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显赫的家庭里。外祖父是市长，父亲是皇家参议和议员。父亲亲自教我，我从小就表现出极大的天赋。我在家庭和寄宿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宗教、科学、艺术都产生了兴趣。我的初恋对象是格丽琴，但最终却失恋了。大病一场之后，我先后到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求学，遇到赫尔德尔，经历了“狂飙突进”运动，同时完成了法律学士论文。接着，我完成了《葛兹·冯·伯利欣根》这部作品。随后，我爱上了已有婚约的绿蒂·布芙，这段痛苦的感情经历加上朋友耶路撒冷的自杀，促使我写出《少年维特的烦恼》。1775年，我同丽莉订婚，随即又取消婚约。我最终动身去了魏玛。
【作品选录】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时钟刚打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Frankfurt am Main)诞生。我生时的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 太阳位在处女座内，正升到天顶；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也不忌克，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格外显得厉害。月亮因此耽误我的分娩，等到这个时辰过了，我才得以诞生。
世上所有做父亲的都抱有一种诚挚的愿望，就是想目睹本身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为自己的儿子所完成，似乎他们想以此获得再生，并且好好应用前一辈子的经验。父亲既觉得本身有知识，自信具有真正的毅力，又不信任当时的教师，故确定亲自教他的孩子，只有必须的个别课程才请真正的教师来教，一种充当教师的业余爱好，父亲这时已完全表现出来。公立学校教师的炫学的习惯和抑郁的神态，大概是促使他这样做的首要原因。他想找到更好的教法，而忘记了不由职业教师教授的功课是有很多缺点的。
我的父亲的生涯到这时还是相当惬意的，他认为我也应当走同一的道路，只是要更舒适更远大一点。他因为自己缺乏天才，一切都从极度的勤勉、坚忍和反复练习得来，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天资。无论在早年晚年，无论是以郑重其词或诙谐出之，他常常向我断言，假如他有我那样的天才，他会另外一番看待它，不像我那样轻率滥用它的。
在记忆和推测能力方面，我也有早熟的特征，这是我与那些因此而号称神童的儿童共通之点。因此，父亲迫不及待地期望我快进大学。不久他就宣布我应该进他特加称赏的莱比锡大学，同样研究法律，然后再进另一所大学考博士。第二所大学是哪一所，他就不管，任我自己选择，只对于格廷根大学有不少反感，其原因我不知道，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恰恰对于这个大学抱有很大的信任和希望。
他告诉我说，我应该到韦茨拉尔和雷根斯堡、以及到维也纳去，然后从那儿到意大利。不过，他又屡次主张一个人应该先看看巴黎，因为一从意大利出来，便是“曾经沧海”，再没有什么可以赏心怡情的了。
关于我未来的青年旅游的这种神话，我很喜欢听父亲向我复述，特别是因为结尾总讲到意大利，最后继之以那不勒斯的描摹。他讲起来，他平时的严肃和干燥无味的生活作风似乎都为之解消，而平添了活气，因此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便产生一种热烈的企求，要在这个人间乐园中也占一席地。
