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歌·开科诗》原文与赏析

天开文运举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昔年虽耻餐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周武王伐殷纣王时，贤士伯夷、叔齐曾劝谏他不可以下犯上;周王朝建立后，二人不愿归附新朝，在首阳山绝食而亡。相传他们曾一度采摘薇菜、蕨菜维持生活，还作有《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后人将伯夷、叔齐看作坚持气节的典范，宁死也忠于旧朝。

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也遇到这一气节问题。坚持不出仕为新朝做事者，被看作志士;反之，则被目为失节。但明朝大势已去，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隐居不仕，生活困苦，许多士人渐渐耐受不住，清政府又实行招抚政策，优待士人，于是隐士纷纷出山，参加清朝的科举和特科考试。一些坚守气节的人士，鄙夷出仕者的失节，作诗予以嘲讽。本处所录，是清初流传最广的一首，因其文辞较雅，特以其聊示代表而已。诗意大略是说，新朝大举开科，招降纳叛，隐居山林的“志士”(即 “夷齐”)纷纷走出隐居之处(即“下首阳”)，他们不仅按清朝规定新剃了头(即“安排新雀顶”)，而且打算用曾拟为旧朝效力的旧学问来为新朝服务。可叹可笑那些鼓吹气节的志士，何以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大概是山里的野菜快吃光了，只好来吃新朝的俸禄了罢。

收录此诗的独逸退士著《笑笑录》记云：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十八年，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 《明史》，朱彝尊等均在内。此诗所从刺也 。”其实，本诗不必坐实定指开博学鸿儒科之事。早在顺治年间，本诗的雏形便已问世了。姚廷遴 《历年纪》云： “顺治五年戊子，……自清朝来，就考者少，而入学者甚易。是年岁考，奉旨与考者作准，不与考者不作准矣。故上海秀才若老若幼，若贵若贱，俱抱佛脚赴考。时有作诗嘲之者云云。此诗虽俚，而切中时事，可以观民风。”《历年记》所录诗与《笑笑录》所录字句稍有不同，不妨抄录于下备参考：

一队夷齐下首阳，六年观望已凄凉。当时惟耻食周粟，今日何妨补鞑粮。头上商量新结束，胸中打点旧文章。自知薇蕨终难咽，悔杀当初骂武王。

相信这首诗较早出现，这不仅因记载之文说它讲的是顺治五年之事，更因诗中有 “鞑粮”之语，对新朝不那么恭敬。

裘毓麟 《清代轶闻》云： “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云云。”(按：引文中 “宗”字系引者臆补，以使文意通畅)其所引者，比较接近《笑笑录》所录诗，特别是改动了 《历年记》所录诗二、三两联的顺序，值得注意：

圣朝特旨度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诗中有两个“吃”字，于格律不够深细，但将“鞑粮”改为“国粮”，故可能是在《历年记》所录诗基础上的修订之作，而《笑笑录》所录诗当在其后。

推排起来，这首七言律诗很可能是在两首七绝诗基础上的改作。王应奎《柳南随笔》记曰： “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云云。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云云。闻者无不捧腹。”

两首七绝，其一云：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其二云：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

试将第一首七绝与 《历年记》所录七律比，不正是其首联与尾联吗?

实在说，士人与试谋职，归附新朝，不必深责。人只要不想死，总要谋求维生之道。“几年观望好凄凉”，道出了断绝正常升迁之路的读书人，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况，除个人吃饭问题外，还有家属的安危。士人非神仙，不能不考虑这些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如皮上之毛，总要依附一定的统治者才行。旧朝灭亡多年，再不吃新朝的饭，有什么办法呢?人们不说林则徐是变节者，却对一样归顺清朝的明朝遗民士子过多苛责，恐怕不那么公平。朱熹曾说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人若死去了，节不节的还有什么意义?气节问题，在双方相争时才有意义，如大局已定，实不应强求。

不过，这里不必细辩气节问题，只要读出对失节者讥评的妙处——暴露其前后言行不一，大体了解其所指内容和时代内涵，便已经足够了。至于所谓失节者该不该受指责嘲讽，是另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