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起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渐与我国固有之传统思想(如儒、道之学)结合，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对文人思想，作用更大。东晋时期，文人士族不仅尚好老庄之学，且乐谈佛教义理，并以此融会入诗。正如《世说新语》篇注引《续晋阳秋》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犹甚，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之以三世(按：佛教称过去、现在、将来为三世)之辞，诗骚之体尽矣。”外来思想冲决了传统诗学的堤岸，产生了不少有悖诗骚之体的作品。可惜这类搬演佛学的诗篇，大都是义类经论，形同偈颂，因为枯燥乏味而被后人删汰了，流传到现在的，大概是情理兼胜且不十分玄奥费解的。这一首《临终诗》，虽有三世之辞，但还不是侈谈佛理。由于是作者的绝笔，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流露出作者寄心无极又自悲身灭的复杂心情，所以值得一读。
全诗一开首就高谈生死之理，作者托意玄远并无临终之哀。佛教认为，世上万物与人之身体，均由“四大”构成，“四大”指地、水、火、风四种构成色法(相当物质现象的基本元素)。“四大”聚散引起世上生命万物的生灭。故《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这样一种聚散生灭的过程，无始无终。生命万物都处在这样一个无常变化的链中，则人之生死，亦复何哀之有，这是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苻朗的前四句，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正由于佛学的人生观，使作者暂时摆脱了临死的悲哀，而高唱“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寄心于一个超脱生死，逍遥物外的无差别精神境界。
但是，作者毕竟是肉胎凡身，佛教的生死契阔之理并没有使他达到涅槃的境地。这是因为他的死不是沙门高僧功成圆寂，而是贵家子弟遭谗被杀。《世说新语》引裴景仁《秦书》云：‘朗字元达，符坚从兄子，性宏放，神气爽悟，坚常曰：‘吾家千里驹也。’……著《符子》数十篇，盖老庄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后众谗而杀之。”所以，全诗的后六句，又流露出作者临难时对人生无常，旦夕祸福的悲哀。“如何箕山夫，奄焉起东市”两句写出了这种心情。“如何”是没奈何之辞。《诗》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用在句首正见其悲痛难遣之貌。作者平生不恤朝政，以隐士贤达自居，自以为得全身之计，然祸不旋踵，终至被罪遭杀，生活在这样一个仇杀倾轧的社会里，人生之无常，不仅是生住持灭的生死轮回，更包括吉凶祸福瞬息之变。作者的高蹈，唯心主义的佛学，可以使他达观地看待生命的终始，但是，不能使他理解祸福嬗变的原因，所以“如何”之辞，又包含着作者百思不解的哀伤之意。“箕山夫”此用为隐士的代称。传说尧时巢父、许由避箕山(故址在今山西和顺)不愿出来做官。后人遂以箕山为隐居之典。“奄焉”写其祸至之快，出人意料。“东市”原为汉代长安行刑之所，后人因以泛指刑场。作者平生自比巢父、许由，却未遂栖隐之志，反忽然落得个生首异处的下场。不禁潸然感喟：“旰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自称荒废一生，其遭遇有同才高见杀的嵇康了。嵇康字叔夜，因得罪司马氏遭杀。《世说新语》记他“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作者妄图追踪传说中的先贤，但却重蹈前朝名士的复辙，在政治黑暗的社会里，没有生活的真空，对自矜才高不周于世的文人，嵇康的遭遇就是他们的合理归宿，因此“如何”四句虽只写作者个人的哀痛，但却昭示了高蹈名士的共同悲剧。
俱往矣，作者不能逍遥于人间，而将周流于冥世。“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最后二句作者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魏书》附阳固《演颐赋》：“既听天而委化兮，无形志之两疲。”顺天而行再无形神之劳，命归西天极乐世界超脱生死之苦。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难掩他对人世的深深眷恋。
全诗充满着作者寄心无极而又自悲身灭的复杂心情。作者服膺佛学的精微高蹈，然又无法摆脱生命的眷恋。诗人可以在理论上对人之生死终始抱着达观的态度，但面对现实生活的不幸遭遇又使他难以自遣而陷入深深的哀痛中。全诗真实地展示了作者临终时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当时高蹈矫情的名士清流理与情的思想矛盾。通过叙写自己无罪罹难，也从客观上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残酷和黑暗。
比起前代伤逝悼亡之作，这首诗的特点是比较超脱与高蹈了，尽管作者没能彻底摆脱对生命的眷恋。但这首绝命诗，已没有那种呼天抢地的局促悲哀与丧失神智的惊慌心态。由于佛教的传入，给予文士清流以新的思想支柱，使当时人对生死无常有一种新的认识，于是，作者临难时的悲哀，由于佛教谛义的麻醉，亦由淡化而变成超脱了。佛教改变了当时人们对生死的看法，亦开拓了新的诗歌意境，这无疑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须要说明的是，新的诗歌意境，亦不能违背吟咏情性的创作准则。侈谈佛理，情性俱泯的经论语录是不能叫作诗的。由于宗教的麻醉没有能够彻底解除作者临死前的心灵阵痛，从而使作者既言于理又不忘于情。全诗才得以避免形同偈颂而能以情感人，被人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