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署“洪都百炼生撰”，即刘鹗(1857——1909)。有初编二十卷，外编残稿一卷，二编九卷。初编写于1903年至1905年，先后刊于 《绣像小说》 和 《天津日日新闻》 上，有1906年天津日日新闻社刊印本、1907年上海神州日报馆排印本;外编残稿约写于1906年秋至1907年初，生前未刊印; 二编写于1907年上半年，亦连载于 《天津日日新闻》，有剪报本。今严薇青校注的《老残游记》(1981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将初编、二编及外编残稿辑为一册，是目前最完备的刊本。



《老残游记》以游记形式写了铁英号老残者在山东的一段见闻。走方郎中老残来到山东古千乘，替黄瑞和治好了浑身溃烂的怪病。随后应友人文章伯、德慧生之约同赴登州蓬莱阁观日出，见狂风巨浪中有一帆船濒临沉没，三人驾小船前去营救。当他们献上向盘和纪限仪时，却被大船上的水手和演讲者指为卖船的汉奸，小船也被砸碎，三人沉入海底。老残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

老残动身往济南，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只见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十分有趣。老残住下后，游赏了大明湖和四大名泉，在明湖居听了王小玉说唱“梨花大鼓”。他因治好抚院内文案高绍殷小妾之病，被引荐给山东抚台张宫保。宫保向他讨教了治河良策，欲请他移住巡抚衙门，被老残婉言谢绝。

老残只身前往曹州府察访知府玉贤的政绩，一路获悉玉贤虐杀百姓的种种情弊。像于家屯财主于朝栋，因强盗移赃，借刀杀人，遭玉贤枉断，父子三人被收入站笼先后站死，媳妇也自尽殉节。董家口小杂货店王掌柜的独养子，因酒后批评玉贤“糊涂”，“好冤枉人”，就被定为谣言惑众，用站笼站死。马村集车店掌柜的妹夫因得罪了府里马队上的什长，也被栽赃陷害，收入站笼。这衙门口十二个站笼，天天不空，不到一年，站笼就冤死了两千多人。老残对酷吏玉贤残民以逞的罪行愤激万分，他写长函向张宫保细述了玉贤的 “政绩”。

老残在曹州府遇到武城县令申东造，向他介绍了治县济民、化盗为民的方略，并推荐了江湖上名武师刘仁甫，协助其辖理县里治安。申东造令族弟申子平持老残荐函赴桃花山寻访刘仁甫。子平进山后，因贪看雪景，误了时辰，月下又险遇猛虎，遂在山坡下敲门求宿。款待他的是年轻姑娘玙姑，举止大方，具有林下风范。她与子平纵谈儒释道三教，对宋儒种种欺人之谈，颇多臧否。随后，玙姑与父执黄龙子弹琴鼓瑟，合奏 “海水天风之曲”。又请来扈姑、胜姑，四人用箜篌、角、铃、磬演奏了军阵乐《胡马嘶风曲》。子平聆听，心身俱忘，如醉如梦。黄龙子大谈时局的变化，从三元甲子预言 “北拳南革”二乱党酿劫运、开文明。次日子平即请刘仁甫下山，武城县经刘的协治，竟做到 “犬不夜吠”。

老残由东昌府访书返省，走到齐河县，因黄河结冰被阻，在客店中受故人黄人瑞邀饮，妓女翠花、翠环侍奉。翠环家原是齐河县大财主，两年前黄河大汛时，因张宫保听信了史观察的荒唐主张，废弃民埝，退守大堤，结果堤埝中十几万户人家都遭灭顶之灾。翠环家破人亡沦为娼妓。老残和人瑞谋画救拔翠环出火坑。

