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生于一个关系非常复杂的犹太家庭，他很早就被生死爱欲之类的大问题所困扰，童年时期的体验成为他性格发展和理论发现的源泉。他个性坚强，以极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一生中的种种困难，包括早年的经济拮据，创立精神分析学说时所遭到的误解，朋友和弟子的先后背离，晚年的疾病折磨和去国之苦等等。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因癌症去世。他的一生艰辛漫长，成就卓越；他热爱真理，追求公正。他非凡的人格精神给人以激励，他卷帙浩繁的著作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品选录】
弗洛伊德对三岁之前的事情只有很少有意识的记忆，六七岁时候的记忆也大致如此，但在自我分析过程中，他无疑重新获得了许多曾被忘记的东西；他曾提到他是在42岁的时候进行此类分析的。他当年曾掌握的关于捷克语知识就在曾被忘却的东西之列。而那些记得的东西很少，其自身也平凡之极，只是由于有趣才突出于遗忘之海。其中一个记忆是他出于好奇心溜进了父母的卧室，结果被恼怒的父亲赶了出来。
在两岁的时候他似乎还常尿床，是他的父亲而不是溺爱他的母亲责备了他。他回忆起自己曾有一次这样对父亲说：“别担心，爸爸。我会到纽特茨恩(当地的最大的镇)给你买一张漂亮的红色的新床。”正是从这些经验中形成了他的信念： 在某种典型意义上，父亲对儿子而言代表着否定、抑制与权威原则；父亲代表了现实原则，而母亲代表了快乐原则。但没有理由认为他的父亲比通常的父亲更为严厉。恰好相反，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一个和善宽厚而又公正客观的人。然而，如果他和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孩子一样，把父亲看成“最强大、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那么他不久将特别痛苦地经历幻想的破灭。
还有一件事他没能记起来。那是两岁的时候，他正在饭桌上全神贯注地寻找可口的食物，不小心从凳子上滑了下来，结果下巴颏重重地碰在了饭桌的边沿上。伤口很严重，缝了很多针，流了很多血，并且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疤痕。
在此之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弗洛伊德的小弟弟死了，那时弗洛伊德19个月大，那个小弟弟才刚满8个月。在那个新生儿来到世间之前，小弗洛伊德独自享受着母亲的抚爱和乳汁，因而他体验到一个孩子的嫉妒心是多么强烈。在写给弗莱斯的一封信中(1897)，他坦承，那时他对那个争夺母爱的对手曾抱有罪恶的愿望，他还说，弟弟的死亡满足了那些恶毒的愿望，这反过来在他的心中引发了一种自我谴责，这种倾向从此就一直伴随着他。在同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他的性欲是如何地被唤向他的母亲，因为在两到两岁半的时候，他曾偶尔看到她的裸体。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年的弗洛伊德很早就被这些诸如生死爱欲之类的大问题所困扰。
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除了他父母之外，他的侄子约翰，那个仅比他大一岁的小男孩应该是弗洛伊德幼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忠诚的伙伴，而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玩耍并非总是那么天真无邪。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喜爱和憎恨之间摇摆不定，这一点人们或许能够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弗洛伊德这一方面，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烈。后来他在谈及童年时代的理想人物汉尼拔将军与马森纳元帅时曾写道：“或许这种尚武理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得更远，追溯到我童年时代的头三年，追溯到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愿望——它来源于我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之间时而友好时而仇恨的关系。这一尚武的理想就来自于两个伙伴之中较弱的那一方。”约翰当然是其中较强的一方，但小弗洛伊德也毫不示弱，绝不相让。他必定由此培养了相当好斗的倾向，尽管随着不断成熟，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了；因此不必怀疑在他表面克制外表下曾有过燃烧的怒火，这样才能比较好地了解他。
