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城
那时，对于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进县城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我的家乡距县城只有三十华里，按现在的交通工具，最慢一小时之内即可进城。可我的少年时代，没有车马，只能靠两条腿步行，那就是遥远的路程！何况，城里没有亲戚熟人，更没大人带你去玩，所以，直至到县城考初中前，进县城可是童年的梦。
小学毕业了，要到县城去考初中，那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快到了，心里好激动！家里给准备了一身新衣服，包好一条被子，背个小包袱，天刚发亮，就同几位伙伴踏上进城的路。大人们给编好了进城路线：余管营、陶管营，过去沙集是大宁，大宁过去是草厂，八里路进了威县城。穿过8个村庄，虽然都是平常村落，可对于没出过门的孩子，过每个村都觉得新鲜，眼界在逐渐扩大，兴致越走越浓。过了最后一个村，就要上公路。那时公路虽然是土路，毕竟比村里的路宽，路上行人、车马也多，不时还有汽车过。汽车很少，客车更少。那带车箱的长途汽车还没坐过，里面啥样子、跑多快，都是未知数。伙伴们眼看着客车过，咳，啥时咱们也能坐上去飞一回，这两条腿实在又慢又累！
未进北关，就远远看到城门。城门拱券式，高大气派，可还不知走进城门是啥滋味。早就听大人们讲，县城有四门四关，青砖筑成，城门外还有瓮城，老百姓叫“牛头门”，城门不可直着进去。民间还有顺口溜：“威县的城墙，广宗的大堂，巨鹿的牌坊。”当我们真的走近城门时，那牛头门早就没影儿了，城门上没了城楼，城墙残缺不全，剩下的断壁，也没了青砖。啊，眼前之景，还不如我们心中想象的好！不过，走进城门洞，凉风习习，说话瓮声瓮气。可想，当年县太爷坐着轿子，前边鸣锣开道，进城出城，何等气派！
走进北城门顺北大街到十字街口，约一里路，虽然街上仍然是牛车、马车、人力车，可总比乡村里热闹多了。十字街中心，是城里地势最高处。遥望四门，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洞，尽收眼底，四方街道，店铺林立，往来行人如织。西大街口处，一座石牌坊高高耸立，气势非凡。牌坊下南侧，一座小楼里传出高高的喇叭声，评剧刘巧儿正在热播，城里居民可清楚地听到新凤霞甜美的评剧唱腔。后来方知，县城里的人都会哼几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晚上，是我小学老师给安排的一个大屋子，地上铺上草和草席，我们带着被子，放下就可以睡觉了。小学杨老师没等我们六年级毕业就调到县城进修学校，正好帮了我们一把。那时进修学校没几个人，临时设在法院大门口几间平房里。听说那是当年的县衙门，我们也溜进去看上一眼。旧时的县衙门气派的大门口狮子、旗杆已经没了，早已失掉往日的威风。大门用旧砖新盖了一个普通门口，没有门卫，可以直达前庭后院。前庭青砖瓦顶，比后院略高，少了往日的气派与神秘，仍有县大堂的遗韵。晚上人少夜静，从东街传来的咕咚咕咚的机器声更加清晰。乡下进城的少年不知劳累，好奇心倒盛，我们顺西街往里走，远远看到东街路北亮着耀眼的灯光，照得街上通明，这时如梦初醒，方知那是电灯。当时县城里还没有电，只有工厂里发出的电才有电灯。城里东街是新建的油棉加工厂，笔直的大烟囱高高耸立，蒸汽机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工人换班时，还发出响亮的汽笛声。眼前这一切，一群乡下孩子真像刘姥姥进了荣国府。
升初中考试考场设在南街路西县初级中学院内。城里南街路西高台子之上有一座青砖大门，里面有一座青砖瓦顶二层教学楼，上下十八间，拱门长廊，非常气派，因是新建不久，依然散发着青砖、石灰的清新气息。这样的建筑，立刻吸引了赶考的少年学子。我们的考场设在楼下东边的平房里，看见楼房，望而却步，没敢上去，心里下定决心，未来我的教室一定在楼上！
居城里
