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朱熹·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予曰： “诗何为而作也?” 予应之曰： “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 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 “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 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 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 “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 《邶》 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 “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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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诗集传》原为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朱熹所撰，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其内容杂采诸家之说，对各篇题旨加以解说，并出己见，不用传统的《诗序》(指小序)。现在选录的这篇序，扼要地说明了诗歌之所以产生，《诗经》的教育意义，风、雅、颂在体制上的区别及其流变;同时，也提及学诗的大要，以及《诗经》对个人修养和治国的作用。
阐述儒家经典的文字，称为“传”(zhuàn)。朱熹此书是杂取各家之说，故称“集传”。绍介这部书导言式的文字，称为“序”。朱熹这篇书序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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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可分五段解说——
第一段(1节)：诗之产生原委;
第二段(2节)：诗之教化作用;
第三段(3节)：诗之体制及其嬗变;
第四段(4节)：诗之学习原则及途径;
第五段(5节)：交待作序原故。
以下先看第一节文字——
第一段：诗之产生原委
或有问于予曰： “诗何为而作也?” 予应之曰： “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 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一、诠词释句：
人生而静等四句——此语出自《礼记·乐记》，大意是说，人之初生心静而无欲，此乃自然的天性;后因感于外物而心动生情，亦是天性之所欲求(可参阅孔颖达之疏语)。
言之所不能尽等二句——语本《毛诗序》，其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节族”，族，读如“奏”，即节奏也。
二、略述大意：
有人问我说：“诗是怎样产生的?”
我回答说：“人之初生，心静而无欲，这是自然天性;当有感于外物之触动而后生情，此也是天性。既然有了欲望，那就不能没有思绪和想法;既有思想，就不能不发言;既欲言而又不能尽言时，故即发之于咏叹;在咏叹之余必定会产生一种自然的音响节奏。这就是诗之所以产生的原委。
第二段：诗之教化作用
曰： “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 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 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一、诠词释句：
教与形——教，即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有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见《国风·关雎》小序)形，表现，体现。言之余，是说语言之不能尽。
其或感之之杂等五句——说明在下者所感之物虽杂，但发之为诗歌，既以下讽上，也必有可取之处。在上者可以引以为鉴，进行自我反省，又可以劝善惩恶。这也是教化作用之一种，并非无可取之处。
乡党闾巷——乡党，原指乡里;闾巷，街巷，此处泛指民间。
圣人固已协之音律——古时圣人都早已将诗配上音律进行歌唱。《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至于列国之诗等四句——见《礼记·王制篇》，载曰：天子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巡狩，巡视诸侯所守之土。黜陟，指进贤退邪。黜，贬斥;陟，提升。陈诗，即采诗而观之。
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是说周朝自从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这里主要指懿王、夷王、厉王和幽王四个时期。陵夷，意即衰落。
东迁与废不讲矣——东迁，是指周平王迁都于洛邑(即洛阳)。此后即为“东周”。废不讲矣，此后天子诸侯对诗教废而不讲了。
孔子生于其时等四句——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诗教已被废弛，无法实现其劝惩黜陟的政治主张，于是，就从事《诗经》的整理编辑工作。籍，典籍，指《诗经》。讨论，研讨、评议。
去其重复五句——此按《史记》说法，但唐、宋以后学者多置疑不信，但也未曾提出否定“删诗说”的足以信服的铁证。刑，删也。
二、略述大意：
有人又问：“诗的教化作用如何?”
我回答道：诗，是人们心中有感于外物的影响而形成言辞，且言之难尽而发之为诗。然而，人心之所感有邪有正，故所成之言也是有是有非的。在上的圣贤所感者无狎邪之气，因而他们的言论(包括诗文)，都是能够起教化作用的好教材。而在下者之一般之人，所感之物虽然比较繁杂，但发之为诗，可用来“以下讽上”，也有可取之处。这可使居于上位的人，引以为鉴，帮助自我反省。因此，下边来的东西，既有劝惩作用，也有教化功能。历史上这样的事实很多，比如，从前西周强盛之时，上起郊庙朝廷，下至乡里民间，他们的言辞诗文，只要是精粹的，都是雅正的，无不可取。因此，古时圣人们都早已配上乐曲进行歌唱了。不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处处都在传唱着、使用它，让天下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感化。至于列国时代的诗歌，其作用也还很大。天子巡视诸侯各国时，常遣太师进行“采风”，以观民风;也以此来发现其政令之善恶，并作为选贤逐邪的进退人才的依据。后来，到了周昭王、周穆王之后(主要指懿王、夷王、厉王和幽王时期)，国势逐渐衰微，直至周平王将国都从长安迁至洛阳(史称“东周”)之后，朝廷不再重视“诗教”了，“诗礼崩毁”。幸好孔子正逢其时，他既未在朝廷为官，要想实行自己的匡正弊政，改善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无望以行。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从事《诗经》等古籍的整理工作。在整理过程中，去掉重复的篇作，理顺紊乱的编排，对于那些不足以劝善的或不足以惩恶的内容，均给以删除，使之达到精简、传世的目的。这样，就可以让后世学者据以考察得失，善者师从之，恶者改掉它。这样做了，它的治国的政治影响虽不足以轰动一时，然而，它的教化作用，实在可以披盖万世。这就是诗的巨大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