人瑞向老残述说一桩奇案。齐河县齐东镇财主贾老翁，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娶本村财主魏老儿之女为媳，女儿贾大妮子尚未出嫁。邻村吴二浪子曾托人求亲，贾老翁嫌其嫖赌而未答应。贾家长子因病去世，周年忌辰时，魏老儿接女回家，并送了八斤月饼给贾家。当天贾家除贾大妮子外，十三口人全部丧命。因发现月饼馅里有砒霜，贾大妮子遂告发嫂子贾魏氏与人通奸，用毒药谋害婆家人。县里就此案详了抚台，省里特派刚弼来会审。刚弼向以清廉自命，给魏家父女上夹棍、拶子逼供。魏家管事托人带银票求刚弼，刚弼乘势索取六千五百两的银票和字据，即以此为罪证，严刑逼供，贾魏氏有口难辩，含冤画供。老残听后，决心救魏家父女，遂致函张宫保，请派白子寿太守来复审。不日，白太守到县，对全案细加推求后，未及一个时辰，就审明月饼中原无毒药，在馅里加砒霜是有意陷害，魏家父女当堂无罪释放。白太守又恳请老残参与破案。老残明察暗访，在齐东镇获悉贾大妮子早已与吴二浪子勾搭上，是吴将一小瓶药倒入面锅，众人吃面中的毒。老残用计捕获吴，并从他口中套出此药名 “千日醉”，且有可以解救的药草。于是老残去泰山玄珠洞访青龙子，讨来解药“返魂香”，救活了十三人，了结此案。

翠环在人瑞帮助下赎身从良，由老残纳为小妾，改名环翠。老残也投桃报李，为翠花赎身送给人瑞。老残破案后，携环翠等与契友德慧生及其家眷结伴同返江南。

《老残游记二编》紧接前二十回，写老残和德慧生一行抵泰安府时，登泰山烧香，由青年女尼逸云充当向导。当晚德夫人、环翠邀逸云同住，彻夜长谈。逸云将她在庙中如何爱上孙三爷的经过与内心活动，尽情吐露，并现身说法，谈自己如何用“慧剑”斩断了 “邪魔”。次日老残又与逸云等讨论《金刚经》，逸云通达佛理，口藏机锋，她介绍了青龙子、黄龙子、赤龙子三人是同一个师父传授，赤龙子年纪最小，也最放诞不羁。她和赤龙子的关系是朋友和师弟。环翠到此后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在老残支持下，她拜逸云为师，在泰山观音庵为尼，改名环极。事后老残与德慧生夫妇分手，径往淮安府。

老残到淮安住在自家花园秋梦轩中。一日读了 《大圆觉经》后，梦见一官差请他到阎罗殿，阎王请他坐到 “善人”席上，观看五神问案。只见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或下油锅，或被打得血肉横飞，那些犯了口过的人都被放进磨子里碾成肉酱，这是因为犯口过的人毁人名节，使世界皂白不分，罪孽最大，阴曹也最恨这种人。老残还考察了地府风光，游玩了街市。在地府巧遇石家表妹，她丈夫折礼思现做阴曹小官。折礼思宴请老残，陪酒的官妓都是由阳间命妇罚充的。饭后，老残身上忽发出檀香味，这是因老残在阳世结得佛菩萨善缘，顷刻就要上西方极乐世界。

《老残游记外编》和初编、二编故事并不衔接，主要写老残丁巳年冬月住在北京前门外蝶园，有东阁子和西园公二人来访，谈及近日朝廷整顿新政，满街都换了巡警兵。老残道： 巡警为治国第一要务，这下中国前途大有可望了。西园公不以为然，他听说一巡警局老爷在大街上撒尿，巡兵指责他犯规，反遭到打骂，因为他有大军机作后台。老残叹道：中国人常常倚官犯法，倚众犯法，倚无赖犯法，故国日以弱。随后老残与二人去石头胡同荣泉班，有六七个妓女来参见，一个名叫小蓉的，便是班里的红角。

刘鹗写作《老残游记》，在下笔伊始就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小说第一回从江湖医生老残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写起，作者在此曾有一段自评：“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个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种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曰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说明作者是把自己的小说当作醒世之作。此后作者在初编 《自叙》 中，又一次申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可见作者写此小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社会之悲，种教之恨，是一种寄托遥深的哭泣之作。

小说中的主人公老残，实为作者自况。老残是个道德、文章兼备的智者形象，他所以取号“补残”，是仰慕嫩残煨芋的故事。神僧懒残曾预言李泌合当为十年宰相。后李泌在唐德宗时果然为相十年，并一度挽救了唐王朝的危局。小说中的老残也希望能象嫩残那样，推演治乱，预测兴亡，对国家的危局有所补益。小说写老残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的。