1955年9月1日，我终于走进梦想的初级中学校门。那青砖瓦顶楼房已经不再神秘，县城，我可以至少住三年，我从泥土里走出来，转眼变成城里人啦。在那个时代，只要考上初中，就感觉离上大学已经不远了，如果考不上初中，就只有种地当农民一条路，那样的激动心情，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当年，四十多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招生不足二百人，而小学已经普及了，几十个高小毕业生才轮得上一两人升初中，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学习的小学毕业班四十多名学生，直接升初中的只有三人，我算是幸运者了！其余同学大部分回家务农，只有少数不服输者继续复习，待来年再考。还好，第二年初中扩招，才多了几名升初中的同学。
进了学校大门，报完到，就被人领到集体宿舍。我背着一包沉重的行李，穿过两排房子，在狭窄的过道中拐了两三个弯，终于走到学校最后头最里边的一间房子。三间房子一个门，外面有抱厦、明柱，全是土墙建成，说真的，还没有老家的房子好！本来看到新建的楼房教室，住的也该是砖瓦房了，谁知，堂堂的县立中学，依然住着旧房子，对中学的向往一下子凉了半截。后来才知道，老师住的也是土房，连校长也如此。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土房也是过去留下来的，建一座二层教学楼对当时的县政府也是尽力了，可见当时对发展教育的重视程度。
县城里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水井里取。学校备一辆水车，养一匹骡子，每天去城里西南角一个水井里提水装车再运回学校。水是珍贵的，学校只供生活用水，早晨每个宿舍派人取一水桶水供洗脸刷牙，如果洗衣服，只得到校外大水坑里去洗。校对门有一小街，原棉经理部东边有一水坑，不大，城里男女老少常在那里洗衣服。那时不知道多少卫生常识，多人共用一池水洗涮，洗完脏水再倒入水坑，然后再取再用。坑水是不流动的，衣服能洗干净吗？没想过，反正人们都那样生活。比如每顿饭后洗碗，一二百人共用一大铁锅水洗，其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晚上没有电灯，宿舍只能点一只豆大的煤油灯，教室里每间都挂一盏汽灯，用汽油并充气，灯很亮，发出哧哧的声音，每晚由工友定时给点亮，熄灯时再取走。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唱大戏时，舞台上挂上两盏汽灯，照得通明雪亮，而在教室里有汽灯照明，晚上上自习已是很高的享受了。
南街中学校园很小，是过去关帝庙改造的，里面没有操场，上体育课要到东边一个高台子上去。出校门往东，过去水坑往上走，是一片高高的开阔地，上面有球篮、单杠、双杠等简单的体育设施。谁都可以在那里锻炼，那是县城里最大的一片公共开阔地。为什么地势高？原来这里是有房子的，经过多年战火，夷为平地，经过整理，变成城里人的活动空地，学校可以上体育课。东边就是县二中，他们可能也在那操场里上课。
西街路南有一家澡堂，也是县城里唯一一家。每年冬天，组织学生洗一次澡，那是很难得的机会。澡堂里只有大水池子，没有淋浴和洗脸池。几十个人下到池子里，尽情洗去一冬的污垢，真是痛快淋漓。而身下的水，很快变得混浊。轮到最后一班，水改变了颜色而稠稠的了。比起在家种地的孩子们，常年都洗不了澡，身上长虱子的生存状态，回到家里，进澡堂洗澡也是值得夸耀的话题了。
县城呈正方形，四街各长一华里，城墙就是八华里。城里比乡下热闹多了，西街有百货公司，南街有供销社门市，北街有新华书店、县医院，东街有政府机关，至于卖食品的店铺，也不知有多少，直到傍晚，叫卖声不断，晚上也常常营业到很晚。不过，当时的交通工具还很落后，推车的、挑担的小贩，走街串巷，牛车、马车四街通行，路上没有汽车过往。如果上面有辆吉普车、小轿车到县里来，那是很稀罕的事，会引来很多人观看。当时城里四街都有种地农民，后来叫做生产队，城外没有工厂和其他建筑，基本上是耕地，虽然城里热闹，可和乡下农村没有太大差别。到中学学习和在乡下最大的差别是，这里冬天都生煤火，而且有铁皮长烟筒，比在乡下小学没有烟火、四面透风的教室暖和多了。何况，小学虽然冷，可每天还要早起上早操，冻得手脚疼痛而不许戴手套，而在中学是没有早操的，起床后就去吃饭。农村来的孩子，对当时简陋的条件是很满足的，比如吃饭，虽然每天以窝头咸菜为主，可毕竟有时还能吃上馒头，炒白菜，课间还有白开水喝。
住城外
