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之德
《中庸》第二十七章
［原文］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1］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2］“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注释］
［1］峻：高峻，险峻。
［2］此句引自《诗经·大雅·民》。
［译文］
圣人之道多么伟大啊，充乎天地之间。它生养万物而通达至天，充沛而有余。礼的大纲有三百条，礼的细节有三千条，都等待着圣贤之人来实行。
所以说，若不是有崇高的德行，就不能凝聚至道在心。因此君子尊崇道德而又追求学问，寻求德之广博又细究精微之处，达于极高的境界而又遵循中庸之道，回顾旧知而获取新知，敦实厚道崇尚礼义。
因此身居高位也不骄横，处在下位也不悖逆。国家清明有道，他的言论足以振兴。国家荒淫无道，他的沉默也足以容身。《民》中讲的“既明达又有智慧，可以保全自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解］
达到至诚境界的圣人，如上文所说，达到了与天地相通的境界，可以化育世间万物。礼乐制度就是圣人周公融合自然法则与人的性情而设计的，在他身后，再要将礼乐制度落实到人民的生活之中，真正发挥作用，还有待后来的圣人。这也是“哀公问政”部分开头提出的“为政在人”的观点。
《礼记·中庸》这里讲“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礼记·礼器》里面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大戴礼记·本命》有“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此外还有“正经三百，动仪三千”等类似的说法，这些都是指礼的大纲与礼的细节。就好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四章，又细分为1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十章，又细分为452条。当然“三百”“三千”的数目，是古人取一个概数的说话习惯，就像“诗三百”“白发三千丈”的说法一样，并非确数。
◎中庸的五种面貌
就像圣人一样，只有先达到了崇高的道德水平，才可能体会至诚的精神境界。因此君子要想达到圣人的级别，要修行自身的德行，接下来子思提出了五点：
遵循先天的本心，同时尽心学习后天的智慧；既能看到道的广大浩瀚，也能专精于道的细微玄妙；做到真正的高明有为，又能行中道不走极端；在质疑旧有知识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境界；忠厚温和，合乎礼的要求。
这五条之中，都隐含中庸之道的要求：
把握先天素质与后天塑造之间的中。一方面不能忽视自己本有的天性，就像在人类进化中的七百万年里，不论是狩猎、采集还是营造住所，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像其他生物一样每天付出大量的体力。长时间伏案工作，只是近一千多年的事情，与整个人类进化历史相比微不足道。因此久坐久立、缺乏运动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这一点无可辩驳。把“从来不运动”当光荣的，更是无知的表现。另一方面，人需要从后天的学习中汲取营养。人类之所以能不断进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语言和文字可以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积累下来，我们不必每一代人都从零开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一味靠自己的感觉去闯，在很低级的地方犯错，这样的失败例子不胜枚举。
把握广大与精微之间的中。一方面，广而不精的“广”没有实际意义。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社会上满街跑的“国学大师”，你只要给一个话头，不管是儒释道、中欧印，还是经史子集、五行八卦，或是奇门遁甲、唐诗宋词、琴棋书画诗酒茶，没有他不能讲的。但过后回味起来，这样的“广博”只是“国学”名号包装下的新型“成功学”：一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加上激动人心的奇闻趣事，没有任何实际收获，让你听得一时痛快罢了。另一方面，是精而不博的“精”会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落脚点。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在为数不少的博士，由于各种原因，不愿甚至不能与外界、与社会进行良性的交流，有时甚至成为社会小报的主角，被一些持“读书无用论”的人拿来做“反面教材”。博士本该是本专业领域内的智慧者、未来的精英，但当“专精”影响了“广博”，导致专业研究与社会实际脱节：他们的专业不被社会了解，他们的专业知识也难以直接地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甚至他们本人都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
把握超凡与平凡之间的中。反面的例子如希特勒，他在艺术、军事、演说等许多方面都有远超出常人的能力，但他的野心让600万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把大半个世界拖进了战争的深渊。到了二战后期，他的多疑和偏执又葬送了德国和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上的追求，一个人的能力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
把握旧与新之间的中。在这上面，年轻人容易犯的错误是一味求新。追求新事物，推崇新观点。年长的人容易犯的错误是一味守旧。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打转，过分保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事实上，不论是继承还是批判，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当中生发出来的。不存在彻底的“旧”，也没有纯粹的“新”。
