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酝酿了四十多年的一个小小愿望，现在总算实现了。那就是对孔子做出较全面的、公正的历史评价。现在出版的这本《孔子评传》，就是力图阐明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经过了三个阶段， 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在幼少年时期读私塾，读的全是孔孟之书， 即使在村子里读小学，也是白天读课本晚上还是读孔孟之书。那时对孔子的形象， 觉得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全盘肯定的阶段。“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似乎并未传到我所在的闭塞的乡间(江苏省丹阳县)，或者即使传到也没有引起足以使人感觉到有所触动的波浪。直到1923年我考进苏州第一师范， 对孔子的看法，才开始有所改变， 但还不能说是根本动摇。当时第一师范思想比较开放，学生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比重很大。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 出于爱国热忱，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当时朦胧地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和孔子思想相一致的，是孔子思想的现代化、具体化，是可以挽救当时外受列强侵略、内受军阀混战之苦的陷于混乱危亡边缘的国家命运的。接着，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以国民党员身份常来校讲演，我以学生会干部和国民党员身份接待他们， 和他们建立了联系。在和他们深谈和通讯往来中， 加上订阅中共刊物《向导》等进步书刊，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觉得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不仅是救中国，而且是救全世界、全人类的真理， 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境界，至于孔子思想， 则更不能和它相比拟了。于是对孔子思想发生了根本动摇。1926年暑假， 由于革命活动的缘故， 第一师范把我开除了。经过恽代英同志的介绍，我进了当时的革命摇篮上海大学。“上大”在当时(“北伐”前后)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抗日初期的延安“抗大”。我一进“上大”， 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懂得很少，全凭一股所谓“革命热情”，认为不把旧世界“打得个落花流水”，就不能建立新世界。于是把孔子当作旧世界的象征，对孔子思想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1932年和邓中夏同志一道在上海中共沪东区委工作，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我对他很尊敬， 虽称同志， 实系师友。发现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比我多，对中国古书也读得比我多， 因此他对孔子思想懂得更比我深。他对孔子并非一概否定， 而是有所分析， 有所取舍的。他内心对孔子很尊敬，认为生在二千多年前，能做到那样博学、多闻，那样思想深、品德高，甚为不易。他认为特别是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在当时封建阶级社会中， 自然带有封建阶级社会的局限性，但一旦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仁就会放射出更灿烂的哲理思想的光辉。他认为即使到了那时，我们也不一定用仁来表述，而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表述可能更恰当些。但仁作为二千多年前人类思想的积极成果，作为借鉴， 还是有益的。而孔子提出“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当仁不让于师”等主张， 则都是富有哲理的积极主张， 对我们现在也是有鼓舞作用的。上述意见，仅是我现在还能依稀记得的当时有关孔子思想谈话的摄要^②。这些谈话像一根点燃了的导火线一样，触动了我思想深处正在动荡着的对孔子认识中的矛盾因素的激流， 于是，我对孔子所持的全盘否定态度开始动摇了。不过， 邓中夏同志又认为， 孔子思想的问题， 不是当时革命的切要问题。当时革命的切要问题，乃是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史，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性质的特点， 以指导当时革命运动。他的话对我的影响很大。虽然实际工作很忙， 一有时间， 我就尽可能按照他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精神， 来攻读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料。1933年以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这段时间，我连续多次被捕，在狱中特别在“反省院”中，被迫地使我又有机会研读起中国古书来了 (马列主义革命著作当然是被禁止的)。这就逐步地实现着我对孔子思想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的阶段。1942年在延安， 一度住在杨家岭， 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志接触请教了。我带着对孔子已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态度和他谈起孔子问题， 并举出了孔子说的“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这两段话^③。前者是说领导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后者是说遇事要问个为什么， 即调查研究弄清问题底细， 因为那时延安正在整风，上述内容都和整风问题有关。毛泽东同志首先认为上面两段话很有道理， 而且强调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认为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 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 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 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沉默常常是热闹的前奏。等到抗日胜利、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 自然就有可能腾出精力来总结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包括对孔夫子的批判继承问题和评价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毛泽东同志的话就是党中央的指示，他要我暂时搁置一下对孔子问题的研究的指示精神，我完全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心里默默地盼望着党能腾出精力来总结和评价孔子(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的那一天的到来。全国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全党全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加上实际工作的负担压在肩上，我没有可能进一步对孔子问题进行研究。接着来了个“文化大革命”，我整整12年(1966—1978)被剥夺了工作和人身自由的权利。其间“四人帮”发动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所谓“批孔”运动， 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孔子加上了一大堆诬蔑不实之词。我很惊奇!这不是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特别是和1942年在延安亲自对我的教导精神不相符合吗?于是我又对关于孔子的评价问题，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理和尚能记得的《论语》等古文献资料，重新进行了沉思默想(因为当时我没有翻阅有关中外书籍资料的自由)。1978年一“解放”， 又走上了实际工作岗位， 又是整天忙忙碌碌， 谈不上对孔子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于是内心发生了矛盾。一方面由于工作责任感不愿贸然影响和削弱党分配给我的任务和责任，一方面又因年逾古稀，如再不抓紧，就将使自己断断续续酝酿了好多年的对孔子进行系统研究、恢复其本来面目并做出合理评价的愿望，付之东流。1981年党批准了我辞去实际工作职务的请求。从此我才能全力以赴地从事对孔子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四年的连续的不懈努力，这个酝酿了40多年经历了不少曲折的对孔子看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现在才以《孔子评传》的形式初步告一段落。集中研究和写作的时间仅仅持续了三四年，总觉得还是太匆促， 无论是在占有资料(中外文献)、消化分析、阐明观点、论证评断、行文措辞等方面，总觉得做得还很不够。因此，这本书对我自己来说，还只是初步研究成果，还没有达到自己所希望达到的境界。我还要继续学习和研究， 切望专家、教授和所有读者勿吝指教，俾作补正。当然，对自己来说，夙愿终于实现， “否定之否定”的阶段终于有了结果。此书虽然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但根据“抛砖引玉”的精神，现在已到了可以出版、应该出版的时候了。理由很简单， 两个“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体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光芒， 照亮了实现四化的大道， 不言而喻， 系统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段历史中“珍贵遗产”的任务， 自然也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二)

