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冷饮店服务员埃尔莎的丈夫懒散地抽着烟，等她下班回家。这时候来了个芬兰人，要租用他家的灶间。来客对煤气灶特别感兴趣，并向房主人付了60马克的高价，还保证不长期占用灶间。事情十分奇怪，但房主人收下高额的租金后，就不管芬兰人想干什么，动身去接妻子了。两人尽情地享用刚到手的钱，购物、逛展销会、吃饭、看电影……当房主人把芬兰人的事告诉妻子时，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等他们回到家里，芬兰人已经在灶间开煤气自杀，尸体也被警察弄走了。等待夫妻俩的只有邻居们的窃窃私语和无声的轻蔑。

【作品选录】

那个芬兰人是月底来的。我躺在灶间的沙发上正在抽烟，大衣也没脱，已经躺了几个小时了。我在想，要不要去接在一家冷饮店里当服务员的埃尔莎。我想到她那双发红的粗重的手，就是这双手把冷饮杯推向斑斑点点的大理石桌面，从特别宽大的胸兜里掏出零钱，将巧克力弄碎撒在起泡沫的奶油团上；我还想到她那几个又小又脏的弟妹： 在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们到我们家来玩，问这问那，很是好奇，直到我把他们撵走。而今他们每天都在冷饮店前荡来荡去，警觉地等待着，眼里闪着攫取的光： 一声暗号，他们中的一个便进去将一份暗暗藏下的冷饮取来。想到这些，只觉得浑身懒洋洋的，没有一点儿气力，于是决计在家等待埃尔莎。

这时那个芬兰人揿铃了，这是一个横里很宽的人，紧绷着面皮，臂上挽着风衣，两脚间是一个奶黄色的公文包。他微笑着，看着我；一声不响，看着我，他坦然冷静地打量着我。还没等我发问，他就已满意地点着头，拿起公文包进入灶间，他身上发出一股酸醋的味道。

“我们只缺钱用，”我说，“别的啥也不缺，其他一切都很丰富。”

他摇摇头，并不知所措地摆了摆手，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惊讶——我看出，在他的事务中我不是他所找的第一个；接着他便仔细地打量这个灶间： 他走到粗糙的沙发跟前，两拳一撑，向沙发撞去，他要检验一下弹簧的弹性；最后他在水斗旁边的矮凳上坐下来。我向他那一身暗蓝色的衣服看去，裤脚管很大，像水手的裤子；上衣里面他穿了一件领头卷起的毛衣。我对他说，妻子不在，我啥也不能买，啥也不能卖。眼下她独自一人管着这个家。

这时他以一种同情理解的神情向我眨眨眼睛，掏出一只烟盒，将最后两支烟中的一支敬给我。我们默默地抽着烟，他专注地观察着煤气灶，蓦地站起身来说道： 他是芬兰人，在城里有点儿事要办。他那胖墩墩的身躯微微晃动着，嘴巴张开着，像是在回味他曾吃过的某一美味。他凭窗向下面弃置的儿童游戏场看去，面带笑容地点着头，并念念有词地说着我所不懂的东西。我重又觉得浑身乏力，想起马上就要回来的埃尔莎，于是我带着决绝而又抱歉的表情转向他，他明白这种表情之中含有一种无声的要求。他走近我，问我是否愿意将我们的灶间租给他。这当儿他慢慢转过身来，一边说他并没有非分之想，一边双手扠开，丈量着这狭小的空间，似乎要说：“就这么大，再也没了。”要是没个埃尔莎，那我会立即同意的。可我知道，灶间对她事关重大，并一再强调： 在我妻子不在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决定。他惴惴不安地察看着灶间的墙壁，上面一块块模糊的印迹就像一张张退了色的地图。他打量着沙发，打量堆放着埃尔莎卷发纸卷的架子，他还坚持他的要求。他走近煤气灶，审视着旋开开关，也没拿火柴或打火机，俯下身来，希望能听到煤气逸出所发出的咝咝声。我等他重又站起身来，便向他解释道： 煤气费还没付。用一次煤气要投一枚硬币，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来付煤气费的。这一解释似乎说服了他，他赞同地点点头，并用一种业已敲定的语调问我，什么时候他能得到这个灶间。为了向我表明，他用煤气灶是不会亏待我的，于是将一只手伸出公文包，搓摩着几枚硬币，我没心思和他多谈，也不想打听他在我们的城市里有何贵干，也不愿问他租用我们的灶间所为何事；我只想从他的事务中摆脱出来，和他不发生关系；我不想知道，也不想猜测。

