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词论· 介存斋论词杂著》新诗鉴赏

词论，一卷，清周济撰。济见《宋四家词选》。

周氏论词主张凡三变，但始终以发挥常州词派论词宗旨为己任。此书系作者中年所作，与其晚年在《宋四家词选》之中所揭举的论词主张略有差异。

全书共三十一条。前四条为总论，意在划清两宋界限，批评浙派词人所尊奉的姜夔、张炎及其“清空说”。他认为南宋词不如北宋词，即在南宋词中，姜、张二人也非“巨擘”。从这些评论和所尊奉对象的区别，表现出周氏论词与浙派的不同、甚至对立。

五至七条论词之创作。周氏主张：“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也就是说，初学填词，起点要高，要重视“词”这种体制的独特性，不要泛泛而作。第二步才是考虑篇章结构、色泽音节，待到有了一定的水平，能成格调，然后“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无寄托”本质上是“有寄托”，但因不执著于某事某物某情，似乎是“无寄托”，这样才能达到意境的“浑化”。所谓“寄托”，周氏主张应与时事相关。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未雨绸缪，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几自树一帜矣。”周氏强调词应该寄托与家国兴亡、社会盛衰息息相关的感慨。而且这种感慨是写作者“见事多，识理透”的产物，是作者对社会人生反复体验和深入分析的结果。这样的作品才具备“词史”的资格。可见周氏所说的寄托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比附”，更非直接的抒写。

本书第八条之后，泛评从唐末至南宋末年的诸家词。他从意境创造的角度把南北宋词的高下做了比较：“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其总的风格倾向就是“言浅而意深”，词中的景色只是随手写来，而深挚之情，潜动于内，所以才能“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能够引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使得作品的意蕴非常丰富。而南宋词，多“即事叙景”，这样乃是挑选了与其所写之“事”有关的景物，进行拼合编排，借以陪衬“事”和烘托“情”，这样尽管可能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人工痕迹也不能完全泯灭。因此，南宋词易于效法，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程式，只要学会了这种程式，照章去做就可以了。周济说：“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

周从自己的论词主张出发，对温庭筠、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等五人评价最高。

他认为温庭筠词“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在浑厚之中又有脉络可寻。

对于周邦彦词，他认为周虽好用工笔勾勒，但不显露人工的痕迹，而且是“愈钩勒，愈浑厚”。

对于辛弃疾词，他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周氏还指出：“稼轩郁勃，故情深。”

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这些词人的创作实际，这说明周济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其论对于研究词史与词的创作都有借鉴意义。

此书本附《词辨》而行，有清光绪间刻本传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由今人顾学颉校点，从《词辨》中抽出，单独排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