小说第一回以象征手法，前后写了两则寓言故事。前一则以黄瑞和象征黄河，写老残 “略施小技”就治好了黄瑞和浑身溃烂的窟窿，显示了老残妙手回春的才能。这则故事为老残的出场作了重要铺垫。后一则以轮船象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帆船象征中国。小说通过梦境，写老残与挚友文章伯、德慧生至登州蓬莱阁观日出，看见一艘轮船在天风海水中平安驶过，而一只帆船则在洪波巨浪中濒临沉没的险境。小说所写帆船上的人和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如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喻清朝当时的行省数; 东边约有三丈的一块，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喻东三省;东边约长一丈的一块，水波亦渐渐侵入，喻山东省;其余地方，也都无一处没有伤痕，喻其他省份。船上的船主，喻清帝;管舵四人，喻军机大臣人数;六枝旧桅，喻旧有六部;两枝新桅，喻新设的两部;八帆，喻行省总督人数; 水手，喻中下级官吏; 演说的，喻革命党人; 乘客，喻人民群众。对这船上的四种人，老残分别予以不同对待。第一种人是船主、转舵的、撑桅的、管帆的。在老残看来，这些人“并未曾错”，“都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 “太平日子”过惯了，如今遇到大的风浪，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又缺少一个“方针”，“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这里对清王朝统治集团显然采取了回护态度，虽然老残对他们未能治理好国家也颇有微辞。第二种人是管理的水手。他们不顾沉船的危险，杀掠无辜的乘客，搜括他们的财物。老残对他们不顾大局的胡作非为极为愤慨，认为他们是使危船濒于沉没的罪人。第三种人是船上的演说者。老残指责他们是 “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 的 “英雄”，是使这只船更快沉没的坏人。认为革命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会加速国家的覆亡。第四种人是乘客。老残攻击其中赞成革命的人为 “不懂事”，被人 “利用”，赞扬那些反对革命的人为 “老成持重”。如何挽救这条大船呢，作者最后让老残送上一个“最准的向盘”和“纪限仪”，实际上就是作者所奉行的借外资筑路开矿的洋务买办主张。可是老残被下等水手斥为 “用的是外国向盘”，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被革命党人斥为“卖船的汉奸”，终于被赶下了船。这反映了作者上述主张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失望情绪。这一回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局势的见解，揭示了小说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纲。

随后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构思，从两方面展开故事。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以老残为线索，主要写了玉贤、刚弼、庄宫保三个清宫的“政绩”;另一方面着眼于理想，以申子平为线索，借申子平夜访桃花山，宣传了太谷学派的人物和思想，预测了社会的治乱兴亡。

玉贤、刚弼、庄宫保的故事，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晚清官场中清官的种种暴政，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曹州府知府玉贤是个急于事功、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制造了无数冤案，光站笼里就站死了两千多人。他却因此获得了好政声，为上司所赏识。另一清官刚弼，和玉贤是一丘之貉，他愚昧专断，刚愎自用，严刑逼供，虐害好人。在审理贾家十三条命案时，竟将清白无辜的魏家父女定为杀人凶犯。对玉贤、刚弼的顶头上司庄宫保，作者虽有意回护，但对他重用、提拔玉贤、刚弼这样的“瘟官”，事后又文过饰非，也颇有讥评;特别对他轻信史观察治河建议，废弃黄河民埝，殃及数十万生灵，愤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小说所写翠环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对其有力的谴责。作者满怀悲愤之情，对“血染顶珠红”的清官深恶痛绝，对“冤埋城阙暗”的百姓深深地同情。他通过老残之口，大骂玉贤是“死有余辜的人”，并发出誓言： “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例!”对 “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作者诅咒他是 “瘟刚”、“丧门星”，并让老残直闯会审公堂，当众斥责刚弼的虐民罪行。在叙写黄河决堤的两回中，作者对造成这场灾难的 “王八旦大人们”极为愤懑、痛恨，对百姓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由衷地哀伤、怜悯。小说的这些描写，使作品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在揭露清官祸国殃民罪行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清官之恶的原因。作者认为玉贤是个下流的酷吏，他所以伤天害理，残民以逞，就是为了讨好上司，急于做官，且又急于做大官。刚弼的滥施刑罚，酷虐良民，是由于他主观武断，固执成见，不明事理，愚陋无用。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自以为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而庄宫保、史观察之所以行为乖谬，酿成黄灾，是因为这类人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不着实际，且又不顾民情，不知统筹大局。作者认为这样的清官“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他们“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天下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作者所揭示的这类清官的病根，显示了理性的自觉，确实是晚清官员的一种时代病。这种时代病概括了那些顽固守旧官僚的丑陋面目，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老残游记》对清官的批判与否定，表现了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泽。作者关于清官的许多见解，确实发前人所未发，豁人耳目，掀动人心，为众多读者所激赏，这是《老残游记》获得重大声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与这些 “清官”相对照，小说还刻画了 “化盗为民” 的申东造和救民于水火的白子寿两个理想的官员形象，可见作者仍然寄希望于官僚政体的自我改善。