这时他又向我靠拢，我闻到他那股酸醋的味道；我看到他那双发红的眼睛，这双恳求地眨巴着的眼睛遭到了失败，最后的冲击，最后希望争取我的尝试失败了。他的脸上泛起了笑容，掏出一只沙黄色的信夹，把我的手打开，点着数，把全部的钞票放进我的手里——二十个马克一张的绿色票面共三张——又把我的手合拢，然后把那只空空如也的信夹放进上衣。他洋溢着一种新的优越感，一种合法权利的优越感。他把钱塞给我了，于是便亲热地(这不使我惊奇)将一只胳臂搭在我的肩上，斜着身子从下面打量我，然后又得意洋洋地退过来从前面打量我，接着便绕着我转了一圈说道： 他无意长期占用灶间，他只是在他所需要的时间来。他说，他不打算把六十个马克的租金用足，下午所剩下的时间也就够了。

钞票是真的，我胡乱将其塞进大衣的口袋里，决计立即去冷饮店把埃尔莎接回来。芬兰人拿出几枚硬币给我看，问我这够不够用；我没把握，因而把我身上所有的硬币也拿了出来，并做了一个把灶间交付给他使用的手势，将围巾扣紧，便向门口走去。我还没将房门关上，就听到他一头栽进沙发里，将鞋脱下，那双鞋扑通一声掉在地板上。

在去冷饮店的路上，我将第一张二十马克的票面换开，买了香烟，为埃尔莎买了酒心巧克力。我在考虑，要不要去鞋店把我们那早已修好的鞋取来；可我却走过了这家小铺子，穿过那午后的潮湿的蒙蒙雾气。雾蒙蒙的天空为港口轮船呜呜作响的汽笛声所划破，湿冷的空气笼罩着令人压抑的肺部，它使妇女的发型零乱不堪，它凝结于玻璃窗上。在桥头的转弯处停着一辆出了事故的汽车；两位救护人员抬着一副担架走过，担架上躺着面孔被划破的男子。警察用面粉撒地，以显示刹车的印迹，并加以丈量和拍照。我又买了两袋酒心巧克力，明天早上送给埃尔莎。

当我走进冷饮店，调埃尔莎班的那人在昏暗中向我走来，这是一个矮小而又瘦骨嶙峋的妇女，穿一条黑天鹅绒的裙子。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了我。她说埃尔莎去了鱼店，并把她那挂在衣帽间的大衣指给我看。她让我在靠近暖气的沙发凳上坐下。我不想坐等，于是取下埃尔莎的大衣，用手臂挽起向鱼店走去。这家鱼店就在对过，我还没法看清埃尔莎是否在里面。只见一只丰腴的、满是鱼鳞的手伸向货架，抓起两条大青花熏鱼的鱼鳃便倏已消失。这下我知道了，埃尔莎还在里面，我对我们的晚餐还是熟悉的。

她微微惊奇地看了我一会儿，把网兜给我，穿上大衣，然后钩着我，本能地把我引向回家的路上。快到我们的街前，我打乱了她那均匀的步伐，挣脱她温柔的本能的挤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犹如两条系了缆的船，陷入不同的潮流；我感到她那顽强的抵抗，她的惊异。当我轻轻地拖曳着她硬是要去展销会的那条马路时，她站着不走，并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我。

我把一袋酒心巧克力递给她，她拿在手里，满腹狐疑，并不去吃它，问：“你从哪里来的钱？”我说道：“一个芬兰人租用了我们的灶间，时间不长，只是暂时的，大概用到今天晚上。他预先付了钱。”她的脸上现出猜疑的神色，将自己的手臂抽回；她去抓取在我背后的网兜，她极其痛苦地用双手捂着耳朵，像是有架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扫过。“来，”我说，“我们先去看展销会，再去吃饭，然后看电影。”埃尔莎伸手来拿网兜，我不给她，她问道：“他在我们灶间里可干什么呢？什么？他要用煤气灶，你有没有清理一下？”一队职业学校的学生从展销处向我们走来，埃尔莎重又钩牢我，我说道：“那个芬兰人是个严肃的人，向我预付了六十个马克。现在跟我来，今天我要请客，别的先不要管。”