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代时，弗洛伊德一再指出他看待约翰的暧昧情感怎样地决定了他性格的发展。“直到三岁时我们都保持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爱着对方，也相互争斗，而我早已指出，这种孩子气的关系对我后来与同龄人的交往中的全部情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自此以后我的侄子约翰就有了许多化身，他们接连不断地复活了深深植根于我无意识记忆中的那个人的各个方面。有时候他必定对我非常粗暴，而我也必定曾勇敢地起而反抗之。”还有，“在我的情感生活中，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讨厌的仇人总是不可缺少的；我总是有办法重新创造出他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幼年的观念如此迫近地发生影响，以至于朋友和仇敌往往恰好指向那同一个人。当然，和幼年时代的关系不一样，朋友和仇敌在此并非同时存在”。
他不久就了解到，那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伙伴实际上是他的侄子，也就是他哥哥伊曼纽埃尔的儿子，而自己的父亲实际上是他的祖父。那个稍大些、身体也更强壮些的男孩看起来应是叔叔，而不是他自己。弗洛伊德的心理禀赋无疑是与生俱来的，但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必定对他混沌初开的智力以及特殊的好奇心和兴趣都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作用。从最早的生命阶段他就被吸引着去解决这类令人迷惑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对他的情感发展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
从儿童的眼光看来，将雅各布和奶妈看成一对同类的人物并非不自然，二者都是禁止性的权威。伊曼纽埃尔与他的妻子是一类，余下的一类是菲利普和阿玛丽，因为二人同龄。这些划分简单而合乎逻辑，但仍然有难以理解的事实： 雅各布，而不是菲利普，与阿玛丽睡在同一张床上。这实在太令人困惑了。
我们称之为合乎逻辑的这一分类会有一种更深刻的心理的好处和动机。通过将父亲划为家庭中一种更为遥远隔膜的类别，他避免了在母亲的问题上对父亲怀有的敌意，也避免了由那些不受欢迎的孩子所引发的对父亲的怨恨。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尽管父亲代表着权威和抑制，弗洛伊德在意识层面上却对父亲一直保持着一种爱戴、钦佩和尊敬的感情。任何敌意的成分都被他统统转移到菲利普和约翰身上了。所以弗洛伊德在40多年后发现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只得承认自己的无意识在看待自己的父亲方面采取了和意识十分不同的态度。他获得这一洞察力是在父亲死后一到两年，这绝不是偶然的。
经过对弗洛伊德最初发现的根源进行追溯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他自己非同寻常的家庭集合、这一家庭状况对他的好奇心的激发以及它所提供的一种完全抑制的机遇，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他所有发现中最具影响的一个方面，即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存在。
有段时间，结婚仪式的考虑成为弗洛伊德的一块心病，想到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诅咒。他厌恶所有的仪式，尤其是宗教仪式。他希望自己的婚礼尽可能做到悄无声息。1883年，在谈到妹妹安娜与艾力·伯奈斯正在临近的婚礼时，弗洛伊德问玛莎：“你愿意免掉诸如戒指、礼物、祝词、被死盯着评头论足、结婚礼服、马车以及你一出现众人就会发出的‘啊’的一声赞美之类的事情吗？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你必定有自己的看法： 我甚至不敢表明我的爱憎，但我相信我们的想法将会不谋而合。”这似乎是说，倘若某个想法是他的，那她也不妨将它拿来当作自己的想法，但事到临头，他往往还是顺从她的意见。
他参加过一个犹太婚礼，那是他的朋友潘尼斯与索菲·施瓦布的结婚仪式。他带着一种深深的厌恶感注视着整个场面，过后又以一种恶意挖苦的笔调写了一封16页的长信，描绘了在此期间令他难以忍受的种种细节。
在订婚期间，弗洛伊德的心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还要多久才能结束这漫长的等待。他所有的努力都围绕着这唯一的目标。他尝试了一个个念头，设计了一个个方案，希望能够赢得声名，获取婚姻所需的宽广的生活前途。事实上，他除了进行严谨的生物组织学研究外，做其他事情都没有助益。他似乎知道这一点，就满怀热忱投入研究，但他再也不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为研究而研究”了。他的前途，正如他开始所说，“十分黯淡”。看来，不借钱甚至连正常度日都困难，更谈不上还清那越积越高的债务了。但他坚持奋斗，从未怀疑过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可是那一天的到来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甚至在结婚之后，还会有多年的经济困难等待着他。
……
