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是一种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形式。最早的典当业主要在城市，后来才渗入到农村。乾隆九年 (1744年) 鄂尔泰奏称： “就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

康熙年间，江西的当铺，布满城乡，民间典质物件，如果价值一两，仅可当银三钱。而当铺的当本“勒取息银七八钱，方准取赎”，“稍不遂欲，亦掯不给赎”。更有甚者，高利贷者在当票上还故意将数字写模糊，“令人莫识”，以达混水摸鱼、欺蒙贫民的目的。

嘉庆年间，江西还有一种 “农民以物质抵押”，“以谷为当本” 的 “质铺”，它是专门为青黄不接之时，农民缺少吃粮而立的，“质铺” 掌柜，是农村的 “富户”，他们资本雄厚，被剥削的对象 “类皆附近农民，肩挑步运，以资日食”，当谷的抵押品，都是粗布衣服以及农具、家具等物件，变低价抵押，在赎回时，一切损耗和时价差额，都算在当谷农民身上。

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发达，典当商与囤积商勾结一起，向农民进行双层剥削。典当商向囤积商提供资金，到农村“乘贱收买”，囤积米谷、蚕丝、棉花等农产品，然后再 “随收随典，辗转翻腾”，坐享厚利。

广东、广西两省的广大农民在乾隆初年，“耕作之际，家中所有，靡不在质库之中”。每年秋后，再“逐件清理御寒工具”。劳动人民，冬天“以食米转换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谷”。几乎年年如此。

典当业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引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激烈反抗。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通过高利贷，使自耕农分化破产，沦为佃户。劳动人民则往往通过抢掠当铺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