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孔子参考鲁史记，作成《春秋》。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微辞隐义，其实难知。因此，及门高弟子夏亦不能赞一辞。于是乎，推求《春秋》之指义，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就生成论而言，有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而义，为孔子所“窃取”，指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禮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综要言之，司马迁谓“约其辞文”，即是《礼记》所云“属辞”，《孟子》所述“其文”。《史记》所谓“去其烦重”，指史事之笔削，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礼记》所云“比事”。《孟子》《史记》《礼记》所言，彼此可以相通互明。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之《春秋》史义。简言之，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而其诠释视野，则在运用系统思维，作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探究。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而言，笔削、比事、属辞，皆可作为凭借，以求“义”、求“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春秋》之指义，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求义之津筏。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有助于求义、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公羊传》《穀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就求义之法而言，章学诚称：“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亦称《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一称《左传》与《春秋》，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啖氏所谓“因以求意（义）”，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简称以史传经，遂与《公羊》《穀梁》以义解经，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同为编年史书，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不相联贯。统合之道，即在经由事之比，辞之属，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以及褒贬予夺之旨。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事具本末，文成规矩，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夫子窃取之义，微茫杪忽。推求《春秋》之义，可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春秋》之经学叙事，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于《经》阙《传》存，最为显著。学者指出，《经》无《传》有者，或作《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详究不书、不言、不称之故，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要之，多可以“笔削”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一部春秋史，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其中，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唯齐桓公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皆归之。桓公既没，诸侯叛齐即楚。楚乘诸夏之衰，蚕食中国，凌虐诸姬。虽宋襄图霸，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城濮一战克敌制胜，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晋文创霸，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天下翕然宗之。迨平公失政，霸业始渐衰，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都极具关键意义。更何况，晋楚城濮之战，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因此，《左传》以十分笔力，惨淡经营，“序得声满天地，气撼山河”，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笔削之转化与运用，叙战之模式、叙事之义法，亦由此可见一斑。

《周礼·春官·宗伯》载内史之职责，为掌理天王有关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八柄之法，以诏告王治。而且，“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史官主书主法，以诏王治天下，于是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多攸关王柄王治（参考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四卷）。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天子之事也。”盖内史掌叙事之法，所以诏王听治。而生杀予夺之权柄，仍归天王掌理。是以孔子作《春秋》，无异替代天子施行赏罚。于是原为赞诏王治之废、置、予、夺柄法，转换成史官叙事之予夺书法，再衍化为褒贬劝惩之历史叙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一语道出史官主书主法之原委。从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至《孟子》称说《春秋》原本乃“天子之事”，可知笔削褒贬之所由来，以及《左传》历史叙事之渊源所自。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孔子作《春秋》，必将指义先存有于心中，然后能施行笔削去取。义，既经一心之独断，于是史事之忽谨、详略，辞文之重轻、措置，方有定夺，始有规准。故曰从变从义、从变而移。不但辞文如何连属，皆在于指义；即史事如何排比，亦“皆在于指”。清方苞倡古文义法，由《春秋》书法转化而来（参考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方氏倡“义法”说，追本到司马迁《史记》，更溯源至孔子作《春秋》。以为：义法之操作策略，二言可以蔽之，曰“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亦由此可见（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史记评语》）。换言之，义先法后；先有“义”，而“法”后之、随之。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要皆不例外。所谓未下笔，先有意；犹文同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作经、撰文、修史、艺术，要无不同。

晋楚城濮之战，自是左丘明惨淡经营，匠心独运之叙战名篇。千军万马，驰骋战场；生死格斗，存亡所系，祸福所倚，更攸关华夷形势之消长。身为史家，叙战将如之何而可？战争结局，晋胜楚败；晋文创霸，楚焰销歇，史家将如何着墨，方见精神，方不负使命，始可以鉴往而知来？凡此，皆攸关《左传》叙战之或笔或削，以及左氏之史观、历史哲学。要之，《左传》之以史传经，叙事传人，皆缘于资鉴之史观。发而用之，则为历史叙事之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书法。论证如下：

（一） 《左传》史观，聚焦于资鉴，往往侧笔见义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曾提示圣人修《春秋》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前四者或曲笔，或直书，示载笔之体；惩恶而劝善，则示载笔之用（钱钟书《管锥编》）。此所谓善恶，泛指成败、存亡、祸福、荣辱、是非、得失、毀誉等等，包含一切正能量与负能量之历史裁判。劝勉及惩戒，即是历史资鉴之作用与功能。回顾过往，瞻望将来，历史重演既有其可能，于是“往事不忘，后事之师”，遂为资鉴之信条（参考陈登原《历史之重演》）。娴熟前言往行，观其成、其福，固值得见贤思齐；苟知其败、其祸，亦足以戒慎恐惧，思患预防。故资鉴劝惩之教化，为史官之天职，史书之使命。