第三段：诗之体制及其嬗变
曰： “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 《邶》 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 《诗》 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一、诠词释句：
国风、雅、颂之体——这是《诗经》经过孔子整理后的分类。《诗经》收诗305篇，全部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合乐歌辞，产生于今之陕、晋、豫、冀、鲁及鄂等地。全书按照乐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作者有人民大众，也有士大夫贵族。“风”，是一种乐调。国风，就是各国的地方土乐歌谣。朱熹说：“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是朝廷的正声、雅乐。按朱熹说法，“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见《诗集传》小雅序)。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连歌带舞，用以娱神。颂诗中，包括诗歌和舞诗两种作品。这是一个大体分类，不是绝对的。“国风”中，也并非全部民歌;“二雅”中，也有“颂”和“风”，更有新体诗“讽刺诗”。
《周南》、《召南》句——这是说，《周南》、《召南》中的诗歌，都是接纳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的作品。按《毛诗序》的解释：“《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颖达疏云：“‘二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纪之基本也。……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国，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业，是王业之基也。”(按：《诗经》的郑注、孔疏和朱传等若干诠释文字，只供参考，不可尽信)。
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语出《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集注：“淫者，乐而过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此句语本郑玄《诗谱序》：“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自《邶》而下——这是指“国风”中的《邶》、《鄌》、《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和《豳》等十三国的风诗。
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这里的“先王之风”，指的是周初诸王的正风，到了孔子录懿王、夷王时之诗，及至陈灵公之淫乱之事，时代由盛转衰，原有的先王正风至此亦转为变风(见郑玄《诗谱序》)。
成周之世与其语和而壮等二句——成周之世，是指成王时，周公当政的时期。成周，古地名，在今洛阳市东北。周公亲营成周。“其语和而壮，其义宽而密”，这是说，雅诗与颂诗，语言既平和又庄重，带有肃穆之气，但又不乏宽厚与亲切。
法程与恻怛与闭邪——法程，即法则，规律。恻怛，忧伤，忧世伤时，忧国忧民。闭邪，阻挠邪恶。
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浃(jiā夹)，即浃洽，意为融洽、和洽的意思。这是说在下合于人事，在上符于天道。
二、略述大意：
有人又问：“《诗经》之风、雅、颂之体，如此不同，那是为什么呢?”
答道：我听说，凡是诗中之所谓‘风’者，多半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正是男女相互歌咏、对唱，各言其情罢了。唯独《周南》、《召南》两地之诗，乃是蒙受文王之教化而体现其美德的作品。当人们处于正常健康之性情时，因所感而发之为诗的，就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说二《南》之诗，就是国风中之正经。即所谓“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自从《邶风》以下的十三国风诗(即十五国风，去其《周南》、《召南》)，由于各国本身之治乱之差异，人们贤与不肖之不同，故而因所感而发之诗，也就有了邪正是非之别。自从周昭王、周穆王之后，国势由盛转衰，原有周初先王之正风，至此也转为变风了。至于雅、颂之诗，皆出于成王、周公掌政的成周之世，乃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言既平和又庄重，还带点肃穆之气，但又不乏宽厚与亲切。那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一些圣人贤士，本身就具有万世不灭之法则，至于那些变雅之作者，也是一世的贤人君子。他们摄取其时弊世俗之素材，加工为吟咏的诗章，并经过圣人的筛选。他们那种闵世伤时之心，倡善逐邪之意，远非后世那浅薄的能言之士所可企及的。这就是这部《诗集》之所以称为“经”的原委。因为它的那种“下合人事，上符天道”的种种法理，无一项不具备的啊!
第四段：诗之学习原则及途径
曰： “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一、诠词释句：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等四句——这是说，作者认为二《南》之诗，“独为风诗之正经。”因而说应当以此为本而探索其要领，以列风诗为参照，竭尽其变化，由二《雅》之诗，求其正，以扩大规谏作用，再以颂诗这和声而达到适可而止。这里的要，读平声，求也。止，适可而止。
章句以纲之等四句——这是说，通过章句分析以总括纲旨，诠释文字以识别其意义，反复吟诵以深入赏鉴，细细玩味以加深体验。章句，即分析古书的章节句读。纲，纲要，主旨。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称“训”;以当代或通行的话解释方言的称“诂”。纪，《说文》：“纪，别丝也。”段注：“别之是为纪”。昌(读去声)，同“唱”、“倡”，叹赏。《礼记·乐记》：“壹倡三叹”。涵濡，浸润，细细玩味。体，体会、体察。
则修身及家等三句——这是说学诗如能把握如上原则，那么，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均可从诗中获得，不必另求。对此，朱熹在《诗集传》的《国风一》中所说更明白：《周南》“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其实，他也是秉承孔子有关诗的论述而演绎的。
二、略述大意：
有人还会问：“那么，怎样学习诗呢?”