没多一会儿她越钩越紧，她摸我的手腕，然后用她那发红的粗壮的手指抓住它。我们向甜食展销会的玻璃大厅走去，几个头戴蓬松的高帽、腰系白围裙、穿着肥大的水手裤的男人在入口处欢迎我们，将我们引进一条简陋的石子路，并把有关“甜食业”的传单、广告和说明书散发给我们。埃尔莎将她的面庞贴在我的肩上，咬了一口酒心巧克力。我看得出，这次她常常向我问起的参观使她沉浸于轻微的兴奋之中。在展销橱窗前，她放开了我的手臂，幸福而又迷惘，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惊讶不已。她用食指敲敲玻璃橱窗，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拼命向我挥手，还没等我来到她的身边，她又嗖的一声去看另一个新的发现；她向庄重的举办者微笑，毫无顾忌地摸着肚子，咂着嘴巴，旋即又向我挥手；她最喜欢吃甜食： 泡泡饼、片状白脱饴、松软夹心酥、树状糕上闪闪发光的塔形糖、核仁奶油蛋糕底、亲骨头、黑人吻，甚至是红果、绿果和玫瑰色的果品那种粗劣的甜品，以及被捣碎奶油的淡白色都会使她喜不自胜。她似乎当场就能把所有的东西吃个精光，她把她的猜疑和对我的失望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我们来到外国甜食展销厅，眼下站在一只褐色的质朴的芬兰蜜饼之前，她才转向我，将塑料袋捏成一团，说道：“我想回家，有谁知道，我们的灶间会发生什么事。那个芬兰佬一个人在那里。”“看完展览我们去吃饭。”我说道，“你已答应了我。”在她温柔的脸上现出犹豫不决的神色，她的脸上是什么也藏不住的。“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她问，“要是他租用我们的灶间只是为了……”她叹了口气，恳切地望着我，她惨淡地笑了笑，仿佛她要告诉我，一旦她背后有某种不测，在她灶间里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她业已作好了准备。可我还是说：“那我们还是先去看电影吧。”她不说话，跟着我一起走，并没有从疑虑中完全解脱出来。

影院里温暖而潮湿，包青花鱼的纸头开始渗油，我将网兜放在地板上。电影已经开始，这是一个女歌手的故事。她以为自己在什么时候失去了她的声音，于是她拼命回忆追踪她所去过的地方，定要把失去的声音找回来。在女歌手寻找的过程中，埃尔莎握着我的手，她的手指时紧时松，我觉得她全神贯注于寻找追踪之中： 女歌手来到不同级别的旅馆，找到收入不等的男子，最后在阿布卢齐的一个小小的白色教堂里果然找到了她的声音，从而她的声音便成了电影的主角。

埃尔莎的手指渐渐松开了，突然之间她站起身来，一声不响，不打声招呼，就穿过我们这排座位，挤了出去，好像她和我无关。她弓着身子来到出口处，我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的网兜，座位弹了上来，晃动不已。喃喃不满和嘁里咔嚓之声响遍我们这排座位，这声音一直陪我到了过道。埃尔莎在通风的影院前厅等着我，飞快地从我手中抢走了网兜，紧紧抓住，像抓件战利品，并无可奈何地向我点着头，先我向街上走去。我慢慢跟随而来，无意赶上她，也无意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她穿着那件退色的薄大衣，忘记扣上，往我们家走去。轮船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声音近而急促，就在我身后，以致我转过身来，心想会看到从黑湿的沥青中昂起的船头向我驶来，而且这是一个绝缘体直至电杆的船头。当我转过身来，我看到的却是一家烟店为一种新的过滤嘴香烟所做的广告。我买了一包试抽，又来到了街上，埃尔莎不见了。