城濮之战开战之前，客观形势颇不利于晋国。四年前，公子重耳结束十九年流亡生涯，甫返国即位为晋君。晋国历经二十年之内乱，元气大伤，尚未恢复。晋国在此之前，理乱之不暇，未有参加国际战争之实际经验。更何况晋文公已近花甲之年，企图称霸诸侯，虽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免有日暮途远之顾虑。何况争霸之对手，为南方之强楚国，能不惶恐？楚历武王、文王、成王以来，日以强大，论者以为“入春秋以来，灭国之多，无过于楚；而灭国之易，亦无过于楚”（清马骕《左传事纬》卷二《楚灭诸小国》）。楚于是幅员渐广，甲兵日盛，其威逼中原之态势，业已形成。城濮之战若非晋文告捷，中原华夏或许南面事楚矣。战前之较短量长如此，哪知战争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居然晋胜楚败。晋何以胜？楚何故败？成败、存亡之理为何？祸福、得失之道何在？提示其中所以然之故，作为天下后世之资鉴，乃《左传》历史叙事之重要使命。《左氏》叙战之发想与取义，大抵如是。取义既定，然后或笔或削，“义以为经”，其事其文（法）纬之，历史叙事乃告完成。

晋楚两大国，为城濮之战交战之主体。《左传》之历史叙事，于其事、其文，多不采等量齐观方式，但传承《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侧笔叙事晋国一边，叙楚国事迹只用带叙、略叙。综观晋楚城濮之战，决定成败胜负之关键因素，以兵法谋略为上，故《左传》叙城濮之战，笔之书之，不惮其烦详说之。《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大美恶焉。”城濮之战，聚焦于资鉴，不惮其烦载记晋军之兵法谋略，详略重轻之际，自有笔削见义之资鉴精神在。《左氏》以史传经，薪传《春秋》书法而光大之，即此是也（《春秋》笔削，参考张高评《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学》，《新宋学》第五辑）。

综考城濮之战，《左传》叙写晋军之兵法谋略，笔者曾撰文阐发其微，如为何而战？明列指标；如何而战，攻其必救。假道于卫，称舍于墓；设计用谋，攻心为上。买空卖空，支配在我；因势利导，请君入瓮。复卫封曹，三施三怨；私许复封，偷天换日。楚惠未报，我曲楚直；退避三舍，转曲为直。蒙马虎皮，出其不意；设施曳柴，多方误敌等等（张高评《〈左传〉叙战征存兵法谋略》，《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3期）。《孙子兵法·谋攻》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城濮之战晋之胜楚，切合《孙子兵法》“上兵伐谋”所云。故《左氏》提供成败之历史资鉴如是，因笔削而见详略重轻之书法，亦由此衍生。

（二） 详略重轻见笔削，比次史事显指义

属辞比事，堪称《春秋》之生成论，学者以意逆志读之解之，即成《春秋》之阅读论、诠释学。清姜炳璋《读左补义》释之云：“属辞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辞。比事者，连比其相类相反之事。”晚清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论经》则以为：“《春秋》之义，是是非非，皆于其属合、比次、异同、详略之间见之。”属合、比次，指辞之属，事之比而言。就比事而言，比，指排比、编比、比次史事。凡史事之相近似、相关合者，为类比；相反、相对、相乖违者，为对比。就历史叙事而言，即是类叙与对叙。无论对叙或类叙，要皆缘于指义而发。在史料取舍过程中，大抵以义为指归，来进行筛选抉择。因此，自有详略重轻之取舍分际，于是与《春秋》笔削见义之书法同功。

《左传》叙城濮之战，多以比事显义，见历史叙事之义法。敘次晋楚，或作对叙，或作类叙。叙战而用对叙，则彼此相形，而得失见；前后相絜，而是非昭。如僖公二十七年，叙将战之前，楚子将围宋，令尹子文、子玉先后治兵，一宽松，一严峻，已烘托出新任令尹治军之风格来。且蔿贾断言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开篇叙楚事如此，即与晋军相对。晋军为救宋围，亦蒐于被卢，作三军，谋元帅。然三军将佐，温和礼让，领导人之气度，自与子玉有别。《左传》详叙元帅郤縠之说礼乐而敦诗书，又详叙晋侯教其民以义、信、礼，亦与子玉之“刚而无礼”相反相对。《左传》说楚，以言叙凸显子玉必败；叙晋，则宣称：“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战前之叙事，晋楚对叙已如此。