◎“善良”等于“正确”吗？
最后一点，是把握善良与原则之间的中。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善的一方，在做好事。其实，失去了原则规约的“滥好人”，从长远的角度看反而是在坏事。
《孔子家语》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
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孔子家语·致思》）
子路在蒲邑当地方官的时候，带领百姓修筑防洪工程，并且自掏腰包给百姓准备了饮食。孔子听说后派子贡去制止子路。
子路因此很不高兴，反问孔子：您用“仁”教导我们，怎么又禁止我按照“仁”去做，这我接受不了。
仁爱百姓当然没错，但要遵循原则。孔子考虑到了子路当时的身份，身为地方官，体谅百姓饥饿，那按照程序去请示上级拨发粮食就好。明明有章可循却自掏腰包，那是侠士的行为，不符合他地方官的身份。而且，越级擅做主张，还可能会得罪上级，所以孔子是指子路行“仁”的方式存在问题。
不论古代的“礼”，或是现代的“法”，还是其他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约、制度，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思考后的产物，维护着我们的生活秩序，所以应当受到我们的尊重。古代如此，现代社会一样如此。
比如，对待城市中一些亦真亦假的流浪乞讨者，正确的做法是联系有关部门（民警、地铁工作人员等）走正常的收容程序。许多人却欺骗自己：“假不假是他的事，善不善良是我的事。”殊不知这不仅是把自己的血汗钱供给了远比自己富裕的人，更为极端的是，有犯罪分子因为看到其中的利益而去贩卖儿童，故意致其伤致残来博取同情心，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状况。
又比如，在一段时间里社交传媒中甚嚣尘上的“呼吁贩卖儿童一律死刑”，也是“自以为善良”的举动。假如这一条呼吁成真，才是社会的灾难。
任举三点原因：
一、死刑不是万能钥匙，它的威慑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从先秦时代就有死刑，但杀人犯、纵火犯、贪官污吏、毒枭杀手到21世纪也没有消失。因为更大的风险可能催生更大的利益，利益足够大的时候多大风险也不怕，就像前文中我们引用马克思的话：“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二、一律死刑会让这些案件变得更加惨烈。如果人贩子面临的是像贩毒一样的几乎必死的风险，那么人贩子在面对警察时一定会拼死抵抗，即使被抓了也没有必要交代孩子的去向。因为之前还有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则横竖都是一死。
三、贩卖儿童一律死刑会打乱法律的体系。即便是故意杀人罪，还要“视情节轻重”而有所区别。刑法第240条已经规定，贩卖儿童最严重是可以处以死刑的，但如果改为“一律死刑”，那更严重的犯罪又该如何处置呢？
一个国家法规、量刑的设置，都是经过深刻考虑和检验、复杂科学的程序而制定的。如果法律按照大家一时的情绪来变动，那等于没有法律。扪心自问，我们转发支持“贩卖儿童一律死刑”，感觉自己是善良的、正义的，但是我们真的思考过之后的事情吗？还是只是在宣泄自己对人贩子劣迹的愤怒呢？
所以说，在追求“诚”的过程中，需要时时用中道来纠正自己。我们追求诚，需要秉持中道；我们行中道，起点和终点又都是诚。中庸与诚，是不可分离的。
小人看不到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可能，“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鲁迅）。而做到了中庸与诚的君子，也就能做到“素其位而行”，在上位，被人仰视，有更好的待遇，但不因此就骄傲自满。在下位，要承担更多细碎的事情，但不因此觉得怀才不遇就胡作非为。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做好自己，不因为外在的环境而迷乱本心。同时，具有德行上的“明”和智慧上的“哲”，能认清形势，保全自己。
“明哲保身”这一成语就来自《诗经·大雅·民》这一篇。这本来是极高的称赞，只是到后世跟“中庸”这个词一样，产生了褒贬意义的变化，很多时候用来形容因为害怕连累自己而逃避矛盾。这已经变了味。
《中庸》第二十八章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译文］
孔子说：“愚昧而自以为是，卑贱却独断专行，生在当今却要返回到古时的道路上。这么做，一定会有灾难降临到他身上。
“若非有德的天子，就不要想着议定礼制，不要想着制定法度，不要想着考订文字。现在天下车子的轮距一致，文字的字体一致，伦理规矩一致。虽有相应的地位，若是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礼作乐的；虽有相应的德行，若是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不敢制礼作乐的。”
孔子说：“我述说夏朝的礼制，而在夏朝后裔的杞国已经不足以验证它了；我学习商朝的礼制，还有商朝的后裔宋国保存着；我学周朝的礼制，现在还在实行之中，所以我遵从周礼。”
［通解］
朱熹认为本章是“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
智慧上不足的人，还不去学习，有好的榜样也不去追随，非得要自作主张；地位上低下的人，还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非得要独断专行；明明生活在当下，非得按照古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三种情况，都免不了要遭受灾难。
程颐认为，这三点都是针对“制礼作乐”这一国家大事来说的：
无德为愚，无位为贱。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生周之世，而从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世，返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灾之道也。（《二程集》）