在邮局前面，几个孩子正在招惹一个疯老头儿，从后者的一条裤腿中拖出一条一米多长的脏带子，像是一条被忘却的船尾上的绳子。他一面挥手作威胁状，一面用手将带子塞进裤腿，可孩子又老是要去踏住带子的一端，和他捣蛋。老头儿抓到了一段，并将其塞进裤腿之际，一个漂亮的男孩纵身一跳，准确无误地踏住尚拖出在地的一端，一下子又将业已塞进去的线球拉出。老头儿无声地威吓着，默默地工作着。他的嘴唇蠕动着，发出无声的抗议。这时来了一名警察，为他创造了机会，使他得以从容地将带子塞好。老头儿向邮局走去，我慢慢地向我们的房子走去，还是看不到埃尔莎。底层的门全都洞开着，邻居都站在门外，看见我来都不说话了，不由自主地往房间里退去，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似乎暗中证实了什么，我感觉到，当我往楼梯上走去，他们又走了出来，并一步步陪我到了上一层。这层楼的房门也都打开着，他们看到我来了，立即窃窃私语起来。他们按捺着他们的惊骇注视着。在二楼我闻到一股轻微的煤气味道，越是接近我们的住房，味道就越重。到了我们那一楼，一个女人和我撞个满怀，一只手高高举起，她张大小嘴，发出叫喊，可我回忆不起来，我是否听到了她的喊声。我的眼光越过那女人看另外一些人的面孔，就是在这昏暗的走廊里我也看出他们那无声的轻蔑。在我走进我们的房间之前，我就已知道，那芬兰人已被人弄走了。

(袁志英　译)

注释：

均为甜食点心。

意大利的一个山区。

【赏析】

德国作家伦茨相当多产，除了中、长篇小说以外，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剧本和广播剧。他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和格拉斯一道，被公认为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

伦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主要反思和批判战争。但仅仅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清算，或仅仅表达反战意图，还不是伦茨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功之处，也不能使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伦茨的特点和长处是在反思法西斯战争的同时，传达了一种显然更加深刻和睿智的思考。他对德国人一向推崇和践行的“责任”一词，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究竟应该意味些什么，普通民众在战争当中以及战争以后应该如何评判并反省自己的功过得失等，提出了独到而尖锐的见解，发人深省。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无不在为自己辩护，认为罪恶是纳粹的，普通民众只是不得不尽自己的职责。但伦茨指出，恶是一种合力，造成恶之洪流的，不仅仅是少数引导者，更是沉默的大多数，麻木的大多数。不假思索、无人格地被动作恶，和指挥作恶一样，都是在恶中。而只要是在恶中，那么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试图解脱，都是伪善的欺骗，都是应该被指控和受到惩罚的。

上述这些反思、指正与论辩，在伦茨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短篇小说《淡漠的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直指这样一个蕴涵民族、社会、历史的宏大而深沉的问题。小说中，当来访的芬兰人向房主“我”提出租用灶间的时候，显然“我”很快就了解了他企图自杀的意图；而“我”非但没有劝阻他，反倒爽快地答应了他，甚至还耐心地教导他该如何使用煤气灶。最为恐怖的是，“我”担心他的零钱不够支付足量的煤气，就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硬币都交给他。这种行为，正是作家最为痛心疾首的德国人的集体病征，它在战争中出现，在战后遗留下来，即民众对自我责任、义务的推卸和混淆。小说中，尽管“我”没有亲手杀死芬兰人，没有出现在死亡现场，似乎因此“我”就可以摆脱和这次死亡的任何干系；但是在作家写来，“我”绝对是这次谋杀的参与者，“我”的可恨之处恰恰在于参与恶行之后却抽身离去，装作无知无辜的样子。

除了“我”，作家还巧妙地指责了更多和“我”行为类似的人们。小说中写到，“我看出，在他的事务中我不是他所找的第一个”。这是暗示芬兰人不只拜访过一家的灶间，而其他人都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显然，那些拒绝他的人，并不是出自对他的关心，而是不想惹麻烦。他们之中如果有人真诚地安慰他，热心地帮助他，善意地劝导他，他可能就会打消自杀的念头，哪怕只是暂时的，至少在今天，他应该不会出现在“我”的家里。作家没有把芬兰人的其他遭遇悉数写出，读者却尽可想象，他在这个冰冷的城市中一路走来，曾经遇到过些怎样的人，而这些人又曾经如何对他冷眼相看，将他拒之门外。

作家通过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一个小片断，映照出战后德国社会的精神现状： 淡漠的心，冷淡的灵魂，无情的人们，还在继续经历着没有硝烟的死亡；用淡漠做成的锋利的匕首，被淡漠地留给他人。“我”和没有登场的其他德国人，淡漠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人们没有关心爱护的能力，似乎所有用来表达情感的器官都被毁坏了。战争留给人们最大、最可怕的后遗症是，由于见多了残酷的死亡，对死亡失去了正常的敬畏，对生命失去了正常的尊重。

