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才子书》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又名 《女才子传》、《闺秀佳话》、《美人书》、《情史续传》。题“烟水散人著”。烟水散人即徐秋涛，学术界看法较一致。而徐秋涛是否即秀水徐震，尚存争议。全书十二卷，每卷一篇，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清顺治刻本; 乾隆十五年大德堂刊本; 道光二十七年味根斋刊本; 其他有申报馆聚珍本等数种版本，篇目不同，目次有别。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据大德堂本，书约成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
《女才子书》是专写妇女的小说集。书中人物都是作者“近世所闻”，对“古今名媛，已经载之史传者，虽美弗录”。有年代可考的人物八个，其中六个是明万历以后的，两个是天顺、成化年间的。在地域上，作品中除一人以外，其余全都是生活于东南地区的人。作者也是“生于吴、长于吴，足迹不越于吴”的人。作品有着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明嘉靖后东南沿海一带商业、手工业繁荣，在妇女问题上，也得风气之先。这本小说集便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探索性的社会问题。
《女才子书》首先在“才”字上阐明作者的新观念。作者定出的女才子的“才”的标准是“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又以 “贤也，智也，韵也，斯为上也”，强调聪明才智和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的统一。
关于“才”的传统观念，当然首先是读书、识字、能诗善文。因此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具有这一基本条件，都能诗善词，精于音律，多才多艺，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教养。作者写她们从小都喜读书，根基甚厚，杨碧秋五岁授书，崔淑四岁读诗，张畹香七岁工诗词。冯小青的诗词更不同凡响，在须眉之上……
“才”还表现在有丰富的知识上。郝湘娥不过是一婢女，但堪称博学，年十六除“能诗能奕，又善绘花草人物”外，更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文物有很高的鉴别能力，能识汉武帝时浮忻国进贡之异香; 唐末高季昌之瓦垆; 又能辨识滇南金、于阗玉。并精通音律，能指出当代名家演奏时之些微舛错，并为之陈述源流，分辨派别，作示范纠正。她有着多方面的精深的专门知识，堪称女学者。
“才”更表现在“智”与“识”上。表现在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智慧与胆识。张畹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大至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有独到的见地，她认清南明小王朝的腐朽本质，预见它必然覆灭的结局，阻止丈夫出任，主张“无道则隐”，告诫丈夫不可“被锦绣而为享祀之牺牲”;小至对富而无德的乡绅赵宦一家的判断，和对“吝且刻”的邻居的预言，都在实际中证明了她的准确无误。由于她的智慧和有识见，她自己的婚姻解决得美满，避免了灾祸牵连。她的才智不是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出于对事物细心的观察和有根据的分析，及正确的推理判断能力。从对个人婚姻、家事、国事以至对卖金饼者、卖花簪者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人物事件的处理，均表现了她的智慧和卓识。《女才子书》写了不少在婚姻问题上有卓越识见的女子，她们的识见超过父母，自己择偶的都比父亲代择的高明得多，观念进步得多。而且，一旦认准之后，意志之坚定，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机敏，又在男子之上。几乎所有的私奔都是女子先作出决断的。作者在《宋琬》中赞扬道：“文士之胆，不如女子更险(指私奔的胆量);文士之心，不如女子更巧。”“才” 的概念已并非只是弄文舞墨，还包括处理实际问题中的胆识与智慧。
以上是《女才子书》显现出来的有关的 “才”的观念，显然比传统的才的观念有了扩大和更新。
作者还经常对“美人”的概念阐明他的新认识。如认为“色庄语寡”者，未足为“艳”;精于女红而不读书，不会吟诵者，不能称“雅”;行坐不离绣床，不会“倚栏待月”怨春伤时者，不为有韵。而这些不艳、不雅、不韵者，正是恪守封建妇德的女子的标准形象。作者认为不论她们长得多么美，由于她们“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大失风流之致”，都算不得 “美人”，都进不了这 “女才子”，“美人书”的行列。作品用众多的典型和一系列的议论，从形象到理论，全面否定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并反其道而行之，把“才”放在首位，这是《女才子书》的一个根本特点。《王琰》中有“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之评，此书早于《红楼梦》，而崇美女子的言论常与贾宝玉酷似，反映两书作者在妇女观念上的接近。