除以上主线外，小说在八至十一回中，撇开线索人物老残，插入了申子平夜访桃花山的故事。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全书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这四回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桃花山。这里环境幽美，景物如画，人们过着自由、平和而安谧的生活，甚至虎啸狼嗥都无所拘束。而太谷学派代表人物黄龙子、玙姑等即隐居于此，他们精通物理，洞察世运，超尘脱俗，逍遥自在，可以自由地宣讲教义，纵论时局。这样的理想境界和玉贤、刚弼残暴统治下的苦难现实，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的这种描写，显然寓含着深意。

这四回主要宣传了太谷学派的思想和主张。书中托名 “黄龙子呈稿”的六首七言绝句，以玄奥隐晦之辞叙写了作者自己从太谷学派受业、明道的经过，赞叹太谷之学淹通三教，绝世不群; 并对太谷传人在苏州联合讲学，从此南北合宗，学派重新兴旺，感到由衷的喜悦。书中的女智者玙姑和预言家黄龙子都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玙姑承担了阐释太谷学派教义的任务。她在与申子平对谈中，讲了儒释道三教的异同：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其异处是只有“儒教公到极处”，而佛道两教都有“褊心”，失之于私。这就为太谷学派以儒学为宗，佛道二教只是用作设象传道的工具作了形象的说明。玙姑所信奉的乃孔孟的原始儒学，她认为自韩愈、朱熹之后，孔孟儒学被“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她批评韩愈是个 “通文不通道的脚色”，他的 《原道》说什么“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 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出其上，则诛。”是颠倒了是非，为专制君主张目。她批评宋儒存理去欲是“自欺欺人，不诚极矣”;揭露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这是玙姑对晚清社会国势积弱、政治酷烈的根由所作的剖析。

黄龙子扮演了先知一角，担负了演绎时世、预示兴亡的重任。他从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出发，以月亮的明暗盈亏、气候的予夺生杀解释社会的治乱兴替，以《易经》爻象的一正一变、互相乘除说明事物的对立变化，认为北拳南革是 “天降奇灾”，但 “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为奇的事”。他以“太极”、“无极”来解释北拳南革产生的根源，认为上帝与阿修罗反复争战，上帝虽能取胜，但总没法消灭这个魔王，这是因为上帝之上还有一个 “势力尊者”，上帝也不能违拗他。这个势力尊者就是儒家所说的 “无极”，上帝与阿修罗王合起来就是个“太极”。黄龙子认为世界是由法力无边的“无极”、“势力尊者”这种绝对精神所主宰，并以此来解释重大社会问题，当然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黄龙子视北拳南革为 “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并对其大施挞伐。他把北方的义和团比作 “鼠疫”、“害马”，把南方的革命党比作 “痸犬”、“毒龙”，攻击北拳南革是“乱党”、“恶人”，都是“讲私利的”。他对南革的攻击尤不遗余力，竟借《易经》“泽火革”卦，诋毁南革首领“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些人“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并警告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跟着溃烂，送了性命”。作者写此小说时，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失败，南方的革命党正当勃兴之际，他把矛头主要指向后者，反映了其对革命浪潮即将溃决大堤时的一种抗阻惶惧的心态。但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对未来失去希望，他通过黄龙子之口传达了自己的心声。黄龙子以 “三元甲子” 之说推演时局，他从同治三年(1864)“转关甲子”起，论证了前三甲大局的变化，并预测了后三甲的变动，即所谓的北拳南革之乱。他指出：“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逼出甲辰 (1904) 之变法; 南革之乱所以逼出甲寅 (1914) 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 又说： “甲寅之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1924)，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黄龙子还借《西游记》 乌鸡国的故事，说明现在金鸾殿上坐着的 “是个假王” (寓指慈禧太后)，“所以要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寓指光绪帝或后来的继承人)请出来。等到真天理国法人情出来，天下就太平了。”黄龙子以唯心史观和术数家的技俩来预测未来，当然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不吻合，但从他的这些预言和寓言中，可以了解作者对国祚兴衰和文明存亡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复兴传统文化的期望和信心，也可以以窥见作者对清王朝及其当政者所持的政治态度。