在第二天的信里，他泄露了长期以来对于贫困生活的急躁之情，他的忍耐到了极限，忍不住发作起来。他谈到结婚仪式的事情，接着写道：“然后我就可以重新呼吸了，亲爱的，并且我很乐意再次经历窘迫的生活，节俭度日。有时我们会绞尽脑汁地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到底从何而来，它们到底有何意义呢？毕竟，我们两个将在一起，远离最可怕的贫困，更何况即便这贫困也不曾阻止许多男女彼此相爱；我们也不必用对未来的想象来安慰自己，那样的未来不会比我们为获取它而牺牲掉的现在更加美好。我们还能青春多久、健康多久呢？我们还能剩下多少柔软可塑的部分足以让我们适应彼此不断变化的性情呢？如果我任由你等待下去，直到我攒下能支付一切费用的钱，那时你就成了一个老处女了，你也会忘却如何笑对生活。自从回来之后，我是如此强烈地想念你，以至于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很不像样子。我在每一个方面都想念着你，因为我把你的每一方面都跟自己联系起来，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我的伙伴，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生活在最痛苦的匮乏之中。我不能有效利用我的时间，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几星期以来我没有露过笑脸，总而言之我非常郁闷。”
恰在此时，又一打击降临在这对正经历磨难的情侣身上。弗洛伊德接到征召，要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而这件事他原以为会在明年。这不仅意味着要为筹备相关用品花一些钱，而且还意味着要损失整整一个月的收入，这笔收入他们已经算进结婚资金中了。弗洛伊德坚忍地面对这一情形，决心不让它影响他们的计划。而另一方面，伯纳斯夫人却对他们在此情形下仍坚持自己的想法深感忧虑，下面这封信表达了她那时的感受，也显示了她喜爱掌控一切的个性。
“亲爱的西格：
“你的信不仅仅使我感到有一点儿震惊，你的信中唯一一个明智的句子是：‘我准备再次放弃我们的结婚计划。’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偏偏就在此刻，你要中断刚刚开始不到两个月的事业，考虑起在9月份就结婚的事来，这在我看来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另一个词用在这里或许更为恰当，但我不使用它。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个主意。正如你从我23日写给你的信中所了解到的，我已经为你们的婚姻所需要的金钱做出了努力，如果不是中间出了军事训练这件让人不快的事，我当然本应赞成不再推迟婚期。但由于这一意外，你的生计问题已经受到影响，这个计划总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一个没有收入或者前途的男人一旦和一个穷女孩子订了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就不言而喻地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但他不能让其他人对此负责。而他也不能到最后出于绝望而结婚，这只能增加这一负担，而你现在正在这样做。如果已经等了四年，再等上几个月也无所谓，冷静地想一想你必定会承认这一点。
“就在你要离开5到6周的时候，你却要在8月份租一套公寓，这纯粹是把钱往窗外扔(令人遗憾的是，这事甚少发生)。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保留你现在的公寓直到11月，若你觉得太浪费亦可放弃，等你回来另租一套。然后重新开始你的行医事业，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你就可以将婚礼安排在年底。就三个月的差别，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不要认为我没有想过你现在的生活有多么不舒服，但没有钱就想着开始家庭生活实在是一桩灾难。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能这样说。我请你、恳求你不要这么做。不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静静地等待，直到你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
“先恢复一下你那破碎不堪的冷静，找回一点理智吧。不管怎样你都没有理由发脾气和沮丧失望，这近乎于病态的表现。别再考虑这些想法了，首要的是，重新做一个有理性的人。此刻的你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由于不能为所欲为就大哭大闹，相信这样就能得到一切。
“别介意最后一个句子，但事实如此。掂量一下这些出自好心的话，不要恶意揣测
你忠诚的母亲”
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对这一檄文做了回应，但显然它并未影响他的决定。
……
正当弗洛伊德要实现自己的希望时，最后一个打击降临了。他一直以来用这一想法安慰自己： 他可以在德国结婚，在那里只需一个公证仪式就行了，否则他就得改变“教派”，他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过此事；或者忍受犹太人复杂的婚礼仪式，他对此厌恶得要死。而在7月初，玛莎告诉他，尽管一个世俗婚礼在德国是有效的，但奥地利不会承认，所以到了奥地利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还没结婚。德国的仪式没有用，所以，还必须举行犹太婚姻仪式，但她会为他将仪式尽量简化。婚礼安排在平日，这样就只让很少的朋友能来，所以就可以在她母亲那里操办；一个丝制帽子和一件罩袍可以代替更为正规和更符合习俗的晚礼服。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