对此，朱熹理出几条学习原则：首先，以二《南》为本，去探索其要领;以列国“风诗”为参照，竭力了解它的变化;其次，从二《雅》诗中求得其正，并扩大它的规谏作用;再次，以三《颂》诗的和声，达到适可而止。这就是学诗的大体要旨，也即首先要掌握它的基本精神。
在此基础上，作者再摆学诗的具体途径，这就是：通过章句的分析，总括其纲旨;反复吟诵以深入赏鉴;细细玩味，加深体验;最后，审其情性，察其言行。这样地认真学习，诗歌就会显示出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能，再不必另行寻求了。
第五段：交代作序原故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一、诠词释句：
次——编次，排列。
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岁次丁酉。
新安——唐以前郡名(今属安徽省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署名多用新安。
二、略述大意：
提问的人听了回答都谦恭地退了去。这时，我正在编撰《诗集传》，于是，就将这些回答话语编排起来置于篇首。这年是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岁次丁酉冬，古历十月戊子日。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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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诗集传序》，最让人玩味的是什么?也即它的价值何在?
我认为最大价值在于：朱熹序文突破了汉代权威之作《毛诗序》(即“诗大序”)的束缚，对它既有肯定与沿袭，又有修正、补充与发展。以下不妨将“大序”同“朱序”两文进行对照剖析——
第一，“大序”指出诗之“言志抒情”的特征，而“朱序”，则在肯定与沿用这一说法之后，却在“诗何为而作”的诗歌产生原委上作了说明：人之初生，必静而无欲，后因感于物而心动生情，再由情而生言，最后产生有节奏的诗。它进一步明确了物、思、情之一致，并强调了“外物”之催生作用，从而对“大序”仅止于“情动于中”作了修正与补充。
第二，“大序”说明了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而“朱序”也在肯定乐、舞、诗相互关联这个基础上，却顺着音乐这条线索，发现了《诗经》分类的征兆，找到确定类别的标准。因为“大序”沿用了《周礼》旧说，提出“六义”的主张，把风、雅、颂同赋、比、兴六项并列共语。其实，它是混淆了类别与方法的原则区别。孔颖达在诠释“六义”时说得好，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见《毛诗正义》)而朱熹则提出一个“三经”、“三纬”的看法，认为风、雅、颂是“三经”，即“做诗之骨子”;而赋、比、兴，“却是里而横串者”，是谓“三纬”(见《朱子语类》)。他在《诗集传》中，对“三纬”的各自内涵，又作了更明白的界定。这就是：“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新咏之辞也。”这样，就比较科学地阐明了“三经”者，乃诗之体制，也即类别;而“三纬”者，乃作诗之表现方法，是一种表达艺术。
其实，在春秋时代，墨家创始人墨翟在《墨子·公孟》中，早已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的话，可知“诗三百”同音乐、舞蹈、歌唱是密不可分的。因《诗经》中风、雅、颂三大部分的分类，以乐调为其标准，是符合实际的，朱熹改换旧有的政治视角去解释《诗经》体制的分类，无疑是正确的，是对汉儒《毛诗序》的重大突破。据后人的研究，《六经》中的《乐经》，古人说亡于秦火。其实，《乐经》并未单独存在，而它是《诗经》的乐谱。由于后人重“诗”轻“乐”，故《乐经》在秦以后就失传了。
第三，“大序”强调诗与时代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十分重视“诗教”的作用。认为圣人早已将诗予以配乐，“用之于乡人，用之于邦国，以化天下”。“朱序”对此给予大力肯定，并以回溯历史的方式，进一步“阐述”了对“诗教”的重视与否，于国政的兴衰与社会的治乱，具有巨大作用。在这段阐述中，朱熹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创见：其一，在诗之本体论上，认为它具有巨大社会功能的同时，它还有不应忽视的审美功能。人们在“讽咏以昌”、“涵濡以体”时，要理解并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二，在诗与时代关系上，阐述了“正”与“变”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认为“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言，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其三，强调“变风”、“变雅”之诗的重要性。认为，圣人所感者无不正，固然，“其言足以为教”，但在一般人因所感者较杂，不过如发之为诗，也可用来“以下讽上”，促上者“自省”，决非“无可择者”。何况，“变诗”的作者，“亦皆是一时之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对于此，不予重视，不仅可惜，也是缺乏远见。
第四，“大序”作者，并未意识到“如何学诗”的重要意义，故而没有在文中留下片言只语。这正好给朱熹提供了一个发表己见的绝好空间。于是“朱序”则用了一整段文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学诗的原则与具体途径(详见上述，于此从略)。这是对《毛诗序》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也是在《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它使《诗》学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得以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