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子夜》的众多人物中，就深度而言，仅次于吴荪甫的是屠维岳。这是一个吴荪甫在自己府邸书房间找到的忠实而干练的奴才。
吴荪甫有的是自信和抱负，不过，他常时本能地觉得： “外国企业家果然有高掌远蹠的气魄和铁一样的手腕。却也有忠实而能干的部下，这样才能应付自如，所向必利。”而他周围的部下则是一批既叫人揪心又挥之不去的物类。莫干丞虽有资历，却是只配在乡下收租讨帐的角色;管车王金发和稽查李麻子的出息只是“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他们原本是受上海滩的流氓气薰染甚久的一群。有幸的是，吴荪甫的苦恼终有倾泻的时日——《子夜》的第五章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这位工业王子的企盼。
由于三十年代革命社会意识的推助，劳资冲突此起彼伏，日益恶化。不起眼的庶务屠维岳竟在厂内散布有关工厂命运的流言，对酿成工人们的工潮似乎是很有责任的。临到丝厂工潮大概可以平息，吴荪甫认为对屠维岳问罪的机会到了。这是他第一次亲面屠维岳——“吴荪甫略欠着身体问，一对尖利的眼光在这年轻人的身上霍霍地打圈子。屠维岳鞠躬，却不说话;他毫没畏怯的态度，很坦白地也细看吴荪甫;他站在那里的姿势很大方，他挺直了胸脯;他的白净而精神饱满的脸儿上一点表情也不流露，只有他的一双眼睛却隐隐地闪着很自然而机警的光芒。”
这显然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对手!吴荪甫最初对他的几番诘问，屠维岳应对的坦然，实在令人吃惊，这里没有丝毫类乎一般部下惯常的畏怯和讳饰。当老板终于发火，冲出“你这混蛋”的詈骂，甚至吊销了庶务铜牌时，这位年轻人却表现得出奇的镇定和倔强，脸上没有流露任何喜惧的神色。吴荪甫算是经过世面的人了，他还得最后嘲弄一下他的不驯服的部下，打算让屠维岳去领略领略丝厂业已出现的“平静”。然而，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年轻庶务不仅以微笑报之，竟然还一板一眼地说道： “我笑——大雷雨之前必有一个时间的平静，平静得一点风也没有!”于是，小说写到吴荪甫脸色的突变，他的威严开始瘫痪。之后出自他的所有考问，已经可用“色厉内荏”来概括;而屠维岳最终脱颖而出，他的绝非等闲之辈的才具之光，犹如枪弹一样击射着他的老板、奚落有之，不满有之 待价而沽更有之。临末的情景已趋必然：吴荪甫不仅对他的这位庶务加薪，并且还签署了“自莫干丞以下所有厂中稽查管车等人，均应听从屠维岳调度，不得玩忽”的命令。屠维岳则最后鞠躬了，他的“从今天起，我算是替三先生办事了”，犹堪叩谢知遇之恩的信诺。
素来论者大都称扬《子夜》心理描写的成就，上述一场便是显例。那种带着强烈的心理力度的神情镂刻，出自双方都欲击毁对方意志的对话，有个性，更富动作性，因而飞扬着亚赛戏剧台词的光彩。茅盾不是戏剧家，但不乏建构戏剧场面的才能。屠维岳初见吴荪甫一段，是小说的，也是戏剧的。吴荪甫原本是为着惩罚屠维岳的，冲突的发展却出现了新的内容，结局更是为人们始料所不及。这些朗然地显示着戏剧关于“发现”和“突转”的技巧特征。
识得屠维岳， “吴荪甫满脸是得意的红光，在他尖利的观察和估量中，他断定厂里的工潮不久就可以结束”。现在轮到看屠维岳的两下子了。茅盾写屠维岳，几乎和对待吴荪甫很不一样。如果，写吴荪甫时作家将人物置诸各式矛盾的交叉之中，那么，写屠维岳依然是戏剧中破解悬念的方法。总之，在吴荪甫心目中对屠维岳的期待，相当直接地诱引着读者对屠维岳委以重任后的作为的关注。
屠维岳没有辜负老板的一番厚爱。和通常的那些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狐假虎威的走狗不同，屠维岳深谙阴阳相济的两面统治术。他一面以“小军师”的阴险手段，反间挑拨，密置网罗，跟踪盯梢，并企图借助军警暴力弹压工潮，一面则装得斯文儒雅，公允不偏，用甜腻腻的话语，来模糊和腐化工人的反抗意志。 “和平解决”是他多次标能擅美的口号，他常常是超然地站在有刀有枪的武装警察和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之外，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的。