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钟肇政，笔名有九龙、钟正、赵震、路加、路家等。1925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1943年淡水中学 (现在的淡江中学)毕业之后，他在大溪的国民小学当了一年代课教员，1944年进入一年制的彰化青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日本统治者征召入伍，为“学徒兵”，在大甲的海边构筑铁砧山阵地工事约有半年之久。光复后就读台湾大学中文系，旋又退学，仍任小学教员，决心自学，苦读中文。他和他那一代的台湾同胞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受的是日文教育，无论看书、交谈，思考、动笔，脑子里装的都是日语语汇。台湾光复时，他已经20岁了。他以坚强的毅力，20岁才开始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他从《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学起。遇到不认识的字，便找来《康熙字典》，因为他用的口语是方言，音也切不出来。初步掌握了祖国的语言文字，他就开始涉猎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通过阅读，他慢慢有了自己的写作欲望。开头，他以日文拟草稿，然后再译成汉文，用这种方式写下最早的几篇作品;后来，逐渐习惯以日文构思，再用汉语写作;最后才达到用汉语构思，再直接用汉语写作。1951年4月，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婚后》。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出版的长篇小说有《鲁冰花》、《八角塔下》、《浊流三部曲》、《大坝》、《大圳》、《台湾人三部曲》、《高山三部曲》，中篇小说有《初恋》、《摘茶时节》，短篇小说集有《残照》、《轮回》、《大肚山风云》、《中元的构图》《钟肇政自选集》、《钟肇政杰作选》;文艺理论有《写作与鉴赏》、《西洋文学欣赏》;翻译有《战后日本短篇小说选》、《砂丘之女及其他》、《金阁寺》、《阿信》等。

内容概要 《沉沦》是《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的《楔子》这样写道：“他们是一群冒险犯难的勇者——/在大海尚被赋予不可知的神性的时日里，他们越过汹涌的波涛而来，定居在这蕞尔小岛上。/他们有了他们的历史，年代虽暂，却充满刚毅与不屈的事迹——那是用血与泪写成的历史。/为了生存，他们开疆辟地，与大自然争斗，亦与大自然共存。/为了生存，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周旋，从不低头屈膝。/请看——/那些以馘首为能事的土著野蛮民族; /那些以劫掠剽夺是务的东洋民族; /继之有碧眼苍肤一手执剑一手握十字架的红毛蕃; /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尽管这些人船坚炮利，但他们还是屹立不堕，得到最后胜利。/然后，曾在头上顶着丁字髻，赤裸全身，仅以犊鼻裤遮住下体的东洋民族，摇身一变，穿上别着肋骨饰物的西洋军装再次出现了。这些异族骑在他们头上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屈服吗?/没有!依然没有! /他们再次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了另一页历史。/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如今，他们负起了另一项使命，历史在等待他们继续去写，中华民族魂在等待他们去发扬……/他们依然会胜利的——这只是历史的反覆而已。/——/他们就是——台湾人。小说的开头是距故事发生之前的一百年，陆荣邦从祖籍——广东省长乐县只身渡海来到台湾，先在台北府淡水县给一个地主当长工。他为人老实，也没有什么雄心，只想能挣得一些银子寄回祖籍，对父母尽一点孝道便心满意足了。后来，他用辛勤劳动几年积攒下来的银钱买了一块地从事开垦。他有两个儿子：天贵和天送。天贵在九座寮庄买下一片荒地，他这一房便在九座寮扎下了根。他生有六个儿子，夭折了三个，仅存的三个儿子是信河、信溪、信海。信海又有三个儿子：仁烈、仁智、仁勇。“仁”字辈下面是“纲”字辈。故事开始，陆家的仁烈、仁智、仁勇三兄弟正计划给父亲——信海老人办71岁的生日，突然，传来清廷将台湾割给日本的消息，作为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该怎么办呢?书中写道：“生为一个台湾人，命中注定要与台湾共存亡，否则你就只有丢下你辛苦经之营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田园庐舍，以及列祖列宗的坟茔，回原乡土!……台湾既经割让给日本蕃，他们已经没有理由再在这岛上留下去了。不必搬出什么大道理，单就不能在异族铁蹄下做个顺民——其实那可能是奴隶——这一点来说，他们就非走不可，走，也就是回转长山的故土，祖先所住过的原乡。“陆氏全家在公厅上聚会，商议应变之策。尽管仁智主张回长山——大陆;但是，对这个家族来说，或留或去，都有难处。最后家族议决留下抗击日本侵略者。信海老人要仁勇负起统率年轻子弟们的责任。自此，仁勇也以领导者自居，经常外出，探听消息，联络义军。当日本侵略军到来时，仁勇率领子弟兵，投奔义军，坚守新竹外围，阻止日军南下，仁勇出征那天，酉时拜神祭祖，寅时出门。拜神祭祖时，由陆信海老人主祭，他一身长袍马褂，银髯飘拂，光秃的脑袋闪闪发光，一脸沉重与严肃地站在八仙桌后。他的身后，立着即将远行的陆家子弟。陆信海老人临危不惧，虽因年迈不能亲赴战场，但在侵略者入侵时也坚贞不屈;陆仁勇有勇有谋，可歌可泣，一直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是台湾同胞最早一代的抗日英雄形象;当时的青年一代陆纲昆、陆纲昆等都跟随陆仁勇投效义军，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当那个阿熊师对陆纲昆说：“打什么呢?反正谁来管我们还不是一样”时，陆纲昆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我们是黄帝子孙，不能叫蕃仔来管我们呀!”陆纲昆与他的情人秋菊话别时也说：“我不能不去的，为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二部《沧溟行》，通过陆家迁台来的第五代的陆维栋、陆维梁兄弟，反映了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社会。