在研究和写作《孔子评传》过程中得到老中青三方面专家、教授和学者的帮助。例如严北溟教授、蔡尚思教授(以上复旦大学)、陈景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吴调公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进珊教授(徐州师范学院)、王先进教授(山东大学)、程千帆教授、刘毓璜教授和已故的孙叔平教授(以上南京大学)等，这些老先生或者对原稿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或者给以勉励和鼓舞。又如一些确已具有教授、副教授水平的中年学者洪家义、阎韬、贾平年、周继旨、吴新雷、朱日耀、邹化政、侯镜昶、骆承烈、谈嘉德、俞荣根等先生，他们有的积极参加写作工作，有的热情地参加讨论，或对原稿提意见、作补充、提供文献资料、校阅正误等等。他们都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对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帮助。还有青年同志如汪琴烜、方延明、石连同等同志，他们也参予了写作工作和提出过重要修改意见，对我的帮助也很大。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洪家义、阎韬、贾平年、方延明、石连同等同志， 一二年来一直和我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写作和不断修改，各自对本书做出了贡献。对以上老中青同志们的宝贵帮助，我一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当然，我一开始就再三强调， 《评传》必须按一个观点即我的观点(或指导思想)撰写， 它不是一本各自阐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集”， 而是一本由我个人负责的著作。这是和我一道写作的所有同志一致同意的前提。我尽量吸取和吸收任何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这就是民主; 同时，凡是我认为不对的， 不宜写进本书的观点和意见，我都向有关同志作了说明并予以排除;有关同志凡按我的设想帮助我撰写的部分稿子，能用的一定用，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凡须修改的，一定修改， 有小改也有大改;不仅我改， 而且相互改，最后由我修改定稿，这就是集中， 合起来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即使有的不能用的稿子， 写前写后， 一般都经过大家讨论推敲过， 一次定稿的很少， 改写重写一二次甚至更多次以至最后不得不由其他同志改写、重写或弃而不用的是常事。即使不能用的稿子，也不抹煞他的思维劳动， 因为里面总含有若干东西是改写重写最后定稿中所必须或多或少加以吸收的成分，这是正常的，这是治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是和我同事的多数同志都身体力行地一道坚持这样做的。我认为提倡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的严谨态度，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抵制粗制滥造的不良现象的有效措施。我做得还很不够，但愿坚持这样做。