“我”面对芬兰人所表现出来的平静，是一种残酷的淡漠。当“我”走出房间以后，差不多立刻就把这个人忘干净了。“我”在考虑的是酒心巧克力和鞋店里的鞋。“我”没有丝毫的惋惜和战栗。对一个明知道即将消失的生命，“我”是如此地无动于衷。作家写到，“我”没心思和他多谈，不想猜测和确定他到底要做什么。“我”一心和他摆脱干系，得到“我”想要的钱，一切就都顺畅了。“我”和战争中拿起枪来直接杀人的士兵殊途同归，或者再确切些，不妨称呼“我”为死亡便利商。难道不是吗？“我”出租死亡场所和死亡工具，还提供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类的无情，让对生命绝望的人加倍绝望，速速求死。

不但对陌生人如此，即使是对妻子，“我”也是个淡漠的人。小说开头，“我”穿着大衣在沙发上躺了几个小时，在考虑要不要去接妻子埃尔莎下班。想到妻子和她的家人，“我”的心中涌动的不是温情和暖意，而是懒洋洋的厌倦。显然生活无法带给“我”旺盛的活力。“我们只缺钱用”，“其他一切都很丰富”，在通读了整部作品之后，小说开头出现的这两句话会格外触动人心。原来“我”对其他的还都满意，除了钱。尽管“我”没有炽热的爱情、火热的友情、真挚的人情，可只要有了钱，就相当于拥有了全部。这正是“我”慷慨地将灶间提供给芬兰人用的主要动力。

妻子埃尔莎和“我”相比要稍好一点，是个淡漠中部分恢复了知觉的人。当“我”告诉她家里情况的时候，她还出现了一丝正常的反应。她极其痛苦地捂着耳朵，猜测芬兰人在煤气灶上会干什么。这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她自己听的。显然这件事引起了她内心的某些震动。可悲的是，她也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没有出面制止事态的恶化。她吃着“我”买给她的巧克力，在甜食展销会上快乐地享用各种美味的甜品，直到坐在电影院中，她突然站起身来，夺门而去。

小说中，作家一直缓慢地、仔细地叙述着“我”走出家门后的一连串行为，在情节的发展安排上，体现出直线性与行进性。首先，作家制造了悬疑的气氛，对于芬兰人租用灶间的用途不作任何交代，读者始终带着悬念在等待被告知事情的真相。而一旦真相出现以后，即小说结尾芬兰人的尸体被抬走了，很多在阅读过程中懵懂模糊的意识就逐渐变得清晰，并倒置性地得到凸显，从而让读者一定要回顾前面的情节，寻找这个结局事先埋设在叙述中的蛛丝马迹，并且对人物先前的行为进行新的审视，确定人物的行为和心理的轮廓。这样，小说所要渲染的冷漠气息，才彻底地、完全地被捕捉到，作家的写作宗旨也得以实现。

阅读中，读者可以沿着作家的叙述，自行作时间上的对应想象，对芬兰人进行猜测性的描摹。就在“我”和妻子吃巧克力、逛展销会或看电影的时候，那个芬兰人在做什么呢？他的状态是怎样的呢？他最后一次回忆自己一生吗？他在孤单向死的时候心中可有留恋和恐慌？他如何打开煤气开关？他的意识和思想如何逐渐模糊？关于这些情节，作家聪颖而人道地在小说中舍弃不写。这不单纯是出于短篇小说篇幅的考虑，也是作家精心构思的表现。不直接写死亡，而是写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死亡时，人们那令人心寒的冷眼的旁观。在结局到来之前，读者看到的是作家那平缓而有些漫不经心的叙述，对于“我”和妻子在外面玩乐，只当作是一对普通夫妻在一个普通的夜晚的一次普通经历。直到小说最后，读者才猛然间意识到，作家叙述时的漫不经心，原是为最后展露真相时带给读者心灵的巨大震撼作陪衬，以便在情绪的前后反差当中，发出面向整个社会人群的低声审问。

小说结尾出现的欺侮疯老头的孩子们和那些在背后窃窃私语的邻居，仍然象征着人们之间的隔膜和距离。而换一个角度，也不妨理解为作家的某种期许。人们对“我”露出轻蔑的眼光，这样的裁决是否也证明了在一些人的心中，淡漠是罪恶？

伦茨继承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拒绝使用新异的文体。在艺术风格上，他深受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等人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他创作的启蒙老师。《淡漠的人》中情境晦暗，人物寡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 “地下室”和“死屋”的气息。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