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李杭育祖籍山东省乳山县，1957年7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73年16岁时初中毕业到农村参加劳动，1976年底回杭州市当工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1979年在《西湖》一月号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可怜的运气》，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同年开始与李庆西合作写小说，合作至1982年。198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富阳县当中学教师，后调到县广播站当编辑。当地乡镇社会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古朴的秩序等给他以深刻影响，成为他后来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1982年底创作的短篇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该篇与《葛川江上人家》、《沙灶遗风》、《人间一隅》、《珊瑚沙的弄潮儿》等，主要描写葛川江沿岸的古朴风习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葛川江系列”。李杭育也因此被视为80年代初期“寻根派”中体现越文化精神的代表作家。1984年调到杭州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有小说集《白栎树沙沙响》(与李庆西合著)、《最后一个渔佬儿》、《红嘴相思鸟》、长篇小说《流浪的土地》等。

内容概要 太阳落山的时候，福奎想起该去收一趟滚钓了。他猫着身子拱出船棚，站到堤坡上嗅着略带咸味的江风。船棚搭在堤岸下一条小水沟上，是用茅草苫的，连旁边那些砖砌的坟墓也不如。他已经50多岁了，却精壮得如同一条硬梆梆的老甲鱼。他提着一只盛满蚯蚓的甏子朝沙滩尽头的江边走去，光着上身赤着脚，只穿一条又肥又大带碎花的土布裤衩。裤衩是阿七给他的。那几年他是阿七守寡后的头一个相好。阿七本来会嫁给他，但他穷得连裤衩都得向她讨，所以没嫁成。江水已退潮，他把搁浅在沙岸上的平底小船拖下江水，在船尾躺下身，伸出两条腿用脚划桨。这种把戏葛川江渔佬儿都会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下网、收钓。船到江心，福奎开始收他两小时以前布下的一长溜滚钓。滚钓是专为钓大鱼用的，但这几年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了。江水污染越来越严重，两岸的渔佬儿又只捕不养，鱼越来越少，更别提什么大鱼了。福奎收了半天，只收到几条不到半斤重的小鲳条子，心里很不痛快。这年头鱼也变得鬼头鬼脑了!小鲳条子居然潜下深水去咬钓，并且咬上了!他把钓钩上的小鱼摘下，重新穿上蚯蚓。这时西岸船埠头上走下一个穿得很招眼的女人，下到一条小舢板上朝他摇过来。他看清了那是阿七，甚至能猜出她是到西岸找官法师傅的。西岸是省城滨洲的南郊，风景好，居民多，有疗养区。早些年这段江面上有百多户渔佬儿，只福奎住的小柴村就有70多户。他们常年泊在西岸，打了鱼卖给那里的居民，日子过得很好。那时的柴福奎是个有脸面、有模样的汉子，受人敬重，自己也神气，甚至和官法师傅领来挑鱼的疗养院的一位大首长交上了朋友。官法家在小柴村，和福奎是堂兄弟。他在疗养院当厨师，先是干好事帮渔佬儿牵线卖鱼，帮城里人买鱼，后来鱼一年比一年少，买鱼不容易了，他就让渔佬儿们把鱼筐抬到他家，鱼卖给谁，不卖给谁，什么价钱，都由他定。渐渐地成了让人讨厌的“鱼霸”。这几年渔佬儿们都转业干别的去了，只剩下福奎一个，官法也做不成“鱼霸”了。特别是阿七从福奎的窝里爬上官法的床上之后，他们哥儿俩就一天天疏远了。阿七今年40岁，10年前男人死在江里，她一直打算改嫁。她名声不好，村里人说她和官法如何如何，福奎将信将疑。但今天，他终于亲眼看见阿七从西岸过来，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福奎正想着，觉得手里的钓丝有些重。还没往上收，阿七已经靠过来，嘲笑他船里那堆小鲳条子。福奎脸红了。对于葛川江渔佬儿来说，钓这种小鸡毛鱼是很丢人的事。他低下头去拎手里那根钓丝，心里乞求老天爷给点面子。没想到提上来的是一条有三斤重的鲥鱼，连阿七都惊叫起来。鲥鱼是葛川江最名贵的鱼，现在几乎绝迹了。福奎弄不清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他觉得这大概是葛川江最后一条鲥鱼了。他调转船头和阿七一起往回划，滚钓留在原处，还有几条咬钩的鱼也不收了。葛川江渔佬儿有个迷信的说法：有了意外的收获就不应该再往下收，免得败了好手气。阿七说这条鱼能卖10块钱，福奎却要留自己吃。他觉得葛川江最后一个渔佬儿吃葛川江最后一条鲥鱼是天经地义的。阿七曾跟他一起过了8年，约有一年时间夜夜一起睡，毫不避人，村里人都以为要喝他们的喜酒了。现在回想起这些，福奎很想对阿七说：不要再跟官法鬼混了!嫁给我吧!我老了，一个人在江里打鱼太孤单!但话到嘴边，却成了“官法……还好吧?”阿七开口了。她说官法有病提前退休，一个人在家太孤单，要她过去做伴。她今天就是来告诉福奎的。她埋怨福奎硬充好汉守在江上打鱼，别人改行都富了，他还穷得穿姘头的裤衩，连房子也盖不起，害得她白等了10年。她是不愿意跟他困草棚、喝西北风的。她说她走以后，公社味精厂就缺了一个打杂的，她已经跟队长说好让福奎去顶缺。这样生活轻松，又有固定收入。但需要福奎自己再找大贵求个情，因为大贵是社管会的委员。船到东溪，福奎因为夜里还要来收滚钓，便把船摇进船棚，上岸步行回家。他嘱咐阿七晚上到他家尝鲥鱼。回到那座当作家的草棚子，刚把鱼杀好，大贵来了，嚷着借光尝鲥鱼。福奎很不高兴，暗骂阿七嘴快。他不是小气鬼，换作任何一位乡亲来跟他分享鲥鱼，他都乐意。