我们来的时候桌子已经很干净齐整地摆好，备有足够的葡萄酒；我们在那儿坐下随便吃喝，不用人伺候。可是到了后来却要添酒了，有一个人便喊使女出来；但是出来的不是使女，而是一个非常漂亮——在这种环境看见她时，我们可以说漂亮到难以置信——的女郎。“你们要什么？”当她亲切地道过晚安之后，她问道，“使女生病了，已经睡下。让我伺候你们好吗？”“没有酒了，”一个人说道。“如果你替我们拿两三瓶酒来那就太好了。”“去罢，格丽琴(Gretchen，玛格丽特Margaret的昵称)，”另一个人说道：“那不过是几步路罢了。”“为什么不去呢！”她答道，她从桌子上拿了几个空瓶匆匆地走出门。她的体貌从背后看来差不多更漂亮一点，一顶小帽很雅致地戴在她的小脑袋上，细长的脖子很柔美地连缀着她的头和颈背、肩膀，她的一切都像是超凡绝伦。如果我们的视线不再仅为她的文静真挚的眼睛和可爱的小口所吸引迷摄，我们就可以把她整个容貌更从容地端详一番。我责备我的同伴为什么在黑夜里打发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出去，他们付之一笑，而我不久也放下心，她已经回来了，因为那卖酒的就住在对门。“那么你也跟我们坐下罢，”一个人说道，她就坐下，可惜她却不坐在我身边。她喝了一杯酒，祝我们健康，不久就离开，走时她劝我们早点散席，不要那么嘈闹，因为母亲就要睡了，她所说的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我们的主人的母亲。
这个女郎的容貌，从这一息间起，无论我到哪处去都紧跟着我；那是一个女性给我的最初的持久的印象。我既不能也不想寻找一个借口，到她家里看她，我便为爱她的缘故上礼拜堂，不久就发现她坐的地方。这样子，在悠长的新教的礼拜仪式中，我可以看她个饱，出教堂的时候我不敢同她搭讪，更不敢陪着她走，当她看见我，像是向我点头答礼时，我已觉得幸福极了。
她把我所写的诗体的信稿拿到她身边低声念它，态度亲切而温柔，“这的确是绮丽，”她说道。当她读到天真坦白的地方时便停顿一下，“只可惜不拿它来用在更好和真正的用途上”。“这真个是值得企求的，”我喊道，“一个人如果从他无限爱恋的女郎那儿，得到这样表示爱慕的信誓，那人是多么幸福呢！”“这的确是不容易的，”她答道，“不过仍有许多可能。”“比方说罢，”我接续说，“假如有一个认识您、敬重您、崇拜您和恋慕您的人，献给您一纸这样的信，十分迫切地、情深地和诚挚地追求您，您将怎样办呢？”我把她已经交还给我的那一篇东西递到她身边。她嫣然一笑，沉吟半晌，拿起笔来，把名字签在后头。我狂喜到忘形了，跳起来，正要拥抱她。“不要吻！”她道，“这是庸俗的玩艺儿，但是爱吧，假如是可能的话。”我把那张纸取回，塞在口袋里。“谁也不能得到它，”我道，“事情已经定归了！您已经挽救了我。”“现在请您挽救到底吧，”她高声说道，“赶快地走，免至等到他们回来，使您陷于痛苦和狼狈中吧。”我舍不得抛开她，但是她那样亲切地求我，同时以双手执着我的右手和深情款款地紧握着，我差一点要淌下眼泪来；我相信也看见她的眼睛湿汪汪的。我把我的脸亲了她的手一下，便急忙地走了。在我一生中，从不曾有过像那时那样的迷惑无主。
不过，一个未曾腐化的纯洁青年的最初的恋爱，是完全循着一种精神的方向进行的。造物主是要一个人在异性中具体发现善和美。我也通过这个女郎的晤见，以及我对她的爱慕，而进入优美的新世界。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我的母亲却惊惶失措、忧心忡忡地踱进来。她一感到有点窘迫，别人便很容易看出来。“起床吧，”她道，“有点不快意的事情要告诉你。现在已发觉了你跟很坏的人们来往，而且把自己牵连到极危险、极坏的勾当里头。父亲气极了，我们充其量只能够得到他答应，让第三者来查究这事。留在你的屋子里，等着事情的变化，市参事施奈德就会到你这儿来；他同时受了你父亲和当局的委托，因为这案子已经受理，结果恐怕会很不妙呢。”……
于是，我将这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这朋友听，初时还平心静气，可是，我越记起这种种色色的人物、事件和情景，恍惚是好些天真纯洁的欢娱，好些兴高采烈的享乐，都要陈述于刑事法庭之前，我的极端痛苦的感觉便越增长了，因此，我终于哭起来，感情冲动不能抑制……我最后断言，我再没有甚么好说了，我自己很清楚，我不用怕甚么，因为我是无辜的，我是良家子弟而又为人所称道；至于那些人，不用别人承认他们无罪或替他们洗刷，也是像我一样的清白。我同时声言，如果人们不肯像对我那样从轻处理他们，宽容他们的愚钝和饶恕他们的过失，只要稍为苛待他们，侵害他们，那么我就要自寻短见，谁也不能阻止我。讲到这里，那朋友极力宽慰我，但是我不相信他，当他离开我时，我便陷于极其凄惨的境地。这时我也抱怨自己，不该将这事经过讲了出来和把一切关系揭露出来。我预感到别人会将幼稚的行动、少年人的相互爱慕和亲密友谊完全作别的解释，也许我会把善良的皮拉德斯也卷入漩涡，使他蒙受不幸。这一切的想象一幕一幕的接连向我的脑海猛然袭来，激起和加强我的痛苦，因此我遏不住悲酸了，我倒下来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地板都给我的眼泪沾湿了。
