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两都赋序》开篇即引述“赋者，古诗之流也”，将赋体与《诗》三百篇结缘，并成为后世赋学批评的一条主线。然“流”有二义，一则流裔，有传承或支流的意思;二则流别，即类别或同类的意思。结合《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第二“义”更为切合，说明汉人眼中赋与《诗》是同类的。当然，汉人的《诗》与赋的同“类”意识是从功用上来讲的，这从史迁评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称“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到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亦雅颂之亚”，已明此传统。但观其“讽谏”、“丽则”、“雅颂”，秉承《诗》之传统，亦多为抽象之词。如何以赋体书写《诗》的传统而使之具象化，则见载于后世的赋家创作，其中颇有以题“图”的方式呈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豳风图赋》。
据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的收集，清人有律体《豳风图赋》五篇，分别是彭邦畴（以“七月之诗，风化所由”为韵）、杨棨（以“所其无逸，乃亦有秋”为韵）、钱福昌（以“周公陈王业之艰难”为韵）、赵新（以“先知稼穑艰难”为韵）、浦曰楷（仅存摘句）的作品。为说明问题，先录几则赋文如次：
万古农桑之计，七篇衣食之谋。……看挥洒兮淋漓，画工克绚;信谋猷之具备，穑事维艰。方今圣天子万几兢业，九宇乂安，宸念时廑夫宵旰，民情悉泯夫暑寒。俗劝则农桑克务，恩覃而雨露承欢。人安耕凿之天，不知不识;帝策治平之业，其慎其难。（钱福昌《豳风图赋》）
昔者元公初基，冲王当宁。宴处宫廷，不分禾黍。……恐忘后稷之勤，将坠公刘之绪。乃作《豳风》一篇，使瞽矇朝夕讽诵于王所。后世令主，古训有思。……遂召画工而图此，示艰难不可以不知。其图乎农事也……其图乎蚕事也……披此图也……如见豳馆之几筵，如遇豳民之陇亩。……今考为此图者，前有阎立本之妙墨，后有赵孟頫之笔遒。塔什不花，册并流播;林君子奂，卷亦长留。此由元英宗之留心稼穑，明宣德之寄意田畴。然岂若我皇上不待箴警而自关民瘼，郅治永著于千秋。（杨棨《豳风图赋》）
若夫豳风之有图也……谁欤作者，司马绍先阎立本而传;亦有继乎，林子奂为赵孟頫之亚。莫认寻常藻绘，须知意重心长;未谙家室绸缪，请鉴笔耕墨稼。（赵新《豳风图赋》）
风以达情，图维徵实。目击而存，心藏于密。抚兆姓而忧勤，摹一篇而继述。在治忽观古人之象，创始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如陈《无逸》。……别有深心，董策贾书之旨;群推妙手，曹衣吴带之风。（彭邦畴《豳风图赋》）
上引赋文，可谓同心而异词，同心者均在《豳风》“诗”与“图”之本义，即知稼穑艰难;异词则从不同的侧面演绎其“诗·图”故事。
在赋中，赋家反复提及“今圣天子”“我皇上”等对今上赞语，正是赋家致用观的借古以喻今的写作特征。落实到赋文所叙之《豳风图》，清人作赋以颂德的一个历史节点，正是乾隆帝曾令沈源、唐岱合笔《豳风图》一轴、郎世宁、沈源、唐岱绘《豳风图》一轴，以及周鲲画、张照书《豳风图》一卷。此外，又有《御制豳风图并书》一册，有梁诗正题跋谓“既以积岁之功为诗经全图，复念《豳风·七月》陈王业之艰难，所言农夫女红，趋世附时，勤力务本，尤为亲切有味”（参见吴璧雍《从诗经图发展史看清代乾隆〈御笔诗经图〉》，《故宫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由此可见，《豳风图》历朝均有绘制，而在赋史上一直到清朝才出现多篇《豳风图赋》创作，与乾隆《御笔诗经图》（三十册）及对《豳风》诗的赞述有极大的关联。
于是由清人上溯前朝，《豳风图》的制作成为《诗经图》中的一重要题材。前引杨棨赋文中“前有阎立本之妙墨”与赵新赋文中“司马绍先阎立本而传”的相关描述，所展示的正是这一图绘的历史。据相关史料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豳风图》，继后唐人阎立本绘制其图（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南宋马和之与元人林之奂的《豳风图》最为著名。马图取材《七月》诗，分十七段，十七个情节，画幅中央为农耕者，右幅则在秀丽风景中，有劳作者，有游走山水者;左幅则有奏乐赏音，饮酒怡情的场景，呈现出宏大的农蚕耕织图画（大都会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林图两卷，由“七月流火”等五部分组成，有解缙、张肯、申时行、凝远等人题跋（如《经义考》载：“吴宽曰：林之奂作《豳风图》……学士解公又疏而总题之”），卷首有乾隆御笔“王业始基”四字。至于《豳风图》的传播，如《元史·高宜传》载英宗时“塔失不花以《豳风图》呈进”、明朝《宣德实录》载“上阅赵孟《豳风图》，遂赋长律一章”，《明史·辑略》载宋濂“上《豳风图》，皇太子览而善之”等，在上引赋文中均有形象的描述。其中杨赋中所述“元英宗之留心稼穑，明宣德之寄意田畴”，以及对当朝皇帝的颂赞，均在治政者“寄意田畴”而“留心稼穑”，这是“王业始基”的大事，所以赋家的讴歌与画家的绘饰，其关键还在《豳》诗本身的价值。