但这大贵太可恶了。前年春天，福奎的滚钓在江里被轮船卷走，但那号钓钩现在没有人生产了。渔佬儿们都上岸成了庄稼佬儿，生产了也没有人买。他知道大贵手里有一副那样的钓钩，八成新，大贵在家养鱼又用不着，便登门去买。没想到大贵诈了他十条大鲤鱼才把钓钩给他。现在福奎不想把鱼给大贵吃，但渔家又没有轰客人出门的道理，于是他有意让家里那只老猫把鲥鱼叼走了。大贵失望而去，福奎高兴地哼起小曲儿。他把小鲳条子洗净做熟等阿七，但9点了阿七还没来，他只好吃了凉饭提着马灯去江里收滚钓。阿七正在村口等他，问他和大贵吃得怎样，谈顶缺的事没有。原来大贵去福奎家是阿七的有意安排。福奎有声有色地讲了捉弄大贵的细节，说自己不愿意去工厂受罪，宁愿在江上打鱼自由自在。阿七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往江边走去。福奎提着马灯上了船，向江里划去。一大群小鱼被灯光吸引，围住小船。福奎从来不忍心捕这些小鱼，虽然小鱼也能卖钱。他要等鱼长大了再捕。来到江上，滚钓上一无所有。福奎懒洋洋地躺下来。他觉得如果死的时候也能这样安安静静躺着就好了。他宁愿死在船上，死在这条小荡妇似地迷住了他的大江里。小鱼依然尾随着他的小船，越聚越多。他搬过那只甏子，一把一把往江里撒着蚯蚓……。虽然以前“喂鱼”这个词是渔佬儿的耻辱，但从前的好多规矩眼下都不管用了。

作品鉴赏 无论是从思想蕴含还是从艺术特征来看，《最后一个渔佬儿》在“葛川江系列”中都具有典型性。小说通过精当的选材、细致冷静的白描手法和对葛川江风土人情的描绘，塑造了柴福奎这个渔佬儿形象。这是一个朴实、固执而且带着点原始的浪漫与狡猾的打鱼人。他似乎是上一代的遗民，在整个社会已经受到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的时候，他仍然迷恋着传统的、古朴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其生产方式、心理状态还是道德观念，都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渔佬儿们纷纷上岸改行了，他却仍然在江里打鱼。而且不用网去捉那些小鱼，只用滚钓钓大鱼。虽然大鱼已经很少很少。他只愿意靠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活着。本是用来钓大鱼的滚钓钓上来小鱼的时候，他感到羞耻;有意外收获的时候，为了不败手气他便不再继续收钓。这些都是渔佬儿们的传统心态。在对待大贵的态度上，他既没有丝毫现代人的圆滑，又不愿意坏了渔家不轰客人出门的老规矩。这实际上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起作用。这种对传统生存状态的忠诚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而贫穷——别人都盖起大瓦房、买了拖拉机的时候，他还住那样的烂草棚子，甚至身上的裤衩还是阿七给他的;他因此而孤独——所有的渔佬儿都上岸了，没有人给他作伴，连那个苦苦等了他10年的阿七也跟了别人。但尽管这样贫穷、这样孤独，他也不愿去味精厂做那个生活安定、有固定收入的差使。正像小说最后写的：他宁可死在江里，如果死在岸上他会觉得很丢脸。他甚至把本是用来钓鱼的蚯蚓撤到江里喂小鱼。显然，对于柴福奎来说，那种传统的生存状态既高于金钱，也高于那个相好了10年的阿七。但小说告诉我们：这最后一个渔佬儿失败的命运已经难以改变。不仅随着工业污染的日益严重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他将无鱼可打，就是他用的那种钓钩，也没有人生产了!做这种钓钩的大老胡死了，3个儿子都进城当了工人，胡家做钓钩的祖传手艺已经失传。可以说，和福奎作对的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小说正是通过福奎固守的那种古朴的生存状态与工业文明的对立，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固然可以责备福奎顽固、保守、赶不上时代潮流，但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如果我们说他追求的是人与大自然的交融与和谐，也是有道理的。随着工业污染的加剧，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这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看，福奎对传统生存状态的固守不是非常可爱、值得肯定的吗?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说，这篇小说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也就是人的本质问题：人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上吗?人类怎样才能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同时保持同自然的和谐、从而获得完善的发展?福奎的追求实质上是代表了人类生存的某种必然要求，是构成人类本质的一种要素。说这篇小说否定工业文明的发展当然不符合事实，但它确实在为那种古朴的生存状态的消逝而忧伤。这表现在小说的审美特征上，就是那种留恋、凄凉的挽歌情调。这种审美特征的形成首先得力于小说叙述的具有悲剧意味的事实——古朴、美好事物的消失或行将消失：福奎是葛川江最后一个渔佬儿，鲥鱼是江里最后一条鲥鱼，甚至那副滚钓，也可能是最后一副滚钓了!富有诗意的意境创造，是形成小说怀恋、凄凉审美特征的另一主要因素。小说开头写到夕阳照在江面上像洒了一把簇新的金币，福奎一个人划着小船在江上收钓;小说结尾又写到福奎在夜幕笼罩的江面上独自躺在小船里，一群小鱼围着他。这都容易使人联想起中国古典诗词的某些意境。渺小的人与博大的自然的对比，造成了一种孤独感与苍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