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污的杀人者若以为他杀了人，
死者若以为他已经被杀戮，
他们是对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
我离去而又折回的道路。
遥远的，被遗忘的，如在我目前；
阴影与日光完全相仿；
消灭了的神祇仍在我之前出现；
荣辱于我都是一样。
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
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两翅；
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而我是那僧侣，也是他唱诵的圣诗。
有力的神道渴慕我的家宅，
七圣徒也同样痴心妄想；
但是你——谦卑的爱善者！
你找到了我，而抛弃了天堂！
(张爱玲译)
注释：
原题Brahma，为印度教中最高之神，所以译作“大神”，也就是“一切众生之父”，故本诗中也充满了东方宗教的思想。
【赏析】
以爱默生为首的超验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直接为美国的文艺复兴(1830—1860)乃至整个美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爱默生由此成为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林肯称为“美国的孔子”。爱默生的重要性不但在于提出摆脱传统桎梏建立美国自己的文化，而且在于从理论上为新文化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从而确立了它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概而言之就是坚持自立、自助、自信、自强并最终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伦理个人主义信念。
爱默生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诗人，而且常常在准备演讲辞和写作随笔时产生作诗的冲动。他的诗风像他的散文一样不事雕琢，言辞锐利，带有一定的哲理性和训诫味道。爱默生赋予诗人极高的地位，认为诗人在异化成局部之人的现代人中间代表着完整的人。诗人是“真正的唯一的导师”，他们能够通过一种秘而不宣的智力知觉或者说直觉发现事物中的思想和象征，领悟事物的灵魂，并把它明确表达出来，从而成为“解救万物的诸神”，同时也赋予他人一种新思想，打开人类的精神锁链，指引人们进入新的天地。
《大神》一诗最初发表在1857年11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是爱默生最优秀的诗篇之一，可以说是对其“超灵”(Oversoul)思想的形象化阐释。爱默生的“超灵论”近可以追溯到柯尔律治的万物关联说和谢林的精神实体说，远可以溯源于柏拉图、斯多葛派和普罗提诺的自然哲学，同时也与印度的宗教哲学有内在的密切关联。早在《论自然》一文中，他就认为自然万物是精神的象征，它们共同属于一个包罗万象的灵魂，“万物各异，其实共通”。后来在《论超灵》一文中，爱默生则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超灵论”，他说：“古往今来，对错误的最高批评家，对必然出现的事物的唯一预言家，就是那大自然，我们在其中休息，就像大地躺在大气柔软的怀抱里一样；就是那‘统一’，那‘超灵’，每个人独特的存在包含在其中，并且跟别人的化为一体。”“我们一点点地看世界，如看见太阳、月亮、动物、树木；然而，这一切都是整体中触目的部分，整体却是灵魂。”这种超验的“超灵论”思想试图突破一切的经验局限，达到一种超越时空、超越主客界线的整体论智慧，从而引导人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反观世界、个体和每一个事件。爱默生阅读过一些印度宗教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奥义书》对他影响极大，他所说的“超灵”与婆罗门教的“梵”(Brahman)有着深刻的相似性。“梵”一词最早出现于吠陀文献《梵书》中，后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它在梵文中原有“圣智”、“咒力”、“祈祷”等意思，后来引申为由祈祷而得的神秘的力量，又引申为世界的主宰，在《奥义书》中被描述为一切事物的本体，宇宙的最高实在。它是永恒的，无法描述亦无法限定，爱默生的“超灵”即具有“梵”的属性。其实，他的《大神》(Brahma，又译“梵天”)一诗正是通过对《奥义书》中的“梵我一如”说的形象化阐释来宣扬他的“超灵”论。在《奥义书》中，“我”一方面意味着“小我”，即个我、自我、个体灵魂以及个体肉身，另一方面又指“大我”，即“梵”。“梵我一如”或“梵我同一”即是指作为宇宙本体的“梵”(大我)和作为人的主宰体的“我”(小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梵是一切的根本，是个我的本质，因此世间万物虽表现为多种多样，但这一切仅是现象，真正实在的只有最高的梵，万物同一于梵，这也正是爱默生说的“万物各异，其实共通”的含义。作为一种超验的学说，无论是“梵我一如”说还是爱默生的“超灵”论都是对经验世界的极大挑战与否定。所以，在《大神》一诗的开头，爱默生写到“血污的杀人者若以为他杀了人，/ 死者若以为他已经被杀戮，/ 他们是对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杀人者和被杀者，以及下文提到的遥远的与眼前的，被遗忘的与被铭记的，荣与辱等等，在经验理性的层面上是相对立的，具有相反的本质，但是在超验的层面上，它们共同属于一个包容一切精神现象以及自然现象的超灵，在本质上是“同一个”。杀人者在杀别人的同时也杀掉了自己的灵魂， 而被杀的人则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灵魂中，被遗忘的东西像那些被铭记的东西一样在生命中留下痕迹，成为灵魂的祭奠品或纪念物，只是不能被轻易地觉察到而已。因此，一切在超灵之内，而在超灵之内的一切是平等的，永存的，“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 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两翅”，外在的形式无法改变内在的本质，或者说内在的本质超越了一切的形式规定性，我、你、他和它们都是一体的，彼此互为影子，互为肉体，互为心灵，所以，对象与主体的区分在超验的意义上是没有必要的，“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而我是那僧侣，也是他唱诵的圣诗”。人们如果领悟到这些，领悟到超灵的存在，也就领悟了自身作为超灵之载体的属性与归属，成为尊重和爱戴一切生灵的“谦卑的爱善者”，从而抛弃那个不必要的来世的天堂，在现世中构建美好的天堂。
在这首诗以及爱默生论述超灵的其他篇章中均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他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归为同一个超验的灵魂，是对人以及其他生灵的充分肯定，在经验的现实中，没有完美之物，但是就超灵而言，就这个永恒的涵盖全部的“一”而言，一切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善良是绝对的，而邪恶是短缺而致，不是绝对的”，灵魂存在着，而“存在就是巨大的肯定”，所以，“我尽管不完美，却崇拜我自己的‘完美’”，每个人只要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种神圣性与完美性，就会对生活充满热情。爱默生的这种观点是对美国传统加尔文教性恶论的否定与挑战，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自我、对生活的信心，为创造人间天堂奠定了内在的人性基础。另外，在普遍意义上而言，爱默生肯定超灵的存在和人的超灵属性也为打破文化与制度中现有的一切鄙陋开拓了道路，文化制度往往是经验的产物，它以种种的秩序性和规定性表现出来，并最终衍生出各种各样阻碍人性健康成长的羁绊之物，而作为超灵之器官的个体或群体应该冲破一切障碍，在追求创造和自由的道路上建造更符合灵魂需求的新文化。毕竟，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服务于文化。
(韩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