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的集市上走动，胳膊里夹着个化肥袋子。杀猪的拎着刀子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我说：你干啥？他说：砍一块！我说：谁不知道肉好吃，手里急啊。他说：没钱，我不怕你！他硬是砍下一块肉，称过以后，交给我拎着，他拿出那个油兮兮的本记下，说：啥时候有，啥时候给。

杀猪的是本乡本土的，我割过他几回肉，算是熟人了。一些从来没见过面的外乡人，也不怕我。每年开春，天暖和了，就有“打”小鸡小鸭的出现在村头。他们有的用自行车带着一层一层的篓子，有的就地下走，挑着一对又浅又大的箩，里面盛着几百只毛茸茸的小东西。这样的人一出现，还没吆喝，村里的人就瞅着了。女人们手上拎着小筐，嘴里相互招呼着：“打”鸡娃喽！这里的“打”，就是打账。从上年收秋到现在，半年了，又一个年过的，谁家手里不是空空的。生意人清楚，这个时候的买卖，只有靠一个“打”了。我和母亲、妻子还有孩子一起挑好一小筐，货主三下两下就点清了，问过我的姓名，他记上，我们就拎走了。就连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是问的。过了半年，八月十五以后，收秋了，他才过来收钱。那时候，公鸡尾巴上的翎毛还没有长齐，已经会学着打鸣，能经刀了。

除了他们，还有“打”种子的，也是外乡人，挑着担子。有胡萝卜子、红麻子等。这种生意，也有一些条款，嘴上说一遍就算数：鸭子是公的，不要钱；红麻开花结籽了，不要钱……

有一年场光地净，地上都结霜了。我家春上“打”下的一群鸡娃，小母鸡已经产下了带血的头蛋。可是，还不见那个外乡人来收钱。那个人长的啥样，村里人也模糊了，听口音，八成是安徽的。不来收钱，村子里也没有一丝的侥幸。一些人反倒是疑虑重重：这个人是不是出了啥事，没有了；这个人是不是弄丢了账本，找不到这个村子了。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村庄，来到了远方的城市。在城市里，我整天混在人堆里，成了一个游荡鬼。在这里，人人都怕我了。旁边的那个小店，没钱的时候，到处找硬币，我也不敢开口跟人家赊一把面条。那一天，我去领一点稿费，单子是让别人收下转给我的，上面也打着我的名字，可是窗口里面非让我再出具别人的身份证，好像这个单子是我从那个人口袋里夹出来的。我一生气，要过单子和证件就走了。在这里，我的人格已经破产。我知道，这完全是跟自己怄气。结果，单子躺在那里，作废了。大年初一，妻子到厂里参加抽奖活动，幸运地中了一辆自行车，她跑上去领，人家却不给。由于那天不是上班，她只穿厂服，没带厂卡。回到家里妻子还愤愤不平：我都干了十年了，还怕我。

在这里，我也害怕别人。在这户人家，我已经住了几年。那天，我又续交了半年的房租。房东点过后，把钱揣进了口袋。我意识了一下，拿出纸笔，说：你写张收条吧。

年迈的父亲又被我们弄到这里过年。几阵鞭炮过后，以春运为旗帜的年就这样过去了。整座城市似乎都有些落寞。那天晚上，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我说：现在，家里还有没有“打”鸡娃的？父亲低着头想了半天，才说：还有，今年春上又来了一个，头都白了。

他那样记着的一本账，在现在不少人眼里，无疑是一张自我安慰的废纸。但是，在今天，这是一个高人，他玩儿得很大。我们这些明白人，不过是一群趴伏在地上的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