《女才子书》的另一特点是对婚姻爱情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探索，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首先是私奔问题。作品对古今私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综合研究，为私奔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在《张小莲》中，作者写道： “周礼……奔者不禁，先王制礼，缘于人情。”故“有心人另具一识赏，第难与道学者言耳。”提出了古礼不禁私奔，私奔有古法可循。在《卢云卿》中作者又提出“但在风流之士，则羡其事而幸其奔; 其为学究之见，则鄙而不欲置之唇吻，夫以行权私匹，固难与道学者言。”既有古法可循，于今“行权私匹”，就理所当然。不但不该指责私奔，反而要“羡其事”，“幸其奔”。作者批判“学究之见”，以为不堪与“道学者言”，实具大胆的反封建礼教的“异端”思想。同时又以文君奔相如、红拂奔李卫公二事证实，唯私奔，方结下美满良缘，成为千古美谈。摆出了“奔”之利，不“奔”之弊，为私奔立论，肯定了妇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私奔行为的合理性。
作品还进一步对私奔之成败，提出了指导性的看法。在《卢云卿》 中，分析卓文君、红拂之私奔，“非情也，识也”，是“以丈夫之眼，识豪杰于风尘”。在《宋琬》一文中，写宋琬与表兄谢生相爱，冲破家庭阻力私奔后，历经曲折，几是九死一生，但终于团圆，婚姻美满，因为宋琬也是识人，看得准，故历经曲折，终不负初衷。这些都是古今成功的典型，成功的关键则是识人。作品又提出私奔失败的典型，《张小莲》中的张丽贞就是。她对一个男子并不了解，就轻陷于情，跟这个男子私奔了，结果上当受骗，明白真相后悔恨无及。当张丽贞自责私奔为丑行时，作者作了分析，以为不是私奔不对，而是无识人之明：“惜其识见不及卓氏，以致误奔匪人”。把“私奔”与“误奔”在概念上分清楚。首先肯定女子为争取婚姻爱情的自由突破封建意识、家庭束缚而采取的私奔行动的正确性; 然后指出必须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不可缺乏识见，因年轻幼稚而“误奔”。这样写，作者是很有一番苦心的。
寡妇再嫁问题，是作品探索的又一重点。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在《张小莲》中，作者批驳了这一神圣的信条： “若为忠臣不事二君，而管仲何以见收于夫子?”揭穿了道学者“不事二君”之言的虚伪;再批驳“烈女不嫁二夫”的观点，举出卓文君、蔡文姬都是嫁过二夫的，道学者们当以为是“遗臭”了，而千百年来人们都视她们为女中俊杰，传为美谈，进一步揭穿了道学者“不嫁二夫”说的虚伪与荒唐。《卢云卿》一文则是正面表现寡妇再嫁的专章描写。卢卿本人是寡妇再嫁而又兼私奔的典型。对这样一个人物，作品赞她为“足以垂艳千古”。同时还写了一位开明的公公，这位公公发现居孀的媳妇私奔了，不但不生气，反而自责没有早一点为年轻的寡妇择偶再嫁，以致她只好私奔了。担心的是媳妇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要“误奔匪人”。后来知道她已配了良缘，就很高兴，又认了亲，并合为一家。卢云卿的父亲也在亲家公的影响下与女儿及新的女婿和好。作品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对寡妇再嫁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美。这种全新的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显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人文主义的新观念，比之卓文君等古老的故事更有了新的成分。在“烈女不嫁二夫”甚至还要以死殉夫的封建社会中，作品指出了有胆有识的卢云卿的道路，实在是悲苦的孀妇们的福音。
作品也赞扬了身为寡妇不嫁的杨碧秋。那是她对恶霸、刁徒蒋云甫妄图霸占她而进行的抗婚。蒋云甫耍阴谋，要她抵债，以后又将她转卖给别人。她在这种情况下，矢志不嫁，是说明与其向恶势力低头，嫁于匪人，宁可终身不嫁，表明了她的人格的尊严。作者虽用贞节观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里的贞节观已有了新的内涵。而卢云卿、杨碧秋两个典型，又告诫人们，什么样人该嫁，什么样人不该嫁，寡妇再嫁与私奔一样，也有一个“识见”问题，女子在婚姻问题上要自主，就要有自己的 “识见”。
