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作成的短篇小说《伤逝》，大概是他全部小说创作中唯一取材于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子君，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短暂的爱情史，甚至于短暂的生命，犹如彗星一般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光芒。
子君曾经是一个娴静、温存而又纤弱的姑娘。她“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即便匆匆一瞥俊美的雪莱半身像都会使她难为情地低下头。是“五四”个性主义强劲的风吹醒了她青春的原野，她渴望自由，渴望人际的尊重，渴望真情的慰藉。当涓生带着“五四”独立自由的理想闯进她的生活时，她几乎如同饥饿的婴孩找到了乳母，心灵呈现了异彩。她鄙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向往婚姻恋爱自由;她追求志同道合的伴侣，没有丝毫门户之见。为了与涓生结合，她与胞叔和父亲脱离了关系，勇敢地宣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但“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为了同居的款项，她“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这些连涓生都为之感动。
然而，子君的全部勇气大抵都来自于对涓生的爱，一如她从涓生那边得到的精神援力一样。涓生与子君相恋时，涓生谈话的主题总是“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至于子君，似乎连这也并不很懂，她只是对涓生“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因此，爱，成了子君的生活目标，她的生命意义的全部都只为了爱。她的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她追求与涓生结合之前，显然是熠熠发光的;而在实现了与涓生结合的目的后，也已显示了它的全部力量。 “我是我自己的”，唯其只有“我自己”，尤其只有“我”的爱，才使她婚后的生活，出现惶恐，颓唐!
同居以后，子君唯一使自己感到陶醉的是初恋时的喜悦，涓生对她的情话，竟至于读熟了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涓生对她的温存和最初的求爱，仿佛刻烙在她的心上，记得真切、细致。当夜深人静时，她不时会狡黠地考问涓生，而涓生他复述着那些令人心醉的情景时，她——“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神往于初恋的欢喜中。她似乎是很满足了。她整天沉溺在生炉子、煮饭、做菜、养鸡、喂狗的家务琐事之中，不仅忘却了“别的人生的要义”，而且志趣越来越平庸，以至为几只小鸡而跟往昔不屑一顾的同院的小官太太暗斗，日渐连同涓生“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这种极富反差的生活内容，本是人的正常的生活，但对于怀抱“爱情至上”的子君来说是难耐的，她压根儿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甚至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不过，只要涓生对她的爱依旧是现实的，她似乎还会拚命挣扎的。尽管随着涓生的失业，鸡和狗，杀的杀，放的放，她已无过往无畏的神色，变得“很颓唐，似乎觉得凄苦和无聊”，而这些最多表明她软弱的生活的适应能力。临及她的全部希望的寄托者涓生将爱与生存对立起来处理，并且一味责怪子君， “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终于向她说出了他的所谓“真实”——“我老实说罢：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她便轰毁了。因为，爱情对于她来说，真赛过粟帛空气，须臾不可离开，她是为爱而活着的。物质生活的艰窘折磨过她，但她尚可凭着内心的回忆苟且地活着;如今她为之奋斗的爱消失了，她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她听了涓生的“不爱她”的话后，小说写道：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之后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她怯弱得无所措手足，只得束手就擒，跟父亲回到家里;此后， “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而“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子君信奉并为之奋斗的“爱情至上”，使她从心灵到行动区别于传统的中国妇女，但是， “爱情至上”同时也限制了她对环境和生活的适应能力，成为一个天真的新女性。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在她身上是分隔着的，因此当精神上出现幻灭后，她会在现实生活的打击下表现出全部的软弱和张惶失措。现实生活对她来说是极其狭窄的，她时常生活在关于爱的缅怀中，退回内心则是她应付实际生活的基本手段。而随着内心世界的日渐萎缩，生的意志也走上了泯灭的去处。鲁迅在观照子君与涓生的悲剧时，是估计到涓生方面的利己主义的，但他又朗然地指出子君思想上的局限，以及性格上的弱点。
同当时一般反映青年男女追求婚姻恋爱自由的作品很不相同，《伤逝》似乎借着“五四”的落潮，看透了那些新式男女所临对的新的苦恼。这正是鲁迅的深刻的地方。新式男女从旧家庭中“一走了之”的理想，在鲁迅看来仍旧是极为天真的。他对周遭的黑暗太了解了，而对那般新式男女的所谓“勇毅”也极为洞悉。一九二三年他就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深刻指出：出走了以后的娜拉，如果没有取得经济权，不能独立生活，那么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实际上是这种看法的形象化。因此，他较之一般的婚姻恋爱小说有着进一步的意义，他是从一般认为问题已经结束的地方——如同子君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而又已经得到了这些，作为他提出问题的起点的。
《伤逝》是从涓生又回到会馆的破屋里开始写起，追述了他与子君一年的生活，暮春——晚秋——严冬的季节变换熨帖地表现了子君精神世界从勃发到枯萎，到凋零的三个阶段。
单知的“手记”叙述形式，在塑造子君形象时运用的是一种匠心独具的角度：用人物外貌的变化显示人物内心和性格上的变化。鲁迅继续发挥着他精于“画眼睛”、“勾灵魂”的白描才能。最初的子君是“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同居之后，她就“逐日活泼起来”，而且“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听到涓生失业的消息，子君脸“变了色”，显得很“凄然”;……最后，听到涓生说已经不爱她了的时候，她又……所有这一切，都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加厚了人物的质感。子君的命运尽管颇为暗淡，但她所能给人们的感情却是沉重的，使人无法平静，也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