这朋友还继续的背格丽琴以家庭女教师口吻说的话。但是我已好一会不再谛听了；因为她在供词内把我当作小孩子，极度引起我的不快，我相信我为她而害的相思病一下子就痊愈了。我甚至急急对我的朋友断言，现在一切都完了！我也不再讲她，不再提到她的名字；可是我又不能抛弃我的坏习惯： 怀念她，把她的容貌、丰姿、举止想象到如在眼前，她现在在我的心目中自然完全是另一个人了。我觉得一个至多也不过长我一两岁的女子把我——自信也可以算作一个聪明伶俐的青年的我——当作是小孩子，是我不能忍受的事。这时，她从前对我很有魅力的冷淡拒人的神态，我觉得十分可厌；她许可自己施于我而不许可我还施于她的亲昵更是很可憎。这一切还算好；如果我因为她署名于那封诗体的情信上头并以此来向我正式披露她的爱慕，很有理由地把她当作是故弄狡狯、自私自利的卖俏女郎，那才更不堪呢。以她改装到首饰店去一事而论，我也不再以为她是那样清白。这些恼人的思索老在我心头打转，直至我后来把她可爱的品质完全否定为止。在理性上，我已经死心了，相信一定要抛弃她；只是她的小影每每在我面前浮现——这的确仍是常有的事——，使我发现自己在欺骗自己。
纵然这一根有倒钩的箭这时确已从我的心头拔了出来，我的内在的青春康复力怎样才能奏效，却仍是问题。我真个鼓起勇气来，首先要马上戒除的就是哭泣和狂躁，现在我已把这种表现看做万分的稚气。这是康复的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因为我曾半夜半夜地极痴狂地沉浸于这种悲痛之中，因此，流泪和啜泣终于使我食不下咽，饮食的享用变成痛苦，连毗连的胸部也隐隐作痛。我因为发现了格丽琴的真态而日益感觉到的憎恨，使我摒除了这种柔弱的儿女态。我为一个女子的缘故牺牲了睡眠，安静和健康，而这女子却喜欢把我当作一个乳臭小孩，俨然以乳母自居，我觉得这未免太可怕了。
于是我就开始一个方向——我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这即是说，把那些使我喜欢或懊恼或其他使我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清算自己的过去，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同时我的内心又因之得到宁帖。因为我的天性常常把我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去，我需要有这样的才能比任何人更为迫切。我所写出来的一切，只是一大篇自白的片断，这本小书就是想使这篇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不过一个深邃的，有意义的世界早已惹起我的兴味。从我与格丽琴的故事以及在这故事的结局中我早已瞥见那暗地里败坏市民社会的不可思议的迷途： 宗教道德、法律、等级、人与人的关系、习俗——一切只支配着都市生活的表面。那些给华丽的房子围着两旁的街道保持得洁净，在那儿住的每个人的举止也够规矩；但是在内部往往却显得更杂乱散漫，只是外头涂得光光滑滑的，正如一层薄薄的灰盖上一夜之间就要倒塌的很糟朽的墙，因为这会在平安无事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产生的影响更是可怕。
因与友人的妻的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路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致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我特使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连朋友的探访也谢绝，在内心上也把一切与这作品无直接关系的思念搁在一旁。在他方面我把一切与我这个意图有多少关系的思绪搜集起来，把还没有运用作为诗的材料的新近的生活经验加以追忆。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那么多的暗中准备，在四周间握管疾书，没有把全部的计划或一部分的处理方法预先打下草稿，《维特》这部作品就一气呵成地写出来了。