总之，玙姑、黄龙子同申子平的彻夜长谈，从文学角度看虽不免有宣教意味，但这些言谈却加浓了全书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使整部小说更富有思想意蕴。至于书中以玙姑手抄的 《银鼠谚》预示庚子事变四阶段及毓贤、刚毅的结局，谣谚中的乳虎暗示毓贤 (即玉贤)。立豕暗示刚毅 (即刚弼)，正好和小说主线的内容相契应，这也可见作者的匠心。

《老残游记》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成就，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赞赏。蒋瑞藻 《小说枝谈》 引 《负暄琐语》说： 《老残游记》“虽篇幅稍短，而意趣渊厚，取境遹奇，底是作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道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对此书的推崇可谓达到了极致。他为之作序说： “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诚然，我们如果稍加比较，就可看出，《老残游记》不仅成功地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秀艺术传统，而且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有自己的创新与发展。晚清小说处于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时期，因此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稚嫩、不成熟的状态。一些晚清小说作者为投合时人所好，创作小说时完全背离生活，他们或从道听途说中摭拾话柄，或从报纸花边新闻中猎取材料，然后经过主观臆造，编成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他们在写作上往往采用报章新闻的笔法，夸张过头，浮泛浅露，存在着“张大其辞”，“言违真实”，“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致命缺陷，以致小说作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读来一览无遗，缺乏余味。刘鹗写作《老残游记》则全然不同，他遵循艺术必须反映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明确提出：“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十三回自评)《老残游记》实践了这一创作主张。这部小说绝大多数的人、事、景、物都是“征诸实在”的，这“实”即是刘鹗在山东进行过实地考察的生活经历。征诸实在的真人真事、实景实物，经过作者的托诸子虚——集中概括典型化，将人、事、景、物熔铸成此书中一一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书中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它在不算长的十几万字的篇幅中却成功地描写了几十个人物，其中像玉贤、刚弼、老残、申子平、白妞、玙姑等都写得独具个性，栩栩如生，在叙景状物、音乐描写等方面也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老残游记》善于使用 “加一倍写法”来突出表现人物形象的特征。

刻画玉贤的形象即是如此。刘鹗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 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 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第十六回自评) 为了揭露清官杀人误国的罪恶本质，作者以浓墨重笔 “加一倍”地将“清官”玉贤进行了剖析、鞭笞。作者写这个主要的反面角色，没有采取小说中通常使用的正面刻画人物的方法，去写其音容、举止与心理活动，而是别出心裁，把他隐藏在幕后一直不露面，使人自始至终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作者通过各个角度不同侧面的描写——我们不妨称之为 “旁敲侧击式”的描写，以难度较大的背面敷粉法，通过与玉贤有关的各色人等之口，将这个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形象具有立体感地活画了出来。小说写玉贤的 “登场”，一面受到官方的揄扬，一面受到民众的咒骂：“玉佐臣要补曹州府了”，“他办强盗办得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宫保赏识非凡。……所以打算专折明保他。”玉贤由封疆大吏庄宫保提拔，由候补知府“补授实缺外，在大案里又特保了他个以道员在任候补;并俟归道员班后，赏加二品衔的保举”。然而正是这个“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披着“外面都是好看的”政治外衣的 “清官”，最残无人性，专以酷刑虐害老百姓，“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俺们这个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俺们这里人人都耽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会飞到脖儿梗上来的。”乡绅于朝栋平白无辜遭强盗栽赃，一家四口人活活被玉贤枉断葬送了性命。书中写玉贤对稿案所发的议论，最能暴露他的狰狞面目：“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谁要再来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贿的凭据，不用上来回，就把这求情的人也用站笼站起来就完了!”于家四口沉冤而死，不独民间百姓为之衔屈含恨，就连那移赃的强盗听到都后悔的了不得，说：“我当初恨他报案，毁了我两个弟兄，所以用个 ‘借刀杀人’ 的法子，让他家吃几个月官事，不怕不毁他一两千吊钱。谁知道就闹的这们利害，连伤了他四条人命! ——委实我同他家也没有这大的仇隙。”官吏与强盗，两相对照，玉贤这个酷吏比强盗还要歹毒，这就将其冥顽不化的凶恶嘴脸和残虐的内心世界彻底曝了光。这种写法着实取得了书中无人胜有人的艺术效果。

