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演义》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题 “我佛山人” 著。作者吴沃尧 (1866—1910年)，广东佛山人。原名宝震，字小允，初号茧人，后改趼人，又号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原载 《月月小说》 第一至十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 (1906年11月) 至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1907年11月) 出版，计二十三回，未完。《月月小说》 第十号发表附告云： “全书计在百回以外，……于本期之后不复刊载，……俟全书杀青后，再另出单行本。”但后来未见续作。宣统二年 (1910年) 上海群学社据 《月月小说》抽印出版单行本。
书叙晋武帝代魏平吴以后，大封宗室为王。不久，极意声色身亡。外戚杨骏趁机勾结杨皇后假造遗诏独揽朝政。惠帝继位后，贾后与杨骏矛盾日趋尖锐，乃密谋召楚王入京杀杨骏，又将杨皇后贬入冷宫饿死。贾后初诛杨骏，为收买人心，故让汝南王与卫瓘共秉朝政。不久，又挑起楚王与汝南王的矛盾，借楚王之手杀了汝南王与卫瓘，随即又以滥杀大臣之名诛杀楚王。贾后除此心腹之患后，大恣所欲，秽乱宫闱。
赵王镇守关中宠幸孙秀。孙秀因与雍州刺史解系不合，暗中勾结匈奴郝度元进犯雍州。解系有备，匈奴兵大败而归。郝度元转恨孙秀，乃勾连马兰羌、卢水胡起兵攻陷上党、上郡。赵王飞章告急，朝廷着梁王统兵接替赵王，御史中丞周处亦挂先锋印同行，周处出征以后连收三郡，军威大振。梁王因周处在朝不避权贵， 屡犯其颜， 便故意不出援兵， 不给粮草。 朝廷张华、 裴輎等充耳不闻，致使周处战败身亡。
赵王进京以后，遍贿贾后左右，依旧得到重用。是时朝廷大臣崇尚清谈，视国家大事如同儿戏，赵王见朝臣如此举动，在孙秀的谋划下，先害死富甲天下的卫尉石崇，取其财，后又逐步谋得兵权，乘匈奴齐万年再犯关中，京师守备空虚之际，杀掉贾后一党，自立为帝。
赵王篡位以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各地藩王起兵讨伐，赵王被诛，惠帝复辟，大权尽落齐王之手。齐王见众藩王各拥重兵，恐其谋己，乃以河间王当初党附赵王为由欲削河间王兵权。河间王得此消息，故意挑起长沙王与齐王火并，实欲借齐王之手杀掉长沙王，然后进兵洛阳杀掉齐王，以实现废去惠帝迎立成都王，由其独揽朝政的野心。不想齐王为长沙王所杀，河间王只得另寻除掉长沙王的机会。不料消息走漏，长沙王领兵征讨河间王。河间王亦派张方领兵约请成都王举兵，杀奔洛阳。是时，东海王将长沙王骗入府中杀掉，张方乘机领兵进入洛阳，逼废太子，拥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被立皇太弟以后，还镇邺郡，日恣骄纵，奢侈无度，擅用天子舆服仪仗，东安王见此，劝谏遭杀，其侄琅琊王只得化装逃走，后开东晋基业。
张方引兵退还关中以后，朝政尽落东海王之手。东海王暗想，惠帝以后，太弟嗣位，必不能总揽大权，时闻成都王僭用天下仪仗，遂降诏废太弟。成都王闻此，遂出兵大败东海王，取惠帝回邺郡。是时，匈奴左贤王刘渊随侍惠帝左右，乘机脱离，回国自称汉王，日后进图中原。其时蜀地亦大乱，流民在李特带领下屡败晋军。李特死后，其子李雄占据成都，后建大成国。正当此时，王浚、司马腾联合鲜卑进军邺郡，成都王奉驾败归洛阳。此时朝中张方、成都王二人用事。成都王一味骄奢淫佚，张方一味榨取财物。张方见民穷财尽，乃建议迁都长安。河间王闻讯迎驾于长安。至此，朝政大权尽落河间王之手。河间王见成都王骄奢淫佚，亦追悔当日立其为太弟，乃传旨废太弟，于是诸王之乱再起。河间王、成都王等多相继败亡，大权又落东海王之手。不久，惠帝中毒而死，怀帝即位。山东王弥、庐州陈敏先后举兵，皆被东海王奉旨镇压。汲桑与石勒在参加公师藩迎立成都王之战失败后，在山东再度起兵，汲桑兵败遇害以后，石勒归附刘渊，封为平晋王。
在吴趼人三十余种小说的创作中，其先后创作的历史小说有《痛史》、《两晋演义》和 《云南野乘》三部，虽然它们皆为未竟之作，但在晚清小说家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却很引人注目，诚如阿英先生在《晚清小说史》 中所说的那样，“在晚清小说之中，还有不得不注意的一环，那就是讲史与公案的写作。当时的作家，在这一方面最努力的，要推吴趼人。”在吴趼人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两晋演义》是继 《痛史》 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虽然缺八十回之多，给我们深入地研究其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从现存的二十三回来看，《两晋演义》依旧具有较高的审美认识价值。它不但是吴趼人个人的，也是晚清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如果说在 《痛史》 中吴趼人充满着愤激之情，通过对南宋卖国臣子 “只图眼前的富贵，甘心做异种异族的奴隶”的批判，以历史事件来表达抨击晚清卖国的民族意识，那么在《两晋演义》的创作中，吴趼人似乎已经对先前历史小说创作的倾向提出了疑问，似乎已经从愤激中逐步冷静下来，企图在平静的叙述客观的描摹中，将更深广的社会内容寓于历史人物的塑造之中，来提高作品进行社会批判的力度。也就是说，作者要将“别有所感”(吴趼人语)的社会内容隐藏在发微历史真实的背后，在重点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同时，借历史来映照现实，借历史来抨击现实。这一重点的转变，无疑是吴趼人历史小说创作的新起点。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写两晋的混乱，是针对着晚清政治而说”。尽管这一提法不一定完善，但也是有见地的。事实上，在作品描绘的历史画卷里，确实是寓含着作者动荡不安的心情。