在我面前堆着的原稿只略加订正改动便完成了。我即把它装订起来，因为稿子的装订仿佛是画的配上框子那样，作品是否名副其实，装订以后象是更看得清楚一点。我像一个梦游病者那样，差不多无意识地写成这本小东西，所以，当我自己把它校阅，想要加以润色删改时，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奇怪。可是我相信经过一些日子之后，从相当远的距离来看它，当会发现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因先拿它给那些比我年轻的朋友们读。这回我一反从前的老习惯，没有预先把这事说起，连写这书的计划也没有泄漏出来，故他们读了产生更大的反应。诚然，给予他们以影响的，这回还是题材，所以读了后的他们的心情正与写了后的我的心情相反；即是，我借着这篇作品，比起其他任何的创作的尝试来，最能把我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我因为自己和他人的过失，偶然和故意选择的生活状态，决心和躁急，执拗和让步等种种的原因而陷入这种心境之中，极其猛烈地被拖来抛去，这篇东西写完了我觉得像是在神父之前把一切忏悔了之后那样复归于愉快自由，该会从头再过新的生活。这一贴古老的家传药，这回特别灵验。可是，我这一方面因把实际化为诗而心境轻快明朗，我的朋友们却因而迷惑颠倒了，他们相信定要把诗化为实际，拿这小说作为模仿的榜样，甚至自杀，初时只有少数的青年是这样地想，后来却普及于大众，由是这本对于我自己那样有用的小册子，倒被目为极度危险而遭非议了。
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轰动一时，这主要地因为它恰在适当的时刻出版，正如只需一点的火药线来爆炸一个埋藏着猛烈的炸药的地雷坑那样，当时的青年界已埋藏有厌世观的炸药，故这本小册子在读者大众前所引起的爆炸更为猛烈，而各个青年既已有着满怀的过奢的要求，不能满足的热情和虚拟的苦恼，一触即发，故这小说所引起的激动更大。我们不能希望公众把一种精神上的作品，从艺术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正像我已从我的朋友们所体验到的那样，人们本来只注意情节题材。同时，对一本出版书籍的价值的传统的成见，认为它一定要具有教诲意义，也会助长这种误解。但是，真实的生活描写决不含有这种目的，它没有赞许什么，也没有非难什么，只把情感与行动顺其自然地展开，以此来启迪读者而已。
纵然我的理智和感情都倾向于魏玛之行，但现在所走的新路子，我觉得也有可与前者抗衡的好处。我的父亲已替我定好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旅行计划，并给我装备一个小文库，带在身边，有了它，无论到意大利哪儿去观光我都可以有思想准备，游览指南。闲居无聊的时候，我只有以这些书籍自娱，即在这次到海德尔堡的小旅行中，在马车里头，我也拿这些书来看，不忍释手。而且意大利的美丽的景物，我从小时候起已在种种的记述和图画上头亲炙过，它们的印象常涌现我的脑际。现在我既已决心为离开丽莉而远游，那么往意大利去观赏这景物，当是我最希望不过的事了。
我一边在盘算，一边已把衣服穿好，在室内走来走去。德尔佛女士忧心忡忡地走进来了。“您怎样打算呢？”她喊道。“最亲爱的夫人，”我答道，“请您不要劝我了，我已决定回去；它的理由我已充分考虑过了，再讲出来也是没有用处。决心到头总要下的，而除了有切身关系的本人之外，谁下这个决心呢？”
我这时很激动，德尔佛女士也是这样，于是出现了激越的场面。结果，我吩咐我的佣人去叫马车来，把这个场面结束了。我请求我的女主人镇静，让我把昨晚我与来客作别的玩笑化为真实，请她想想我这回魏玛之行只是访问的性质，短期的滞留访谒，意大利之游仍不放弃，回来的时候一定到这儿来。可是任由我百般辩解，也是徒然。她堵耳不愿听我的话。本已镇静的我又渐焦急起来。马车已停在门口了，行装也已打叠好，马车夫已显出急不可待的样子，老捏着喇叭相催。我飞身走出，但她仍不让我走，十分巧妙地举出目前应有尽有的理由来留我，于是，到末了，我热情地激动地喊出爱格蒙特的道白来：