作者还善于调遣景与物描述手段来衬比、渲染人与事的叙写。如第六回中写老残走进曹州府城，到街上访问本府玉贤的政绩，人们竟都面容惨淡地一口同声说好，他深深叹服古人所说的 “苛政猛于虎”，便在墙上题诗痛斥玉贤：“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接着写大雪中的乌鸦、麻雀饥寒之状可悯，“转念又想： ‘这些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伤害他，又没有什么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象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们一个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待，用站笼站杀，吓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这段描写确实“读之令人酸鼻”(第六回自评)，字字浸透出作者的血泪控诉。最后一句的 “骄” 字下得极沉极重： 痛哉! 哀黎命运不如鸟雀。这段文字对揭露玉贤的酷烈暴政、对反映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平民百姓箝口结舌、人人自危、含辱忍受宰割的惨痛遭遇—— “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 (第五回) 无疑是“加一倍写法”的出色范例。

《老残游记》在写景状物时善于捕捉景物的个性特点，表现出景物的特有神采、蕴涵。

作者描绘的景物都是征诸实在、具体可感的。如第十二回脍炙人口的黄河淌凌一段描写，若非亲眼目睹过山东黄河结冰景象，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作者在第十三回自评中说：“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显然作者不仅有实地的切身体验，而且经过敏锐细致的观察比较，才能如此传神写照地描绘出黄河淌凌的奇观。仿佛意犹未尽，他还借老残之手将之浓缩为下列诗句：“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诗中所写的奇景壮彩与淌凌景观后先辉映。再如齐河县傍晚远眺山景一段描写：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第十二回)作者写雪月交辉中的云山景致，可谓文心如发，辨析毫芒，以极细腻的笔触穷形尽致，将雪月交辉之色的深浅层次、高低差异、远近变化刻画得精细微妙，情味悠长。黄河淌凌与齐河县山景都是以真感情写真景物，作者在冰冻苦寒、雪月峭冷的艺术意象中注入了自己从现实人生遭逢的悲怆之情，面对雪月交辉的景致，感叹道：“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 ‘北风劲且哀’ 的个 ‘哀’ 字下的好呢?”然后写老残由天空北斗七星的斗杓又将东指，一年即将逝去，想到自己 “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并进而联想： “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 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老残“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这段描写由景及情，由个人的身世之感升华到家国之痛。可见作者笔下的景物不止是形似神似，且包涵着值得细细抽绎的深厚底蕴。

《老残游记》善于将听觉艺术化为视觉艺术，书中精彩绝伦的音乐描写，为小说宝库增添了艺术瑰宝。

音乐这一听觉艺术没有自己的物质形式，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运用文学语言把无形的乐声付诸具体鲜明的艺术实体，生动地描摹出它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古代诗人早就对此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出色成就。清代方扶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中说： “白香山 ‘江上琵琶’，韩退之 ‘颖师琴’，李长吉 ‘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刘鹗继承并发展了前人描写音乐的成功艺术经验，在 《老残游记》 中写出了出神入化的“明湖居说书”、“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等描写音乐艺术的杰作。作者写明湖居王小玉说书，迅捷地抓住了美妙的乐声，利用人们通感想象的特点来描写乐声的迷人魅力。一开始写小玉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 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 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巧妙地拈来两个人们皆有生活实感的比喻来描摹乐声的效果，从听众为之陶醉的身心感觉来强烈泻染乐声的神奇力量。接着，描写乐声渐渐高亢，“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回环转折，节节高起。”作者借攀登泰山为喻：由傲来峰——扇子崖——南天门，“愈翻愈险，愈险愈奇”。此处以形拟声，让读者通过想象，把视觉印象化为听觉印象，那拔尖腾空的高音，宛若天外游丝清晰在目。然后描写乐声陡地一落，“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以飞蛇为喻，极写乐声的曲折变化，多姿多彩。及至愈唱愈低，愈低愈细，乐声渐渐消失。此时“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真是“无声胜有声”的妙境。小玉的演唱使人着魔迷醉到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描写乐声再起，先是微音，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小玉唱到高潮，乐音、和声并起，“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此处，作者以焰火喷溅、春晓鸟鸣的绝妙比喻来形容乐声的相和相合，将演唱的热烈气氛、乐声的俱来并发情景描写得绘声绘色，维妙维肖。

