就是众生具有的清净本心或本性，它与真如、如来藏或阿赖耶识同义，是真实不变的本体;心生灭就是指众生心中的各种妄念，它有生有灭，是真实本心的虚假表现;一心所具有的这两个方面之间是不变与随缘的关系，众生心中虽有无明妄念，但真如本心不会消失，就像海水一样，尽管波涛起伏，然而湿性不会改变。这种观点后来对天台、华严、净土和禅宗的心性学说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佛教学者如梁启超、吕澂、印顺等人都指出它的思想在中国佛教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佛教信仰者至今仍把它当作大乘佛教的入门书。

《大乘起信论》的作者一向被认为是印度的马鸣，而它的译者被认为是真谛。但是很早以来就有人对本书的作者与译者问题持有怀疑。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开始把此书列入疑惑部，怀疑它是真谛翻译的作品;唐代均正的《四论玄义》也怀疑此书是马鸣所作。到了近代，首先有章太炎论证此书并非伪作，而是印度的马鸣所作; 以后有梁启超提出此书既非马鸣所作，亦非真谛所译，而是梁、陈时期的中国人所作。梁氏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后主张近似梁氏观点的主要有王恩洋、吕澂等人，而反对梁氏观点的主要有唐大圆、太虚等人。近代以来的日本佛教学者也对这个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如舟桥水哉、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羽溪了谛、常盘大定、村上专精、林屋友次郎、铃木忠友等人都曾发表专文讨论这一问题，他们的意见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肯定此书为马鸣所作，真谛所译;二是肯定马鸣所作，而否认真谛所译;三是否认此书为马鸣所作。目前大多数日本佛教学者认为它是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著作，而中国的佛教学者则无论是认为它是印度的著作还是中国的著作，大都肯定它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朝佛教的命运和南朝有所不同，尽管大多数统治者支持佛教，但是在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却发生了毁灭佛教的运动，使北方的佛教受到沉重打击。相对来说，北朝的佛教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如南朝发达，但是在信仰和实践方面却胜过了南朝的佛教。

北朝时期也有一些中外僧人翻译经典，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北魏时期来到洛阳的印度僧人菩提流支，他翻译了三十部经典，其中主要是瑜伽行派的经典，给当时的佛教以很大影响。他所翻译的《十地经论》成为地论学派研究的主要经典，《无量寿经论》则直接影响到北魏僧人昙鸾的净土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