在《两晋演义》的思想内容里，作者全力描绘了一幅“乱”的真实图景。在这幅“乱”的画卷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乱以上作”的混乱景象。它指出了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因素的给人民带来战争之苦的是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作品从晋武帝不理朝政，乘羊车幸宿宫室恣意淫乐写起，重点向我们刻画了惠帝的昏庸形象。在第二回中，“一日，(惠帝) 游御苑，闻池沼中蛙鸣声，乃问左右曰： ‘此蝈蝈者，为公乎? 为私乎?’ 左右皆匿笑。又值岁饥，廷臣奏报荒歉。惠帝问荒歉何状?廷臣不得已，以田畴失收，民不得食之状告。帝曰： ‘田畴失收，民所不得食者，米麦耳。既无米麦，何不食肉糜?’”从而成功地向我们揭示了统治者荒淫无度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与现实苦难间的隔膜，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吴趼人在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惠帝这一形象后，紧接着在夹批中写道，“遂成千古笑柄。”其愤然之情跃然纸上。尽管惠帝之语甚为可笑，但如果我们把饥荒之年民“不得食”的内容与之对照，就会感到极大的悲哀，作者对其批判之情也就昭然若揭了。
作品在向我们暴露统治者荒淫无度、昏庸无能的同时，还通过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向我们揭示了宫廷内部的残忍和罪恶，从而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认识作用。为了表达这一思想内容，作者全力塑造了贾后这一形象，并成功地突出了贾后狠毒凶残的个性。为了让昏庸的太子衷当上皇帝，实现其当上皇后专权的野心，贾后用心贿赂朝廷内外。为了满足其权势欲，先后又借楚王之手除去杨骏、汝南王以及卫瓘之流，随后又以滥杀大臣之罪杀掉楚王。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贾后在将惠帝之母杨皇后贬往金庸城后，又着人将其饿死。更为残忍的是，杨皇后死后，贾后还让师巫诅咒其灵魂，并开棺将种种秽物纳入。作者在这一系列的具体事件中突出了贾后在权势欲的支配下而形成的狠毒残忍的个性。此外，还以贾后弄权为聚散点，展示了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的黑幕，写其淫荡无度的生活，瞒着惠帝在宫廷内外恣意淫乐，这样既丰富了贾后这一形象，也为我们深入地认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罪恶提供了十分形象的说明。
如果说写贾后弄权主要还是集中在宫闱内部，那么写诸王之乱则是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拉开帷幕，将诸王之乱作为宫闱之乱的延续，继续写政治之乱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诸王作为晋王室的宗室成员，尽管他们时时以拥护中央，拥护惠帝的姿态出现，但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惠帝昏庸，不足以治理天下，从而演出了一场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丑剧，一个个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私利，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相互争夺，相互厮杀，以满足日夜膨胀的野心。
诸王之乱始于赵王伦的篡位。作者本着真实的原则，对史料作了较大的取舍，据《晋书》卷五十九记载，赵王伦为宣帝第九子，武帝时曾封为瑯琊王，因使人盗御裘获罪。按照刑律本该处重刑，由于皇亲的关系，免罪改封于赵。赵王伦早有篡位野心。然而吴趼人并没有从这里写起，而是从赵王伦镇守关中，任凭属下孙秀勾结匈奴，使本来十分安定的边地遭到匈奴的进犯写起。尽管雍州刺史解系提出斩杀孙秀以谢匈奴，安定边地的主张，但是在赵王伦的庇护下，孙秀逍遥法外，成为赵王伦后来篡位的得力帮凶。更有意味的是，朝廷明知匈奴进犯，边地失陷与赵王伦的玩忽职守有关，但在赵王伦进京以后，不但不治其罪，反而逐步重用其人。应该说作者的这一选择和安排是很有匠心的。它不但为下文赵王伦肆无忌惮地一步一步地做好篡位准备工作，导致诸王之乱埋下伏线，而且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它既侧击了晋王朝的不明是非以及昏庸腐朽，指出了造成内乱的必然，也揭示了造成民族矛盾以及外乱的根由，从而加深了对晋王朝腐朽没落的批判力量。