作者描写玙姑和黄龙子琴瑟合奏的一段也极精彩动人： “起初不过轻挑漫剔，声响悠柔; 一段以后，散泛相错，其声清脆; 两段以后，吟揉渐多。那瑟之勾挑夹缝中，与琴之绰注相应，粗听若弹琴鼓瑟，各自为调，细听则如珠鸟一双，此唱彼和，问来答往。四五段以后，吟揉渐少，杂以批拂，苍苍凉凉，磊磊落落，下指甚重，声韵繁兴。六七八段，间以曼衍，愈转愈清，其调愈逸。子平……初听还在算计他的指法、调头，既而使耳中有音，目中无指。久之，耳目俱无，觉得自己的身体，飘飘荡荡，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梦。”刘鹗对乐器弹奏描摹得如此擘肌分理，对琴瑟妙声体味得如此细入神髓，这主要得力于他本人所具有的深厚音乐修养，他熟谙各种乐器性能，弹得一手好琴，对乐理也有过相当的研究。可以说他状写音乐所达到的艺术技巧与成就，在中国小说家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综上所述，《老残游记》之所以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老残游记》饱含着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是真情的抒发。他认为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哭泣”之作，尤其都是“不以哭泣为哭泣者”之作。创痛愈深，感情愈挚，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作者正是怀着身世之感情，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种教之感情，来创作《老残游记》的，因之收到了“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的艺术效果。当然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作者并未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脉搏和前进的方向，他选择了一条 “补残” 的道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均见初编 《自叙》) 作者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残局”和即将逝去的年华而哭泣，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一种个人的感伤的色彩，这正是他对旧世界、旧我不能决裂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真情实感的内涵我们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二，作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在创作上走的是一条写实的道路，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概括力，将生活艺术化，人物、事件典型化，无论是写人、叙事、绘景、状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样的描写，自然能打动人们的心灵。但这部小说也有败笔。我们发现自1905年之后，作者在撰写 《老残游记》初编后六回(15—20回)及二编九回时，已经背离了原来的写实方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创作道路。如初编后六回为了追求离奇情节，以不足信的齐东野语，编造了贾(假)、魏 (伪) 两家的内争，酿成十三条人命大案。而被毒死的这些人，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尸体居然没有腐烂，最后老残从泰山青龙子处取得了治“千日醉”的解药“返魂香”，使十三个人死而复生，真是荒唐至极。作者在写作二编九回时，政治思想已日趋消极，创作思想也由人世转向出世，由现实转向虚幻。他写此二编就是为了寄托其“人生如梦”、“同归于无”的感慨。(二编《自叙》) 二编前六回主要写了泰山斗姥宫女尼逸云如何用 “慧剑”斩断 “邪魔”，由“住世的逸云”变成“出世的逸云”，达到“超凡入圣”、“大彻大悟”的境界。逸云的言谈举止和心理活动写的虽很有特色，但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太谷学派的人物、思想和修养功行，把人们引向消极遁世的迷途。二编后三回写老残梦游阴曹地府，展示了地府中种种可怕的刑罚，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徒思想。老残对犯有 “口过”的人特别痛恨，认为这些人 “毁人名誉罪更大”，在阴司所受到的冥谴也最重。这显然是对那些责骂他为“卖船的汉奸”的“下等水手”和革命党人的一种反击，反映出刘鹗不可明言的阴暗心理。《老残游记》外编残稿，作者原想反映新政时期的社会生活，但由于其创作作风的转向，已难以接续下去，只好束之高阁以饱蠹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