弗洛伊德对三个伟大人物有很大的兴趣，或许他有几分认同(identified)于他们，这三个人物分别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摩西和莎士比亚。其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身份(identity)问题很难说是偶然的，很明显在其背后隐藏着弗洛伊德本人称之为“家庭罗曼司”主题的变奏，对这一主题弗洛伊德从他开始从事心理研究时就已经很熟悉了。列奥纳多早年被迫离开了亲生母亲而由继母抚养成人，于是弗洛伊德将展览在卢浮宫的画作《圣安妮、圣母玛利亚与基督》的某些特征解释为列奥纳多本人的困惑： 玛丽亚和她母亲一样年轻，两个形象融为一起，实际上似乎就是同一个人。他关于摩西的看法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他认为摩西并不是他一直被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犹太人，而实际上是一个高贵的埃及人。我们将看到，对于莎士比亚，他也十分着迷于类似的想法。
我要说的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中有某种因素使他对那些不是其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这一兴趣不仅表现在那些重要的人物身上，他看待一个普通人也是如此。我曾记得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发现我不是一个英国人——根据我的履历人们很容易这样认为——而是一个威尔士人时，他表现得是多么的开心。
关于莎士比亚的事情要追溯到很远。在学生时代他就听他那个伟大的老师梅奈尔特宣称，培根才是莎士比亚剧作的真正作者。对此他曾明智地评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培根就拥有了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头脑，但对我来说，更有必要将莎士比亚的成就让若干竞争者分享，而不是将其挂在某一个人身上。”后来他听说这个说法始作俑者之一是波士顿的一个培根小姐，他就更加怀疑了，因为这似乎是出于个人原因的崇拜。但他对这一问题兴趣不减，一战的前几年他敦促我对持“培根说”的学者所使用的解释方法进行彻底研究，并将其与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进行对照。后来这一事情不了了之，他也不再提及。不用说，我有很多理由不愿承担这一工作。
但莎士比亚真的是英国人吗？他的名字是否可能是“布士比亚”(Brakespeare)之类的呢？他又开始被意大利人甄迪利提出的一个说法迷住了： 或许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就是雅克·皮埃尔(Jacques Pierre)的讹传，实际上莎士比亚的面貌特征更像一个拉丁人而不像英国人。那个时候生理学派的人类学家们热衷于将国家民族和原始的种族混为一谈，他们从颅骨测量法中得出许多不着边际的推论。
1913年他听说我曾跟邓宁·劳伦斯共进晚餐，很感兴趣。劳伦斯是一个极端的培根主义者，他归于培根名下的不仅包括培根所有的作品，而且还包括莎士比亚、斯宾塞和马洛的所有作品。
其后很长时间我都已经忘记这个话题了，直到十几年后弗洛伊德读了一本书，作者的名字不幸恰好叫做卢内，他坚称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爱德华·德·维尔，牛津的第十七个伯爵。这立即使弗洛伊德产生了很深的印象。若是这样的话，莎士比亚即便不是个法国人，至少也是诺曼底人的后裔。
1926年是弗洛伊德70寿辰，5月5日晚上，爱丁顿、弗伦奇和我跟他一起度过，他详尽地向我们阐述关于德·维尔伯爵的说法。这个问题他谈到凌晨两点，我记得当时我对他表现出的热情很吃惊。一年之后他再次读了卢内的书，他对自己的结论更加坚信不疑。又过了一年即1928年，他恳请我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或许从中能够得出一些关于这一作家人格的精神分析新推论。我阅读了相关资料后给他写了一封批评性的信，对此他表示强烈异议。我如此冷淡地对待这一新问题显然使他十分失望。
在1930年接受歌德文学奖的演说辞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相信牛津伯爵，即那位世袭贵族和英格兰宫廷内务大臣，比起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斯特拉福的资产者的儿子，更可能写作了那些著名的戏剧作品。在同一年，他的信念由于兰道尔所写的一本书而更加坚定了，此书作者坚称对十四行诗的研究表明真正的莎士比亚就是牛津伯爵。弗洛伊德写信给一个莎士比亚研究者弗莱特博士(他之前就曾与之通信)说：“我现在几乎确信只有那个贵族才是我们真正的莎士比亚。”
1935年在修改其《自传》时，弗洛伊德为其中一段文字——在那段文字中，他将《哈姆莱特》的写作与莎士比亚父亲之死联系了起来——增加了一个脚注，“现在我希望撤回这一推论。我不再相信那个来自斯特拉福的演员莎士比亚就是长期以来归于其名下的那些作品的作者。自从托马斯·卢内的《莎士比亚身份考证》一书出版以来，我对此几乎深信不疑： 那个假名掩盖了真正的作者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他还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精神分析纲要》中表达了同样的信念。