“孩子，孩子，不要说下去了！光阴的白驹像是被不可见的幽灵鞭策那样拽着我们的命运的轻车走了，我们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勇敢地镇定地紧握着马缰，催动车轮，时而左、时而右来闪避这儿的石头，躲开那儿的悬崖吧。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从哪儿来，差不多也记不清了！”
(刘思慕译)
【赏析】
《诗与真》是歌德59岁时开始写作的一部自传，在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真实是传记(自传)作品的最高标准甚至唯一标准，而歌德却把自己的自传称为“半诗半史”的体裁，首次提出了在自传作品中虚构因素(诗)与真实因素(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该自传从童年起叙述到歌德26岁左右动身去魏玛为止，展现了在成为“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恩格斯语)之前，歌德所经历的曲折发展历程，记录了他人生中最初的爱恨和痛苦，最初的追求与失落，最初的信仰和思考。在晚年诗人的回忆中，诗与真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既是对生平的回顾，也是对生平的加工和再创造。
这部自传从开头便体现出这个特点。但凡自传，必然涉及自己的出生，而歌德却把自己的出生渲染得如此诗意： 吉祥的众星烘托着“我”来到人世，这个开头表现出歌德具有天降大任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在歌德笔下，自己的童年是非凡的： 从小就是神童，对科学、绘画、木偶戏等无不钻研，并在父亲的教导下，立志要在人间占有一席之地；小小年纪就能编出完整迷人的童话故事，引得小伙伴们如痴如醉；对宗教也很早就有了领悟力，曾经自己搭建祭台，供奉上帝，而且还能和自然发生呼应，并产生敬畏之心。甚至在与一个跳舞的小男孩的母亲发生争执的时候，能脱口而出“今日红颜，明日白骨”这样超乎年龄的箴言。
如果自传作者把回忆里的一个偶然事件进行了加工，变成一个自己命运中的必然转折点，如果自传作者把回忆里的一个模糊事件进行加工，变成一段清晰而意义重大的往事，我们是无法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构的。歌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否认自传里有虚构、有想象，如果说“真”是自传的目的，那么“诗”就是自传的手段，虚构不但不妨碍真实，反而能够帮助作者再现真实，这就是诗与真的辩证关系。
除此之外，歌德对自传的任务也有着清晰的认识，那就是“要把人与其时代的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我们发现，在这部自传中，歌德始终把自己放在他人和时代的坐标中，自我与他者、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是贯穿本传的一条红线。一方面，自传以近一半的篇幅记录了自己所交游的种种非凡人物和重大经历，表现时代对自己的“掖助”，颇具史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则着力描写了追求自我的精神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德国学者贡道尔夫曾把歌德比喻成“受了拘束的提坦神(titan)”，这首先是指社会和他人对诗人自我的束缚。严厉的父亲是歌德人生中的第一个“他者”，父亲早就定好了他的发展道路，使得歌德无法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真正的目标——赢得诗人的桂冠。当歌德渐渐长大，他所面对的德国现实又是：“朋侣们漠不关心，教师们沉默寡言。”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软弱落后，歌德所在的法兰克福这个帝国直辖市虽是商业重镇，但仍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制度。