1957年上半年，县里决定把南街校舍给小学用，我们这二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迁到北关新校舍。北关校舍没有楼房，一色青砖瓦房，校园宽大，有操场，那时已招收高中班，是一座完全中学。
北关学校条件好了，但依然怀念南街生活的岁月。因为自1957年之后，国家政治运动不断，打破了原有的宁静生活。刚入学那两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学生只知道校长，不知道还有党支部，学校不设政治课，可学生都关心国家大事，常看报纸，学校也有时事报告。同学之间对家庭出身并不特别注重，地主出身的学生也照当班干部，老师谁出身高也不知道。其实，那时的知识分子多数出身较高，穷人也上不起学。没有这一批人，怎么办教育？所以，那年月，师生都没有政治负担，师生关系亲密。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语文课本改为文学和汉语，文学课本增添了古典文学名著、《论语》、《孟子》、《诗经》，唐诗、宋词、唐宋八家、散文、小说都有，学生大开眼界，学起来兴趣颇浓。那时的学生没有多少作业，没有多大压力。课外活动轻松，唱歌、跳舞、做课间操，生龙活虎。节日还排练节目演出，虽然稚拙，气氛却非常浓厚。喜爱美术的多集中到“美研室”王厚庵老师那里。王老师五十来岁，当时已是老先生了，他擅画写意花鸟画，荷花、牡丹、冬梅、秋菊，信手拈来，跃然纸上。那时，学生们多没见过宣纸，王老师可在宣纸上直接挥洒，在当时县城里，已是出色的画家了。他性格开朗、和蔼可亲，学生们可在他的画室涂鸦，他总是耐心指导，有说有笑。那三间土房的南屋，就是当时南校的一道风景。
在县城北关之外，最大的一片房子就是第一中学。几排教室都是仿苏式大屋顶建筑，其余皆为青砖灰瓦平房。因校外都是农田，除了校南边有汽车站、东边有粮库之外，没有什么建筑，所以，县一中显得招眼球，甚是气派，是县城外最大的成片建筑群，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因县城位于县域西南部，大部分村落往东北辐射，所以老县城也是北关最好，北部进城的人最多，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外发展的重点即是北关外。北关外还有远近闻名的明代万历朝的兵部尚书贾待问的墓群，占地数十亩，在最后高突起的连片墓冢之南，一字排开多座石碑、石牌坊，石人石马、石兽分列两旁，甚是庄重肃穆，一片皇家气派。民间传说，贾尚书“陸升十三印，死后金头银胳膊”，坟埋于多处。后来看牌文介绍，升迁较快是真，没有“十三印”，墓在哪里，谁都说不清。前人有疑冢，以防盗墓。不过，他官职并非皇家，也不可能多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早已成一片平地的墓址，就在原地挖出墓穴，打开棺椁，里面贾尚书尸体完好如初，神秘的传说自然真相大白。
住到城外之后，环境比城里好，房子宽敞，空气新鲜。饭后到校外田野、路边散步，那时没有汽车、拖拉机，路上安全，没有污染。不过买东西要进城，几里路靠两条腿步行，自是不方便之处。然而，城外住三年直至高中毕业，正是国家多事之秋，人们的心情逐步紧张起来，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北京很多文化名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大报纸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学校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正经起来，闲话少说，更不能有与报纸上相悖的言论。学校的正面教育增强，连团支部的活动也多起来。不过，上面规定，中学生不参加反右斗争。可高中班的同学参与了批判右派言论的辩论会。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到处张贴。记得有高中部分学生参加的辩论会在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大门紧闭，初中的学生不得入内，因好奇心，还是到教室外窥探，听不到说什么，只能听到言论激烈，倒像当年斗地主时的气氛。