从卢内开始的莎士比亚身份考证一发不可收，自此以后许多“伯爵”陆续出现。不断有著作出版证明说不是牛津伯爵而是德比伯爵或是拉特兰伯爵写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除此之外尚有彭布罗克伯爵、蒙哥马利伯爵与南安普敦伯爵也被提及。最近一个名叫加尔文·豪夫曼的人试图证明莎士比亚剧作的真正作者并非来自贵族圈子，而就是剧作家马洛，这一拙劣的说法遭到了自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出版以来最为严厉的声讨。但我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曾把这些较差的竞争者列在了备选名单。
在听说卢内关于牛津伯爵的书以前，弗洛伊德曾对培根创作了那些戏剧的可能性进行了无限制的推论；而如果真正的作者是一个牛津人，那对他必定也是个安慰。他曾对爱丁顿说有两个问题“常常使他困惑不已”，一个是培根—莎士比亚之争，另一个是心灵感应。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忍不住会问，在这两个如此随意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呢？或许“事情并非是看上去那样”这一说法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在这两个问题上似乎表达了同一个愿望，那就是，“真实”的某些特定部分是可以被改变的。
上述关于身份的讨论或许可以归结为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司幻想的某种引申和展开。他确实也曾提及从青年时期起就有一个近乎意识层面的幻想： 希望自己是伊曼纽埃尔的儿子，那样他的人生之路可能会更容易些。但饶有趣味的不是弗洛伊德的人格中本不应包含这一类和常人相似的因素，而是这些因素竟能以如此久远的方式干扰着他的精神。
(赵山奎译)
注释：
琼斯记载了发生在弗洛伊德12岁时的一件轶事： 一个基督徒将他父亲戴的新帽子扔到了污泥里，并训斥说：“犹太人，离开人行道。”弗洛伊德问他：“你怎么做的？”父亲平静地说：“我走进泥地，捡起了帽子。”
马森纳(André Masséna， 1758—1817)，法国元帅。1775年参军，曾服役于法国革命政府军和拿破仑军队，战功显赫，曾为拿破仑最信任的军官，于1804年被任命为元帅(marshal)。
弗洛伊德的母亲。
“Looney”在俚语中为“疯子”、“精神错乱”之意。
【赏析】
弗洛伊德虽然对传记很感兴趣，但他显然并不想成为传记家的对象，早在28岁的时候他就销毁了此前大部分日记、信件、科学笔记以及所有出版物的手稿，只保留了一些家书。“让那些传记作者恼火吧；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他恶作剧般地想象着未来传记家所面临的困难，“快乐地想到了他们误入歧途的情景”。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如《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透露了不少个人生活，但晚年时候又有些后悔，觉得自己有权利对余下的那部分隐私保持沉默，世人应该好好地理解他的理论而忘掉他本人。但传记家无法忘记他。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先后出现了不少关于弗洛伊德的通俗传记，但作者大都是非专业人士，对精神分析理论也一知半解，并且由于材料的缺乏，传记中充斥歪曲和虚构。这种情况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她也是很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忧虑，她最终决定指定一位可以信任并能胜任的人来写一部权威性的传记，以消除此前作品的不良影响。这一任务最后落在厄内斯特·琼斯的肩上。琼斯的确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他和弗洛伊德有着30多年的私交，他本人又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并且，作为弗洛伊德圈子里的唯一外国人，他拥有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所有这些，加上弗洛伊德家庭所提供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使得琼斯这部《弗洛伊德的生平与事业》成为众多弗洛伊德传记中的经典。
在这部三卷本巨著中，琼斯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发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如他所说，“精神分析——对其他科学也是如此——最好被看作是某种历史性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完美的知识体系，它的发展与其创立者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琼斯因此对弗洛伊德的童年给予了特别重视。在他笔下，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的几乎所有琐碎记忆都具有某种本源性的意义——关于童年的一章的标题就是“起源”(Origins)，它不仅指弗洛伊德性格的起源，也指精神分析理论的起源。小弗洛伊德对性问题的好奇，对母亲的暧昧欲望，对弟弟的愧疚感，与几乎同龄的侄子约翰之间既热爱又斗争的关系，父亲对他的训斥，以及对“好父亲”与“坏父亲”的区分等等，所有这一切，历史地看，似乎都隐含着弗洛伊德未来理论发现和独特行为方式的线索。