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文研会作家鲁彦发表的短篇《黄金》，茅盾认为是作家当时最好的作品。小说创造了如史伯伯这个乡村小有产者的形象，他与鲁迅笔下的本色的老中国儿女已有差别，多少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

如史伯伯的故乡大概在浙东的乡间，上一代留给他的只有一间破屋，一只破衣橱，一张旧床，几条板凳，而他凭着一生的劳碌经营，终于挣得了一份家产。有了十几亩田，有了几间新屋，一切应用的东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他借。两个女儿，大的已出阁，儿子读书知礼，又很勤苦，全家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在陈四桥一带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了。当如史伯伯临近老境，走路也踉踉跄跄时，他辞去了职务，将家庭的担子搁在儿子的肩上。可是，儿子伊明出门一年多了，也不曾有多少钱寄回来。

今天，如史伯伯手里拿的是他儿子的信，一封又是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说，“不能寄钱来”，而家中的钱快用完了。如史伯伯忧郁了起来，他想继续出卖自己衰老的劳力，然而，谁喜欢他去做账房?谁喜欢他去做跑街?特别叫他苦恼的还是他所居身的那个环境。周围人们的脑子里几乎都充满着一个“钱”字，他们“只认得钱，不认得人”， “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背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侮你”，甚至幸灾乐祸，乘人之危，敲诈勒索。

儿子来信而无钱寄回，确乎如同一种征兆一样，一系列的打击和磨难接踵地向如史伯伯涌来。最初，自然是周遭的飞短流长。作家尖刻地渲染着村妇们的嚼舌，这类乡风本是我们民族的国粹，然而小说将它规范在一种病态的对“钱”的敏感中。如史伯伯家道的日显式微，不只遭到殷实人家的讪笑，并且连那些早已穷了许多时日的村妇们也颇有一番宽慰的神情，她们猜测着，议论着，甚至也幸灾乐祸地为多一个同道而激动着。接着是如史伯母的串门，既被人冷落，背后又被人怀疑是去借钱的;以往受人尊重的如史伯伯赴宴时又遭到别人的奚落和侮辱，竟让他坐了下位;做羹饭祭祖时，族人又故意挑剔;强讨饭的阿水也乘机勒索;年关逼近，家里的存款仅余几角，而收账人却不顾情面，频频催索;晚上又遭偷盗而竟不敢声张，怕人家说是为赖钱……不幸鱼贯而来，甚至连十来岁的小女在学校也遭到老师的轻蔑和侮辱，最怵目惊心的是如史伯伯家的那条黑狗也因主人的窘困而被人虐杀。作家在有限的篇幅中腾出相当文字描叙那条黑狗的通谙人事。这是叫人灵魂震颤的一笔，沉浸在以金钱为本位的社会里的人，他们的心竟在牲畜之下!

折磨、奚落、揶揄、侮辱，不幸联翩而至，是小说的基本结构，作家选取着密集的事件，似乎有些过分，但它们都极平常，每时每刻发生在如史伯伯的那个社会里。我们的人物的心灵深处是苦不堪言的，但他的全部应付又是那样的软弱。他苦恼地默想着，他压抑着怒火，他陪着老婆哭，他点着一炷香向灶神跪着，还有从不信老婆的梦到多少相信老婆的梦，发展到最后自己做起小说末尾那个辉煌无比的梦——那个“充满着希望和欢乐的景象”。这是一个卑微的灵魂，虽然他拥有并不匮乏的生活能力，命运之神也曾向他投送过灿烂的一瞬，然而他到底是一个小有产者，在外来工业文明波澜的振荡下，他的舟子是经不起几番折腾的。他是个怯懦的灵魂，虽然他从实在的金钱世界中得到了教训的苦楚，他也愤怒过，然而他是没有力量与之抗衡的，因为他到底是生活在梦幻中。他的境遇，是旧中国小有产者的典型境遇。作家借着他的人物为农村的日渐衰颓发出了他自己的一声悲叹;他有着令人感动的人道精神，他对他的人物的同情在小说中可称力透纸背，可他却是迷惘的，因此他不恤用曲笔在写尽人物的怯懦的同时还让他做着希望的梦而活下来。鲁迅评鲁彦，说他是对罪恶的现实极端不满，向往的是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但又逃避现实而不能。实在是不刊之论。

在极有密度的事件串联中，小说在构思上插入三次梦幻，两次发生在如史伯母身上，第三次即是小说结尾如史伯伯本人的那个梦。这种对照的布置，将惨淡的现实与美妙的梦境交织一气，造成了人物精神上的重压。为着切合人物的性格，作家在描写人物对于接踵而来的不幸的反应时，将人物的形体幅度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着力状绘他的内心感受，那种如同在秋风中簌簌作响的心理反应。如史伯伯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匹拖重载的驴子，挨着饿、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子，颠蹶着在雨后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这样的渺茫，没有一线光明，没有一点希望”。小说中如史伯伯各处出现的内心活动，是以这一种苦闷、愤懑、惊悸的心理色彩为特征的。本该郁勃的形体反应被更为紧张的内心冲突所稀释，这就是如史伯伯其人的世界，是他在《黄金》中所表现的那出近于无事的悲剧。

虽说如史伯伯远非鲁迅的小说人物那样为人熟悉，但他是作家自觉私淑鲁迅的产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为大师的文学人物中所无的内容。正如茅盾所说：“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乡村的原始式的冷酷，表现在这篇《黄金》里面，在现文坛上，似乎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