封建社会“神圣”的“父母之命”婚姻，与“异端”的自主婚姻孰是孰非，作品通过形象对比，作了鲜明的回答。全书主要的十二个典型中，除了未交代婚前情况的王琰及由婢变妾的郝湘娥之外，其他十人中，出于父母之命的四人，结局全部不美满; 出于女子自主婚姻的八人，全部美满，这就是作品总的倾向和结论。《郝湘娥》中黄生与珍姑的婚姻，几是以一闹剧的形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进行了嘲弄与讽刺。黄生家是当地巨族，珍姑之父窦翁欲与黄家结为姻亲。在相亲时，窦翁让美貌的侍儿郝湘娥代替肥伟黑丑的珍姑出场，经过媒婆的一番巧言之后，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到了新婚之夜新娘卸装时，黄生才发现相亲人所说的 “倾国倾城”的“天仙”，竟变成了 “无盐丑妇”。在作者近似轻松的游戏笔墨中，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作了无情的揭露与嘲讽。对自主婚姻则极力赞美，如让私自匹配的张小莲与朱生在牡丹花下双双成仙，对这种婚姻予以美化、净化，寄予最美好的祝愿。
妓女从良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历来小说中常见的题材。《郑玉姬》是写妓女从良的专章。作者有意与冯梦龙“三言” 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照映。杜十娘是妓女从良的大悲剧，而《郑玉姬》则写成圆满的结局。《郑玉姬》中的隽生对郑玉姬真心相爱，得友人帮助，为郑玉姬赎身。隽生虽出仕亦始终忠于爱情，最后白头偕老，“同卒于官署”。这是一个理想型的喜剧。它力图说明妓女从良，男子不可负心，应对赎身等一系列问题竭尽义务负责到底;社会不应歧视，应予支持;“卑贱”的烟花女子与普通女子一样，应有良好的归宿。
作品还涉及了封建婚姻中最腐朽的一夫多妻制。作者看到了它深刻的矛盾，揭露其罪恶，塑造了全书最成功的典型之一冯小青; 但作者又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制的立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树立一个不足为训的样板——王琰。
冯小青的母亲是扬州的女塾师，这样的家庭使冯小青从小就有着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又跟随母亲出入名门。小家碧玉难以有她的广泛涉猎文化知识的机会; 大家闺秀又没有那样广泛的社会接触面。少女时代的冯小青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活环境，因之使她有才学、有识见、有思想，是一个“谈笑纷然”、“风情逸艳”的比较自由的有个性的少女。然而她的家庭贫困，社会地位不高，她虽能周旋于名门却自己与名门咫尺千里，她终于被迫嫁给了杭州富户冯生为妾，这是她生活的转折点。作品写她“一见冯生之状，嘈唼戚施，憨跳不韵，不觉泪如雨下，惨然叹息曰： ‘我命休矣’，”“怨自此始”。接着是为冯生的大妇忌恨凌辱，最后幽禁于杭州孤山，“怨自此益深”。冯小青对冯生只有厌恶，根本就没有爱情;她也根本不会想去与大妻“争宠”，去争夺这个伧俗不堪的冯生。然而她的悲剧就在她被推进了这个一夫多妻制的囚笼之中，不管她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她已卷入妻妾争宠的旋涡中无法解脱。大妻先发制人，她既无力，又无心反击，最后在囚禁中郁郁而死，个性、人性全被窒息。在囚禁生活中的冯小青又读《牡丹亭》，使她少女时代比较自由的生活经历得以复甦，朦胧的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想拨动了她生命的弦，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和强烈的共鸣，她终于在追求与现实无法统一的矛盾中，愤懑压抑地死去。冯小青是被一夫多妻制的桎梏窒息而死的，在那个时代，作者将她写成悲剧的结局，是对一夫多妻制的批判和否定。
《冯小青》一文在揭露批判一夫多妻制上，是成功的，而《王琰》一文，在设法解决一夫多妻制的矛盾时，是失败了。作品写王琰在丈夫纳妾后怎样努力于妻妾和睦，并列举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包括丈夫死了，妻妾可以为伴;妻无子妾有子，皆有后代有依靠，在家族中都站得住等等。作者苦口婆心奉劝大妻们向王琰学习，以建立和睦的一夫多妻家庭云云，显得腐朽和荒唐。这种观念还反映在其他作品中，如 《陈霞如》 中对玩弄两个小姨的崔生予以赞美，宣扬女子不贞为淫，男子淫乱为“趣”的谬论，均是作者在维护一夫多妻制观念上的陈腐表现。
《女才子书》围绕女子的才华和婚姻、爱情等问题进行探索，也涉及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在《张小莲》中，写双双成仙的一对夫妻，于“鼎革之变”以前，常出现于月夜牡丹花前，笑语盈盈，吟诗游玩;“鼎革之变”以后，牡丹花枯死，他俩再也不返人间，流露了对明亡的哀痛，反映了作者的民族意识。在《郝湘娥》中，作者又借郝湘娥之死，发表了“生蒙恩宠，死等路人，负心忘义辈，虽在衣冠中，比比皆是”的议论，对降清的明代旧臣，作了鞭笞。其他涉及社会的如盗贼横行，官吏贪酷，贩卖人口，高利贷盘剥以及士的孤愤，文字狱的森严等等，都有所反映。《女才子书》写的虽是妇女问题，触及的社会面也有一定的广度。
《女才子书》是文言短篇小说集，但写法上又明显受明拟话本影响。这既表现在题材的现实性当代性上; 也表现在作品的结构形式上，有些篇目承话本影响，有“入话”部分。在人物塑造上，它重视性格的刻画，冯小青人物刻画细腻，几是呼之欲出。小说的语言工丽，不少诗情画意的意境创造都有较好的美学价值。但诗词过多，显得冗赘。作者好发议论，有时评论过多，甚至人物语言亦渗入作者的八股味的议论，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