而回溯地看，40多岁以后的弗洛伊德在经过自我分析并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后，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对于童年的记忆，以使其与自己的理论相契合，却又是很难说清楚的事。无论如何，琼斯的叙述提供了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有效地在传主的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深层的联系。琼斯认为，弗洛伊德是母亲的长子，母亲的爱使他有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责任感，但另一方面，母亲的爱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得到，他需要付出全部精力与对手竞争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琼斯还从弗洛伊德与约翰的关系中看到了弗洛伊德性格中好斗的一面，指出成年后的弗洛伊德虽然有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但其平静的外表下常常有不平静的情感波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他与许多人包括其弟子在内的复杂关系。
琼斯对弗洛伊德好斗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意志力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他为结婚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琼斯颇富戏剧性的叙述中，青年弗洛伊德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黯淡的事业前途、不合时宜的军事征召，以及未来丈母娘的冷嘲热讽乃至当头棒喝，与他满腔的生活激情、对青春易逝与幸福不再的恐惧，以及对繁文缛节和陈规陋习的憎恶都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和冲突。弗洛伊德的内心痛苦此时也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到底从何而来，它们到底有何意义呢？”“我们也不必用对未来的想象来安慰自己，那样的未来不会比我们为获取它而牺牲掉的现在更加美好。”“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妻子，我的朋友，我的伙伴，而我现在却不得不生活在最痛苦的匮乏之中。”弗洛伊德在这些压力和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鲜明的个性在这些冲突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他的痛苦在今天的许多青年人那里或许仍可引发共鸣。
作为一部由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所写的以精神分析创立者为传主的传记作品，《弗洛伊德的生平与事业》自然无法避免对传主的深度解释。琼斯认为，虽然弗洛伊德从41岁起就坚持自我分析，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但在某些方面他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无意识幻想。他认同于古代犹太民族英雄摩西，认为自己是先驱者，代表正确的方向，他要把人类领出迷途，就如同摩西将犹太人领出埃及和沙漠；他同时也着迷于质疑他所认同的伟大人物的身份，有一种“事情并非是看上去那样”的近乎强迫性的观念，而在这一观念的深层则是他的家庭罗曼司幻想以及他对自我身份的困惑。
但这类解释在全书中的篇幅并不很大。琼斯这部作品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虽然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色，但在解释方面却很节制，没有因精神分析的解释而失去历史感。在《序言》中，琼斯将自己的作品作了明确的定位：“本书不是要成为一部通俗传记……本书的目的之一是简要记录弗洛伊德生平的主要事实——目前这些事实仍可得到；另一稍具野心的目的是要将他的人格及生命经验与其思想的发展结合起来加以叙述。”即是说，他所写的不是哗众取宠的“传记小说”，不是单纯罗列事实的传记资料汇编，也不是一味追求“深度”而不重视历史的“解释传记”，他要追求的是事实与解释的融合，追求历史性、文学性和学术性的平衡和统一。
琼斯的这部传记也引来一些批评，比如它虽然充满生动的细节，但保护传主家庭隐私的考虑使得这部作品产生了某些不平衡： 弗洛伊德家庭状况的复杂性没有真正展开；随着叙述的推进，其妻玛莎·弗洛伊德的面目越来越模糊不清。琼斯对弗洛伊德其他同事的私人情感还造成了某些事实的扭曲。另外，在第一卷中生平与事业被精心地编织在一起，但其后的两卷却缺乏这一优点。此外，尽管琼斯宣称写作之前已经消解了“英雄崇拜”的情结，但仍然有明显的理想化倾向，菲利普·里夫对此批评说，琼斯“离他的传主太近了”，“他迫使读者像崇敬弗洛伊德的思想一样崇敬其人”。但瑕不掩瑜，这部传记出版至今已经半个世纪，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有许多读者。
(赵山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