为了更广泛地揭示西晋动乱的历史，作品将赵王伦篡位的阴谋活动放在西晋崇尚清谈的时代背景上。由于 “晋廷当日诸臣俱是与世沉浮之辈，苟安旦夕之流。视国家大事，如同膈膜”，在醉生梦死中崇尚清谈，所以对孔子与庄子学说的异同说了句 “将毋同”的阮瞻，不但为朝廷重臣王戎赏识，而且还当上了朝廷命官。在这样的环境中，赵王伦才会觉得有机可乘，才能够逐步施展其阴谋手段，走上了篡夺皇位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一特定视点的选择，有利于深入地塑造赵王伦这一艺术形象，有助于扩大作品社会批判的内涵，给人以警策作用。纵观整个作品，可以说作者就是这样在充分注意时代环境的基础上，全景式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阴谋家，并成功地把西晋的历史描绘成一部宫廷的罪恶史、内乱史。用选择了的历史事件来结构安排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社会画卷，从而真实地再现了西晋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历史。
从叙述层次上来看，赵王伦篡夺皇位是导致诸王之乱的导火线。赵王伦篡位以后，各地藩王为了各自的目的纷纷进兵洛阳。其中河间王原先是拥护赵王伦而出兵的，由于见到反赵王伦兵势强大，于是中途决定改换旗号加入讨赵王伦的行列。这一系列生动形象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诸王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只要能实现其政治野心，能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今天可以是朋友，明天也可以是仇敌。作品在描述诸王之乱的同时，还写了匈奴、鲜卑、羌、氐等外族乘机进犯中原，或参与诸王之乱，或建立政权，力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描绘诸王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如写匈奴刘渊参与诸王之乱，“当夜杀得并州百姓，携男带女，号哭之声震天动地。直杀到天明，百姓死亡大半。”又如写河间王部将张方进兵洛阳挟天子以后，“专事剥削百姓，又纵兵四出剽掠。将一个锦绣般洛阳，弄得雕残惫敝，道路侧目，怒气冲天。”
在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周处的塑造。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不同，周处是作品全力歌颂和赞扬的人物，其艺术形象十分动人。当周处出场的时候，作者先用倒叙的笔法写了周处过去的成长史，写他在力除“三害”的过程中勇于改正前非，写他励志求学成就文武之才的事，进而突出他正直无私不畏权贵的个性，最后着重写他挂先锋印讨伐进犯的匈奴，在雨雪交加，内无衣食外无援兵的困境下战死沙场的感人的事迹。国难当头，周处领兵很快收复了失陷的上党、上郡，甚至连匈奴首领齐万年也不得不承认周处文武全才，“我等诚非其敌”。然而，由于周处秉公办事，曾触怒权贵，在梁王的直接陷害下，朝廷明知其情又有意不发救兵，终致饮恨而亡，无疑，这是极为悲壮的。作者就是这样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解剖给我们，让我们熟悉其历史过程，并让我们的视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停留下来，来对腐朽没落的晋王朝进行社会抨击，来发现晋王朝内乱的必然根源。周处这一形象是壮美的，也是崇高的，其悲剧的意义也是深广的。
吴趼人在 《两晋演义序》 中指出，《两晋演义》 “以 《通鉴》 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在这里，吴趼人明确地提出《两晋演义》是借小说的形式来普及两晋的历史，注意将历史的真实贯串于小说的创作之中，事实上，我们翻阅史书就会发现，《两晋演义》所敷衍的历史确实要比其他的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真实得多，并有意识地剔除了《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而采用史家作史的 “实录”原则。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吴趼人在历史的真实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过多地抄录史书，不免有些将《两晋演义》作为史书翻版的嫌疑，同时也影响了作家艺术创造的能力，缩小了作家形象思维的空间，因而在许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不敢越史书一步，使其大多数的人物形象就象匆匆的过客一般，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时间上，《两晋演义》上承 《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则企图将《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思想表达为孟子的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思想(参见《两晋演义》第一回)。由于《两晋演义》是未竟之作，甚至连西晋之事也没敷衍完毕，因而我们无法看清楚作家表达这一思想的全貌，但现存二十三回，似乎已露其端倪。
就作品的结构而言，总的来说还是严谨的。尽管头绪繁多，但由于作者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构造作品，安排情节，并注意在场景的转换中突出乱从上作的线索，从写宫闱之乱，诸王之乱入手来写天下大乱，因而其线索还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