第二段针对前两种情况讲，只有达到了至圣境界的天子，如尧、舜、周公等，既有盛德，又有尊位，方才具有“议礼”“制度”和“考文”的资格。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是没有足够德行的“愚人”，要么是没有地位的“贱人”（孔子就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都没有制礼作乐的资格。
第三段引用孔子的话，解释第三种情况。关于“古”的问题，可能不少人都觉得孔子是非常推崇“古”的呀，他还说自己“信而好古”，这里怎么又说“反古之道”是不好的呢？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好古”与“反古”是有很大区别的。孔子好古，是通过了解古代，以历史的视角来观察当下。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强大，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儒家对历史的了解和重视：
那么为什么儒教（从汉代起）能够压倒其他学派而获得胜利呢？其实还是因为儒教学问本身有着足以占据优势的特点吧，最大的长处即以历史学为基础。老庄尊崇无为自然，排斥人为，因而没有历史学；墨子之学只有《尚书》而没有《春秋》，也就是说有古代史而没有中世以后的历史；战国纵横家之学，只有近世史而没有古代史。但儒学在古代有夏商周三代的全盛期，其后有春秋，而春秋末期是孔子的时代，之后有孟子、荀子等学者接续，一直到达现代史。拥有这种连贯的历史体系的只有儒教。换言之，只有儒教能够教给人们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宫崎市定中国史》）
儒家这种“好古”的观念，跟我们今天学习历史、回顾过往的目的是一致的，最终落脚点在给今天提供参考、完善今天。而“反古”的意思，则是无视时代的发展，认为古代好过今天，生搬硬套古代的一切，而这和本书一开头就提到的儒家讲究因时而变的“时中”是相矛盾的。不论是汉代的王莽生硬模仿周代的改革，还是袁世凯在民国妄图恢复帝制，古往今来，已经有无数例子证明，无视时代变化的“反古”，必将被时代的浪潮“拍在沙滩上”。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祭天
《论语》中有与本段类似的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都是指出夏、商两代的制度已经模糊不清了，盲目追求“反古”肯定会遭遇失败，还是当下实行的周礼最合乎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环境。
《中庸》第二十九章
［原文］
王天下［1］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2］，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3］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4］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注释］
［1］王（wàng）天下：领导天下。王，称王，动词。
［2］征（zhēng）：征兆，验证。
［3］俟（sì）：待，等待。
［4］此句引自《诗经·周颂·振鹭》。射（yì），厌恶，讨厌。
［译文］
称王天下，如果做好了议定礼制、制定法度、考订文字这三件大事，那就很少会有过失了。前代的制度虽好，但是没有切实的验证，这就不能让人信服。不能让人信服，百姓就不会遵从。身为圣人但处在下位的人虽然有美德，但是没有尊贵的地位，这就不能让人信服。不能让人信服，百姓也不会遵从。
因此君子治理天下，要以自身具有的德行为根本，并在黎民百姓那里得到验证和信任，考察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制度而没有冲突之处，立于天地之间而没有悖逆自然的地方，卜问鬼神也没有可疑的地方，等到百代之后再有圣人降世也不会产生疑惑。卜问鬼神而无疑，这是因为明晓天理；百代后的圣人也没有疑惑，这是因为明晓人道。
所以君子的举动，可以世世代代为人们所遵行；君子的行为，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的法度；君子的言语，可以世世代代作为天下的准则。远方的人民仰望他，近处的人民也从没感到过厌倦。《振鹭》说：“在彼方没有人憎恶，在此地没有人厌烦；日日夜夜勤于政事，永远保持好声誉。”君王无不是这样做的，因此早早就在天下享有盛名。
［通解］
朱熹认为本章是“承上章‘居上不骄’而言”。
对于这里的“上焉者”和“下焉者”，郑玄认为上焉者指“君”，下焉者指“臣”。朱熹则认为：
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谓圣人在下，如孔子虽善于礼，而不在尊位也。
上焉者，是指时间的“上”——周代以前的夏、商，他们的制度已经只存在于文字上了，老百姓不能直接目睹它们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去遵从了。下焉者，是指地位上的“下”——地位低的圣人，譬如孔子，虽然有盛德，但没有尊位。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就会受到老百姓的质疑，也就没法引领人民追随。与上章的意思一致，王天下之人，需要同时具备德行上的崇高和地位上的尊贵。
这里需要联系到上一段讲述的“至诚之道”。上一段讲述的是哲学层面：至诚之道所能达到的与天地万物精神相通的玄妙境界。本段最终归结到人类社会：行至诚之道的圣人，通过议定礼制、制定法度、考订文字等等大小方法，将这种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精神施展到人类社会中。天人合一，于人道中体现天道。如同《周易》中所形容的：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经·文言》）
不论任何时间、空间、实体、虚幻中，都没有冲突，达到了《中庸》第一章“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
◎贯通上下文
从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九章，以上两节，从至诚之心所能达到的境界，讲到至圣之人对人类社会的引领作用。
以下一节，从第三十章至第三十二章，承续上文。以先师孔子为例，又从讲述圣人的德行，回溯到化育天下的境界中，进而完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