(三)

历来孔子的画像、塑像，或是头戴冕旒的帝王，或是老态龙钟的老人，似乎孔子真的有过“九五之尊”的高位，似乎他未经过年轻的岁月和艰苦坎坷的经历。我觉得把这些画像包括唐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放在我写的《孔子评传》中，都是不合适的， 一定要重新绘制和我这本书精神一致的、亦即符合真孔子本来面目的孔子画像。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拟出六个主题，查阅了大量资料，参考了许多古代服饰、器物与图片，然后请吴门画苑程宗元先生精心绘制，这就是现在本书中的六幅孔子像。经多次修改画出初稿后， 又专程去北京特请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教授审正。得到沈先生的热情指点后，又作了许多修改才定稿。虽然我们的时代晚于吴道子，但我们看到了他看不到的考古资料，我们的画在服饰、器物上更接近于孔子时代的原貌。我们的画虽然晚出，由于摆脱了汉以来儒家的束缚， 因而更能表现“孔子布衣”的精神风貌。在这里，我谨向沈从文教授、程宗元先生和为画像题字的萧娴女士一并致以谢意!

(四)

这里，我不得不联想起对我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人。这就是1924年介绍我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叶楚伧先生和朱季惸同志。叶先生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元老， 朱季惸同志则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南京被杀害。我当时认为朱季惸同志所走的道路是正义的，我坚决踏着朱季惸同志的血迹前进，直到今天。再就是1926年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罗霖同志(湖南人，上海大学同学)和蔡泰同志(江西人，上海大学同学)。这两位同志长期以来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当写完此书时，我以不同心情怀念着他们。特志于此，以志不忘!

1984年11月16日于苏州

(《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版。)

注释 ①《孔子评传》：匡亚明著，齐鲁书社1985年3月出版。②摄要：原文如此。似“撮要”之误。撮要：摘取要点。③这两段话均见《论语》。前段出《子路》篇，意义自明;后段出《卫灵公》篇，意为：“那些遇事不说几遍‘对这事该怎么办才好、对这事该怎么办才好’的人，我对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意思是告诫人们遇事要三思而行。

赏析 同一般的序跋相比，这篇《后记》显得比较长。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是作者经长达40余年的酝酿、思考、研究、撰述过程，终于将自己的半生心血奉献于世这样一个时刻的心声倾吐和回顾总结，那么我们就不会讶其长而只会憾其短了。

在中国历史上，像孔子这样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产生如此重大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别无第二人。自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这样一位伟人以及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如何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孔子所得到的是几乎万口一声的顶礼膜拜;“五四”运动也主要着眼于批判“孔家店”;解放后前20年，对孔子大致采取一种不加理会的态度，而70年代又有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大批孔子运动。白云苍狗，变幻莫测。然而在《孔子评传》问世之前，二千余年间实在还不曾有人对这位巨人做过比较全面、公正、客观、科学的评价。就是《评传》作者本人，对孔子的认识，如他自己所说，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长期思索的历程。这篇后记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回顾这一漫长的历程以及《孔子评传》的成书经过。在这些娓娓而谈的叙述中，我们领略了一位老科学家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客观的立言态度：在孔子评价问题上，他不是“一贯正确”，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经历了复杂的认识过程;这部书固然是在他的主观意见的指导之下写成，但它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了邓中夏、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教诲引导、老中青专家学者的实际帮助等等，这些，作者都如实托出。而对这部前无古人的学术著作的问世，他也没有那貌似谦虚实则自负的套语(这是不少序言后记的保留节目)，有的只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他倒是有资格说几句自负的话的，因为他完成了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学术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与老科学家的严谨治学精神并存的，是一位老革命家大半生的战斗足迹。这是《后记》的另一个内容。作者在回顾自己对孔子其人的认识的起落反复中，也简略地或者说是不经意地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不管作者有意抑或无意，这一内容总能让读者领悟到：作者对孔子的评价，不是一生钻在故纸堆里的老学究的研究结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带着唯物主义观点大胆探索的成果。他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然后才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的专家。倘若不如此理解，那么最后一节的回忆与其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四个人这一内容，就不免有点游离于题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