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两宋词·刘辰翁·永遇乐》刘辰翁

刘辰翁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①，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璧月初晴^②，黛云远澹^③，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④。香尘暗陌^⑤，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⑥。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⑦。缃帙流离^⑧，风鬟三五^⑨，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⑩，此苦又谁知否。 空相对，残釭无寐⁽¹¹⁾，满村社鼓⁽¹²⁾。

注释 ①乙亥：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此词写于宋端宗景炎二年(1278)。三年来刘辰翁一直处在辗转流离中。李易安，即李清照，号易安居士。②璧月：形容明月皎洁如玉璧。③黛云：青色的云层。澹(dàn)：淡薄。④遽(jù)：匆忙。⑤香尘暗陌：香车经过扬起的尘土皆香。陆游《老学庵笔记》：“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⑥断烟禁夜：南宋时每至元宵节，张灯结彩，香尘满路，而元初于元宵节禁灯。满城句：语出贺铸《青玉案》：“为问闲愁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⑦芳景：语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⑧缃帙(zhì)：包在书卷外的浅黄色封套，代指书卷。此句暗指李清照南渡后金石书籍散佚，颠沛流离之事。⑨风鬟三五：化用李清照《永遇乐》“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词意。⑩鄜州今夜：用唐杜甫《月夜》诗意：“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11)釭(gāng)：灯。 (12)社鼓：社祭的鼓声。 农村常于元宵之夜举行祈求丰年的祭神仪式。

鉴赏 晋人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如今刘辰翁每闻李清照《永遇乐》，“辄不自堪”。想必是同样的际遇和悲愁触动了刘辰翁的内心，三年来他不仅为这首词落了许多眼泪，甚至还用同一个韵脚托易安以自喻，重新写了一首《永遇乐》，可见这词在他心中的分量极重。“辞情不及”是词人的自谦，“悲苦过之”则是直陈实情。李清照作《永遇乐》时，北宋还有半壁江山，而到刘辰翁作此词的景炎二年(1278)，南宋王朝已经基本宣告灭亡，从此身为汉人的刘辰翁将要接受异族的统治，这是比李清照当年更为残酷的历史现实。

李清照《永遇乐》写元宵，起笔从元夕绚丽暮景写起，“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刘辰翁此词亦从元夕清朗夜景写起：“璧月初晴，黛云远澹。”同写璧月，同写云彩，起笔相似。“春事谁主”的疑问使词作跌入“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兰陵王·丙子送春》)的沉痛。接以对句写宋室宫苑风光，春寒中宫室尚沉浸在“娇寒”“倦暖”的迷雾与安宁中，但“前度遽如许”打破宁静，情景匆匆逝去，词意在此一转。“香尘暗陌，华灯明昼”，这组对句仍在极力描摹临安元宵节的盛美繁华，而“长是懒携手去”的倦怠落寞再次使词意转折，以上几句穿插着今昔盛衰与丽景哀情的对比。“谁知道”三句，遥想临安城中此时的冷寂，“断烟禁夜”“似愁风雨”再一次与“华灯明昼”“湖堤倦暖”形成强烈对比。

上阕是对元宵节今昔之景的纵横描写，下阕则由景抒情，展开想象。“宣和”以下三句，写李清照南渡临安后，常忆及宣和年间的汴京旧事，“芳景”一句暗用《世说新语·言语》中“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典故。“缃帙流离”以下三句，写李清照当年南渡时，夫死家破，书籍散佚，辗转流离的悲惨经历，元夕之夜女词人容颜憔悴，心酸忧愁，所赋词作也“最苦”。“江南无路”是如“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的绝望，而“鄜州今夜”又是夫死家亡之后望月的凄凉，在这国破、家亡、夫死、身老的重重打击下，词人对李清照的同情和体认也在这一刻达到高潮：“此苦又谁知否。”这反问昭示着答案的无情：无人知道这份苦楚。

于是歇拍渐入冷寂：“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空”是寂寥，“无寐”是难眠，耳边传来的声声社鼓，再也敲不起女词人心中一丝慰藉，那正是“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一幕的再现。这一段表面上是对李清照身世的想象，实际句句都可暗指今夕的词人自身。同是经历国土沦陷、改朝换代，同是流落他乡，同是受着家破人亡的痛苦，同是痛定思痛，“赋词最苦”!

这首词并没有一味写李清照，也没有一味写自身，而是交融了二者的今昔盛衰之感，个人身世之悲，融自身之叹入他人之悲。刘辰翁是李清照的读者，他体认到李清照晚年的伤痛，写下这首《永遇乐》，绾合了自身与李清照两人的悲苦情愁。在这两场命运、双重痛苦的冲击下，后来的读者得以更深地理解词人的伤痛。(黄阿莎)

石城图(局部) 【清】 陈卓 故宫博物院藏

链接 宋代主要的刻书中心。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在全国范围之内，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刻书中心。到了南宋时期，全国十几路地方，几乎无处不刻书，当时书籍中所谓的“严州本”“明州本”“越州本”分别是出自严州(今浙江建德)、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绍兴府;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衢州、福州、湖州、婺州(今浙江金华)也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刻书处;就连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琼州，也刻了医书。

雕版印刷技术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雕版印刷术在宋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开始大量地印刷各种书籍，对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文化的交流中，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也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并开始刊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契丹族统治者因笃信佛教，辽代在燕京(今北京)设立了印经院，曾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五千余卷的大字卷轴本，一部是不满千册的纸薄字密的小字本)。除此之外，还刻印了字书《龙龛手镜》、葛洪的医书《肘后方》、苏东坡的《大苏小集》以及唐代李翰的童蒙读物《蒙求》等。地处西北的西夏政权除了刻印佛经之外，还用西夏文翻译了不少儒家经典和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许多兵书，并付诸刊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雕版印书最多的当数金。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曾先后出现了南京(今河南开封)、平阳、太原、宁晋等刻书中心。金代的国子监曾刻印“六经”“十七史”等重要的经史著作。其中，金代最为著名的刻书盛事当首推佛藏《赵城金藏》和道藏《大金玄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