晋侯伐曹、假道于卫；围曹，因其凶而攻之；多以精于兵谋类叙，以连属篇章。“宋人告急”章，则又比物联类，以及晋侯、先轸之答问。答问之际，已促成齐秦之参战，亦展示晋国君臣之诸般兵法谋略，见胜战良非侥幸。读者方见晋文公君臣同心协力，排难解危，《左传》忽叙楚成王使子玉去宋，下达“无从晋师”之命令。子玉不但不受令，反而“使伯棼请战”。抗命、自用至于如此，已触犯为将之忌讳，埋下战败之祸因（参张高评《左传之武略·左传论为将之忌》）。前后叙晋叙楚君臣关系如此，即是以对叙显义。子玉公开提出“复卫封曹”之条件，不可谓不精明，然子犯先轸之论辩，将之转换为“私许复曹卫”，无异入室操戈，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于是化危机为转机。《左传》叙晋楚兵谋之攻防，亦用对叙：晋报楚惠，实践退避三舍诺言，不料“楚众欲止，子玉不可”。于是，晋军之劣势变为优势。子玉之“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由《左传》之对叙，昭然若揭。战场之一切变数，晋军多能掌控；危机困境，亦多长于化解与突破。如此用兵作战，安能不胜？

晋文公对楚作战，基于前文所述之外在因素，一直缺乏胜利之把握。故晋楚于城濮对阵，《左传》叙其担忧、犹豫、恐惧、害怕，一则曰晋侯患之，再则曰公疑焉，三则叙其忧思成恶梦，四则曰是以惧，皆是类叙见义，形象历历。晋君如此，犹能克敌致果者，关键不在明君，而是晋有贤臣，如先轸、狐偃、赵衰、郤縠、栾知、胥臣、狐毛之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谓“得人”，所谓“有三士，足以上人”。由此言之，晋文公于《左传》中之形象，所谓因人成事者欤？无怪乎吴闿生《左传微》引诸家说，以为战前之重信义，皆临时措办，所谓假仁假义；叙晋侯患之、公疑焉、是以惧云云，是写晋侯之狐疑虚怯；入曹而亟报私惠，是写其器量浅小；城濮之战，只是侥幸成功而已（吴闿生《左传微》卷三《晋文之霸》）。清韩菼《左传句解》亦批评晋文公：“纳王示义，似矣；而河阳之狩，请隧之举，大义安在？伐原示信，似矣，而宛春怒楚，曳柴败荆，大信安在？大蒐示礼，似矣，而降服请囚，将殡有声，大礼安在？”此发挥系统思维，就《左传》全书所叙晋文事迹，进行大属辞比事，而突出“谲而不正”之晋文公形象，足与《论语》孔子所云相发明。果如上述所云，城濮之战叙事，晋国君臣行事之相反相衬，楚成王与令尹子玉君臣亦二三其德，要皆因对叙而显义者。

就城濮之战大势言之，晋胜而楚败。此就对比敘事，可以明其所以然。至于晋何以胜？楚何以败？则类比叙事，足以见其大凡。林纾《左传撷华》称：“城濮之战，（晋）君臣辑睦，上下成谋，故胜。”就《左传》叙战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观之，晋国所以致胜，在于君臣上下辑睦与成谋，此则最富于经世资鉴之价值。反之，楚之所以战败，君臣矛盾，离心离德；子玉身为令尹，却抗命、轻敌、躁进、自用，亦足作殷鉴与诫惕。若就局部类叙言之，《尚书》《国语》《战国策》《史记》叙战，从来未有叙其如何战、如何战者。城濮之战，分叙晋军于楚右师、左师之攻略，奇正相生，不满百字，写尽战事。或以正兵，或以奇兵；或以奇为正，或以正为奇（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要之，皆是凸显兵法谋略之克敌制胜，所谓上兵伐谋。类叙前后四番之攻防兵谋，而千军万马奔腾之气势，跃然纸上。历史叙事之存实传真，千载之下读之，犹如见如闻。“上兵伐谋”，真堪作历史之资鉴。

比事显义，作为历史叙事之重要手法，有对叙与类叙二端。类叙，以连属零散、比物联类为其功能，有助于人物形象之塑造。对比叙事，以相反相对，映衬烘托为其要领。以反差冲突碰撞出意味，因对比衬托，而回互激射，而意象浮现，指趣凸显。清方苞著《左传义法举要》，于城濮之战叙事之两两相对，有极详尽之列举。且以为：两两相对之叙事法，可以有三大作用：其一，可以改善文章之散漫无检局；其二，有助于通篇大义之贯穿；其三，有功于抒轴而成章。方苞所称叙事文之两两相对，即指对比叙事而言。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