歌德的初恋不幸就成了这市民社会制度下的悲剧。歌德偶然认识了一些下层伙伴，其中有美丽的姑娘格丽琴。这本是一场极其美好的少年维特式的恋情，歌德天真烂漫，完全沉浸其中，忽视了两人阶级出身的巨大差异。但最终由于和那些下层伙伴交往中的恶作剧，歌德和格丽琴还有伙伴们被牵扯进一桩案件。当少年人的真情面对无情的法律以及他人的眼光时，歌德发现，美好的思想与感情被社会所误解和扭曲。但歌德善良的本质还是使得他努力为伙伴们抗争。结果证明抗争是无意义的，加上格丽琴的无情，歌德彻底陷入了绝望。格丽琴这个形象，可以说典型地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产物。她顺从而胆怯，人云亦云而没有自我，她把歌德当作小孩子，完全不理解也不珍惜他的爱情，只是一味地遵从封建陈规，把歌德当作麻烦摆脱了事。这次感情上的重大挫折，使歌德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个人而更在社会，所谓的市民社会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歌德那提坦神般的心灵被困在庸俗的社会里面，这正是他青春期所有苦闷和绝望的根源。
由此，歌德开始了一条“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那就是转向文学。如果说，小时候想赢得诗人的桂冠是因为兴趣，此时进行文学创作则是因为需要，歌德需要借助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卡塔西斯”(净化)效应，来使自己获得心灵的平静。《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这样把歌德从“暴风雨般的”心境中拯救了出来。当然，歌德没有料到，这部作品拯救了自己，却引发了青年们厌世与自杀的风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现实的腐败与衰朽。
除了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之外，《诗与真》还表现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在初恋之后，歌德遇到过许多女子，但每一次恋情的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无论是在仓促中对弗里德里克的不辞而别，还是在理性思考后与丽莉的解除婚约，歌德一旦察觉爱情会拖累他，或是感到他会变成女人的附庸，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之中，他就会选择理智的“逃逸”。最终，他总能迷途知返，从一条条感情的岔道上回归到自我，回归到自己所毕生追求的事业中来。在他一生之中，除了初恋，歌德再也没让感情羁绊住自己追求的脚步，感情的浮云不能束缚住这位自由自在的提坦神。因而美学大师宗白华说，歌德一生最大的秘密，就是“一心为自身和精神上的追求而活着”。
这部自传的结尾意蕴深远。魏玛的马车终于来了，歌德摆脱了爱恋他的丽莉，摆脱了想要为他安排人生的德尔佛女士，摆脱了父亲原先给他定下的计划，跳上了这辆马车。这一跳，可以说是跳脱了情爱的束缚，跳脱了他人的操纵，跳脱了父辈与家庭的牢笼，是青年歌德平生第一次自主作出的重大抉择，仿佛提坦大神终于苏醒，迈开脚步走向自己的未来。整部自传所描述的自我与社会、理智与情感的种种矛盾冲突，在这里达到了戏剧性的顶点，并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从哪儿来，差不多也记不清了！”斩断过去，迎向未来，生命不息，追逐不止。这种精神，就是歌德对于青春期一切迷茫与困惑的解答，而这种精神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歌德终生探索与崇尚的“浮士德精神”：“在前进中他会遇到痛苦和幸福，可是他呀，随时随刻都不满足。”生命有限而事业无穷，歌德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与超越，难怪拿破仑在会见了歌德之后，忍不住感叹道：“这才是一个‘人’！”
(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