那时节，哪有言论自由？因为右派名单已经被领导内定了，你无力辩解，说什么都得挨批。其实，所谓右派言论，都是人们说的实话。那个岁月，实话不能讲，只能讲官话、空话，粉饰太平，何况，被批者，多数出身不好，历史上有复杂的经历，定你是右派，你有口难辩。时间很快，大字报公布，某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再公布一批，某老师，甚至是领导，也成了右派、“极右分子”，真令人摸不着头脑。按大字报上说的，某人说学苏联的“五级分制”不科学，就定为“反苏”，说农业合作社的“牛都瘦了”，那是反合作化、反社会主义，某人给党支部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孰不知，当个“右派”条件很简单哩！
反右斗争过去，迎来不平凡的大跃进年。学生不反右，但可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敢说实话的学生就遭到批判，我当年所在的初中毕业班就轮到一位牺牲者。
他叫黄耀华，年龄稍大几岁，平时少言，性格内向，可他有思想，善于思考，说出了内心实话，便成为批判对象。农村的孩说农村，对自家村里情况了解最清楚。那时农业合作社成立刚刚三年，其弊端已经明显：吃大锅饭，干活不出力，没有积极性;农民种地靠上面指挥，没有种植自由;连平常活动也要受制于生产队干部，当干部的不干活，多吃多占。谁敢提意见？提意见就是反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农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公共财产（其实都是大家凑的东西）遭破坏。面对现实，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都会有自己的看法。黄耀华在学校说出来了，那自然成了重点。记得在学校往常开会的高台子上，黄耀华被坐在台子上，说是向党交心，全校几百名师生坐在下面，倒也“风光”了一番。只记得他说：生产队里的钟声，像催命的恶魔，若是老师或是干部有此言，打一个右派无疑。不过，学生不扣帽子，宽大处理。最后，还是没有发毕业证，他再升学、就业，根本就没希望了。
看到黄耀华的结局，真有些后怕。转眼在本校升高中，和同学在同一宿舍的床上说闲话时，说起我们村里的牛都瘦得一把骨头，我们新买的一辆铁轮大车入社后很快就坏了，家里粮食不够吃、更无钱花，他赶紧捂住我嘴：“可别说这些，有人告发你还了得。”我们是邻村，村里状况相似，可这些事只能闷在心里，言论只能是“社会主义好”。记得农业合作化第二年的冬天，父亲和村里的一位伙伴一块去地区行署要求退出农业社，那时政策上说入社退社自由，可入社必须，退社不可能。到了大跃进年代，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哪里是辩论，只能说合作化好，没有说理自由。所幸，我们家是革命军人家属，事后并无人追究。
大跃进的风迅速吹到县城，县里反应非常快，敢说大话。大跃进第一个大战役是全国开展“除四害讲卫生”，中学里马上忙碌起来，连多年的厕所坑砖都翻一遍，每人都要捉老鼠、打麻雀。没有多少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我们县成了“全国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县”。四害没有了，中学生首先敲锣打鼓庆祝。一中有洋鼓洋号军乐队，从北关出发，列队到城里县政府报喜祝贺。河北省来了一位副省长，站在一中大操场对全校师生讲话。会写美术字的学生到县里到处刷墙写大标语。至于少上几节课，已不算什么事了。
1958年9月1日，我升入本校高中，仍在北关校舍学习。这一年上课时间不足三分之一，运动一个接一个。
入学上课没几天，首先是深翻土地。地要增产，土要深翻。学校积极响应，在大门外操场边搞一块试验田，深挖三尺多，然后层层填土施农家肥。把阳土都翻到底下了，还长什么庄稼？这话当时是没人敢说的。接下来是沼气化，号召全民办沼气，这次部分学生和老师参与，学校沼气池成功了，又是庆祝。很快，又报导本县已实现了“沼气化”，学生又要列队庆祝一番。这两件事学生停课较少，轮到大炼钢铁，就彻底不上课了。