《豳風》七篇，分别是《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七月》居首，最为要紧，以致后世绘《豳风图》，多为《七月》图（如马和之）。有关《豳风·七月》的创作背景及思想主旨，《诗·豳风·疏》引《毛序》：“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所言“周公遭变”，指周公因管、蔡流言，辟居东都事。“陈王业”，则指周公辅佐年幼之成王，劝其戒逸勤农以固本的意旨。又，《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又据《史记·刘敬传》“公刘避桀居豳”，可知《豳风》诗直接公刘传统，而构建周人开辟之“好稼穑，务本业”之“大业”。此外，《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浮侈篇》：“明王之养民也，爱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妨萌，以断其邪。《七月》之诗，小大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民固不可恣也。”李贤注：“《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此解《七月》诗意，亦传承汉人尊奉周公作《七月》之诗的经义思想。对此，王安石《诗义钩沉》有较为形象的说法：“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这又由《七月》一诗，推扩于天地人伦之节度，已具社会教化的普遍意义。因此，历代画师绘饰与大臣进呈《豳风图》，乃至皇帝（如元英宗、明宣宗、清高宗）对“图”的重视甚至题咏，虽个中不乏图画形象演绎与展示诗意的艺术性，如“群推妙手，曹衣吴带之风”（彭邦畴《豳风图赋》），然其主旨，仍在对上讽颂其勤政爱民，对下则重劝课农桑。而围绕《豳风图》的赋家创作，不仅以为图示“王政”较“瞽箴”“矇诵”更为形象而直接，而且无不阐明“莫认寻常藻绘，须知意重心长”（赵新《豳风图赋》）的治国理政的深意。与《豳风图》类似的还有大量的《农桑图》的绘制，所以清人浦曰楷于《豳风图赋》称述“桑柘树人家之外，果然极意描摹;瓜壶悬耳目之前，偏觉神传阿堵”的同时，又作《农桑图赋》叙写“披从宋殿阶前，耕夫宛若;展向汉宫池上，织女肖之”，强调“岂不以民生是计，国政攸关”。可知无论是图像，还是语象，所呈现的旨趣，仍不脱离《诗》义的本根。
在读《豳风图赋》时，又会发现其中与《无逸图》的关联，如杨棨赋说《豳风图》的绘事“比宋璟之无逸图而尤觉周详”，彭邦畴赋说“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如陈无逸”，前述唐玄宗时宋璟“手写《无逸》，为图以献”（王应麟《玉海·艺文》）本事，后述历代《无逸图》及所本《尚书·无逸》的主旨，即“周公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同样，在题写《无逸图》的赋作中，也提及《豳风》，如“《豳风》之诗，表里乎《无逸》”（方回孙《无逸图赋》）。于是《诗》之《七月》与《书》之《无逸》在画师与赋家的笔下，有了共同的旨意，所谓“契《七月》之精蕴，领《无逸》之真诠”（沈鲤《嘉禾赋》）。只是在赋史的取意上，《豳风图赋》较《无逸图赋》（陈普等作）更多一层，即“古诗之流”。《豳风图》的功用何在？彭邦畴在赋中申述“别具深心，董策贾书之旨”，指的是董仲舒所上之策，贾谊所陈之论，皆与《豳风》所及“王政”相埒，是王朝立国安民之本，然引入赋域，显然并非仅如汉人所明示的“讽谏”“雅颂”或“诗人之赋”那样的抽象，而是在赋作中也有具体而微的呈现。如扬雄《长杨赋》事述汉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汉书·成帝本纪》），开篇寄“讽”，假“子墨客卿”问“翰林主人”谓：“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动不为身。今年猎长杨……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虽然，亦颇扰于农民。……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岂为民乎哉！”另如张衡《二京赋》写正月“农祥晨正”“天子籍田”，二月“出行东岳，劝勉耕稼”，以及顺时授乡、用财取物的叙写，皆系乎农时“月令”。由此描写，可知汉代赋家在“体国经野”的宏大书写中，其中之“讽”或“颂”，多契合于《七月》之诗的“稼穑之艰难”，是类属“古诗”思想的真切写照。
从批评的视阈来看，赋论有着由抽象到具体、由取义返文本的变化。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汉代赋家“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论述十家，虽列篇名，乃举要之义，评骘风格，极为抽象。然到唐宋以后，如赋格、赋话以及大量的赋选评点的出现，其批评观无不落实到具体“篇章”甚至“句意”。因为汉人重的是“赋做什么”，魏晋以降始談“赋是什么”，唐宋时代由闱场试赋之引导而为“赋怎么写”，继此的明清时代多立足于“赋怎么写”而示范以“赋是什么”的经典（作品文本）。由此再看从“古诗之流”的抽象言说到《七月》具体篇章的“图”与“赋”说，其中正经历了这一“经典”化的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