而更为毒辣的是，他知道怎样利用工人群众的激愤的情绪，把它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这方面来。当怠工的工人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时，他依然挺着胸，依然睑带笑容。和所有同仁殊异的地方是他独到的狡黠。他善于选择时间向工人妥协，同时也善于在私下策划向工人反扑。平和的谈判一次又一次地为他赢得时间，工潮的凝聚力因此也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俨然是工人代言人的堂皇外貌所消释。女工们未始不清楚厂内管事中最坏的是屠维岳，可是她们心中日积月累的沸腾翻滚的怨恨，迟迟“没有升到脸部，只在她们的喉头哽咽”。倘若没有全行业总罢工的风暴席卷而至，屠维岳掌管的裕华丝厂，或许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情状。
屠维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真实处境并不乐观，外部的工潮和内部黄色工会的派系倾轧，使他深感腹背受敌的困窘和酸楚。或许茅盾是为着稍稍勾勒一下当时社会上层派别的争权夺利，从而拓展小说概括社会现象的广度，但是发生在裕华丝厂黄色工会中分属汪派和蒋派的两类工贼的搏斗却有着“一石两鸟”的功能。面对桂长贵、王金贞和钱葆生、薛宝珠之间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屠维岳怒火中烧，外观上表现得相当冷静，借刀杀人，收买人心，斡旋平衡，是他的基本策略，不过这些往往又大都在说理诱导的幌子下进行的。因此，小说借着这个侧面也凸现着这个人物骄蹇自负的性格和干练阴毒的作风。
出任总管事后的屠维岳，对吴荪甫的态度仍然不亢不卑，不时会有顶撞，有挖苦
甚至还会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机锋使老板狼狈周章。但是，在总的基点上，他对吴荪甫效忠，可谓惨淡极矣。他没有辱没老板的信托，确确实实是主子的一名忠实而能干的奴才。他在裕华丝厂的全部作为，是典型的奴才的作为。列宁说过： “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顺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必然使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是虚伪的。”这一论断是很适合屠维岳的。倘若再稍微仔细一些观察屠维岳的行状，人们将会发现他的性格在许多地方和吴荪甫颇为相象。吴荪甫有着刚愎狠毒的特质，屠维岳则是倔强自傲，干练阴险的人。这里便有建构文学人物形象的意义。主子和奴才既结“神圣同盟”，两人在性格和才能方面几乎又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然而他们两人并不是雷同的，不仅有身份上的差别，在气质上也是有分异的，因而在人生价值的舍取上，就有着更不相同的景况。如果吴荪甫多少还存在着超越本身利益的民族意识，那么，屠维岳的世界是极端利己的。他的主子，作家曾流露过些微的同情，而作家对他则竭力鞭扑着他的全部劣行。在这个比主人还凶残的走狗身上，作家现实主义的笔触是极有情感色彩的。不过，屠维岳终究过于斯文了。他来自农村，在上海也仅驻足三年，他有其独到的周旋环境、应付困窘的实际能力，而他的毫无教育背景的客观条件，作家似乎滑稽地让他说出了“大雷雨之前必有一个时间的平静，平静得一点风也没有”，以及“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这类话，作为对应吴荪甫的诘问，是颇有力量的，而屠维岳之类能不能说出，大概是很可怀疑的。
奴才毕竟是奴才，屠维岳决不会有比他主子更好些的命运。在吴荪甫破产之前，他的气数已尽。 “打倒屠夜壶”! ——这是大海的怒涛，是觉醒了的工人们的意志。屠维岳一下子变了人形： “他的脸变青了，冷汗钻出了额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