校园里垒起了土炉，收购来铁器、铁锅、农具、门环等等，凡是带铁字的都收来，放到土灶炉里重新冶炼。烧的是木柴，来源自然是树木。然后用做饭的风箱，学生轮番拉，连夜不停，弄得人困马乏。最后炼出了铁水，成为一个个铁块子，就算成功了，又可报喜了。至于能做什么用，没人考虑，也没人敢说真话。其时正值秋收季节，大批农民抛下眼看收割的庄稼，到处去炼铁、修水利，粮食烂到地里不能收割，最心痛的自然是农民。
轰轰烈烈之后，主课则是勤工俭学。
说是勤工俭学，主要是为学校出力，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那个时代，人们谁也不能计较报酬，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出力，甚至是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学生分成若干组，根据体力，有重有轻，多是力气活，比如推磨、打坯盖房。当时的中学生比现在偏大，还有大出几岁而上学晚的学生，干力气活自是一马当先。学校教室、宿舍都不够用，就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建房。盖房烧砖是一大项，先打土坯比较好办，烧成砖就要建窑，有了砖还要石灰。那时的建筑材料都缺，更重要的是缺钱，说是培养学生爱劳动的观念。其实，那时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谁都在家干过农活，劳动出力都不是新鲜事。砖烧成之后，盖房重要是用石灰，同样要自力更生烧石灰。石灰要用石灰石，可我们县地处平原、远离山区，从哪里弄石头？“敢想敢干”是当时的主导思想，平原上石灰石是有的，可不是原料，而是成品，比如石碑、石门墩等。办法是想出来的，校对面那一片墓地上石碑数座，牌坊也有几座，还有石人石兽，都是一色石灰石，不都是原料吗？因为那是“封建官僚”墓地，那是旧社会的“封建迷信产物”，砸烂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怜那三百多年前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后世的荣耀，精美的雕刻艺术品，竟毁在一个愚昧的时代、一群无知的人群！学校的石灰在院内烧成了，还以为是科研成果哩。房子盖了一排九间教室，还有后院的平房宿舍，那是学校大跃进的劳动成果。而付出的代价怎么算？那一片精美的石雕、碑文，毁了多少？无法再生的文物啊，换来了几间房子。而那几间房子，短短的三四十年之后，全被新建筑所代替，谁还记得那几间房子？罪过啊！
住城外几年，赶上轰轰烈烈的年代，校外面热火朝天，院内能清静吗？能正常上课的日子，下课后立即投入勤工俭学劳动。如果县里有活动，立即停止，下乡劳动，挖渠修路，游行开会，什么事都离不了学生。人人都绷紧了一根弦，只能跟着跑，呼口号，谁也不敢多说一句牢骚话，一不小心即遭批判。不过，我所在的高中班级也沾了时代的光。大跃进年代要迅速培养人才，于是招收了二年制班，少学一年，分文理科，课程减少。一年后，文科班去掉外语，停止物理化学课程，最后连数学也不学了，文科学生一时间变得一身轻松。只学文史课，大大减轻了学习压力。更幸运的是，当决定高考内容时，文科只剩下语文、政治、历史三门课，而语文取消语文知识，只考一篇作文，真是天赐良机！更幸运的事，后边还有。
大跃进继续，大学扩招。当年全国招生二十八万，而应届高中生二十五万，这就意味着当年高中毕业后可全部升入大学，不足部分，动员机关干部、工人去考大学。那时虽然同样奋力备考，可压力较小，升学没问题，看谁能考进名牌，最后，实际上是看谁报考的学校好。敢报名的直追名牌大学，结果，成绩差的同样可入名牌大学。这就是那个扭曲了的时代！人的命运，谁也离不开时代，时代的幸运儿，不是自己能奋斗来的。可怜上三年制的成绩较好的学生，还有后一班二年制的同学，当他们高考时，大跃进已经过去，国家陷入极端困难时期，大学压缩，招生锐减，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啊，轰轰烈烈的年代，虽苦多，也有甜，我们赶上了，而且，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