哥哥陆维栋在公学校毕业后，又被推荐参加国(日)语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公学校的教谕;半年后又被一个“御用绅士”看上，招他入赘为婿了。他过着逆来顺受的“顺民”的生活。有一次他对弟弟说：“你说正义，我很明白，我们是受着人家的榨取剥削，甚至也受着宰割。可是，我们是被征服的，我们抗不过他们，那就只有寻求自存的路子，我们要生存啊!”和哥哥相反，弟弟走的是另一条道路。维梁公学校毕业后，独自到了台北，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当店员。他广泛地阅读，也阅读了当时的爱国的、进步的刊物《台湾青年》。当时台湾同胞的一些抗日活动和组织，如“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等，都在他眼前一一出现。而且，“这还只是这个崭新天地的一个小角落而已。透过这小角落，他还窥见了更伟大的广阔天地——那是海那边的一片广大土地，那儿有东方第一大国，那儿有四亿人口……。维梁清楚地认识了她——祖国，也认识了自己——汉民族”。“20岁的青年陆维梁就这样，成了一个有思想、有眼光、有毅力，也有崇高理想的现代青年”。他积极参加了抗日的农民运动。因此而被捕入狱。最后，陆维梁离开台湾返回了祖国大陆。作者写道：“看看你的祖先所来自的地方，然后继续前进，深入祖国内陆，你将这样与祖国融合为一体，为开拓自己的前途，也为同胞而奋斗。”《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插天山之歌》，写的是陆家子孙陆志骧的故事。陆志骧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抗日的秘密组织。1943年12月，他从神户乘轮船返回台湾。他一上船，就受到日本警视厅派来的“特别高等刑事”的监视。这艘客轮驶至台湾附近的海域，被鱼雷击中，陆志骧遇救后回到家里。镇上的警官和刑事却不断前来询问。无奈，他只好去深山投靠亲戚。从此，在日本特务的不断追捕下，他不断地转移、躲藏。最后终于被捕。但，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

作品鉴赏 1951年登上台湾文坛的钟肇政，是抗战胜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位有代表性的台湾籍作家。钟肇政所关心的是台湾本省本土的人民和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悲痛历史。他的取材局限在台湾乡土，故事背景大多是台湾省较偏僻的客家人的农村生活; 他的作品中有时也出现知识分子，但他所写的知识分子往往也和农民有着血缘关系，因而也显出农民的影子。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如赖和、杨逵、吴浊流)所处的历史时期毕竟不同，他开始写作时，台湾被外国异族占据的历史时期已告结束，他写日本占据时期的生活，是回过头来观察、思考和描写那段悲痛的历史的。台湾同胞具有英勇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身为台湾省的中国作家的钟肇政，从他开始写作，就想以80年来的台湾历史为背景，写一部“史诗式”的《台湾人三部曲》。这部巨著以九座寮的陆氏家族为中心，表现了台湾同胞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奋力图存，为生存而斗争，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曾对《台湾人三部曲》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一部小说继承了本省文学辉煌的传统，以怒涛澎湃的气势，道出了本省人民抗日的一段悲惨雄壮的历史，发扬了本省人民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在小说的构成、形式及表现的技巧上也达到至美的境地。这一部小说使人忆起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单单是那抵抗外侮的民族精神，在其描写的手法上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一个家庭、群体或集团的生活为中心，描写着清光绪二十一年其后台湾割让，日本人渡海如蝗虫般侵害台湾，本省人民的义军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来抗暴的史实，把那一时代和社会的动态重塑起来，指出当时的思想潮流，阐明了本省人民在这土地上生存的缘由和意义。这种不以特定的个人的境遇来剖析时代、社会的递嬗而借一个家族发展的历史和群体生活来透视、印证时代、社会动向的小说手法，在许多结构雄伟的大河小说(Romanf luve)是必然手法。……这部小说从一个陆家家族的先祖天贵……开始写起，靠这个家族的聪慧、英雄和勤勉的美德，他们遂成为这一带地方首屈一指的豪族，连接三代的繁多子孙，各有其面貌、性格、智力和体验，有些是善类，难免也夹杂着败类。但大致说来，在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制度覆盖之下，在族长正确领导下，在固有伦理道德的支撑下，都是健全、进取、向上、英勇的一群。……当时代的风暴、日本侵略者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席卷而来，在人们头上扬威耀武地肆虐的时候，这些陆家的家族就被投入时代的潮流里去。他们尝过流离失所、悲欢离合的哀愁，不得不觉醒起来，以全身的力量和侵略者搏斗，以维持祖宗筚路蓝缕开辟出来的土地，以延续民族的生命。个人、家庭的盛衰和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也就没有个人和家族的存在了。……在描写一个大家庭里所发生的每一个人情感的涟漪、日常生活的枝枝节节上，令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许多情景。……它又不同于《红楼梦》，一来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是诚朴、天真的农家人，不是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二来，作者受过现代文学的洗礼，因此，他描写的方法是基于心理的，富于感觉的，尖锐的、分析的。他创造的各个人物在外表上富于对照性，而内在精神也显然对立;举凡善良温和和狡猾粗暴，美丽和丑恶，勇敢和懦弱，理想和现实，憧憬和情欲，牺牲和自私皆能具象化，使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叶石涛：《台湾乡土作家论集》第174页，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