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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礼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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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概述

《礼记》概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根据学者们考证,《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在写作时间上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一起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博士。《礼记》的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孔子死后,门徒“七十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讲礼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而得名,即指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戴德所选的85篇本为《大戴礼记》(今残),戴圣又选49篇为《小戴礼记》。戴德选编的《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时只剩下了39篇。《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注。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礼记》。这两种本子各有侧重和取舍,亦各有特色。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为《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上升为了经典,到唐代则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以后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天下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后又经近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这种传统说法存在一定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而成,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固定。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书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有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而且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留传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订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20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学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融会。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辑上也趋向兼收并蓄。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即《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因为大经学家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记”的选辑本——《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20万字的《左传》和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攻习《礼记》的人还是很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升,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则有《礼记》而没有《仪礼》。在这一历史时期,《礼记》与《仪礼》在经学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小戴本便用来专称《礼记》,而且还和《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试图从中寻找到有益于自身与社会的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注本除郑玄的《礼记注》之外,还有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杭世骏的《续卫氏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当然,宋代以下的这些注解书,卷帙浩繁,也不够精审,不必通读。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十三经当中唯有《礼记》一种,清人没有做出新疏,清人关于注释《礼记》的著作,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超过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所以,读《礼记》的注解,还是应以郑玄的《礼记注》为主,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为辅。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参考书籍,聊备翻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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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31 0: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