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自西晋左思开诗中“咏史”一路后，咏史之作渐分两途：一是专写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或事，多以所咏对象为题；另一种专题“咏史”，内容多泛咏古人古事。咏史之作均着眼现实，但前者对史的依附性强，后者则自由度大。龚自珍这首诗属泛咏一类，却又自不同。同一般咏史诗从以古鉴今，以古喻今的角度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导致的隐曲效果相比较，这首诗在“咏史”的题目下，从写法到命意，都是直面现实的。

身当衰象毕陈的封建末世，龚自珍蒿目时艰的深广忧愤，一发为融汇于诗文中的对现实正视、揭露、鞭挞的多重奏鸣，其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这首诗专注于官场士林的颓败，是他总体社会批判中的一个突出方面。

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纠缠历史。首联以纵横飘忽的笔力指出，向来繁华富庶，有“六朝金粉”之称的东南广大地区，统治阶层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惯会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织造了多少重无聊而又无谓的恩恩怨怨。特标“东南”，乃在突出首要，当然是对整个士林的现实概括。进而仔细分去，又有几种区别。颔联的“牢盆狎客”指依附权门的帮闲幕客；“团扇才人”指像东晋重臣王导之孙王珉一类整天手摇白团扇，谈玄论佛的贵族子弟。前者谗媚钻营，以帮闲有术而总揽大权，播弄是非而操持政要；后者身居高位却百无一能，虚饰风雅以荒忽政事。如此士林丑类却分别“操全算”、“踞上游”，那政治的腐恶便可一望即知了。一“操”一“踞”同时道出作者极端憎恶的情感评价。

“上游”的黑幕是如此，那么普遍的士林风气又如何呢？颈联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凌厉剀切地描绘出了这个末世的士人们的畏葸猥琐。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他们犹如惊弓之鸟，著书立说全不敢涉及现实，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只会拚命钻入故纸堆中搞些无关宏旨的“学问”，以此混些衣食之需以苟且偷安。这不是一二人而已，整个士林“都”是如此！避席，原意是离开坐席起立，有郑重、谨慎之意，这里用来形容士人们一闻文字狱便慌张失态、如临大敌，甚为生动。“稻粱谋”语出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结句“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这里的“随阳雁”，指趋炎附势之徒，相当于本诗中的“牢盆狎客”。诗人移来形容广大的士林，措词虽同，命意却新。

前六句不同类型的展开，已寓鞭挞于揭露性的描述，命意极显豁。但他最感到痛心疾首的还不只是这些现象本身，而是弥漫于儒林中“士不知耻”的普遍精神萎弱。这种精神萎弱同时包括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气骨的双重丧失。那种种令人愤慨而又鄙夷的无聊无耻，使人怒其不争而感慨万端的猥琐、苟活，正是“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所以尾联用“田横五百人”的故实呼出震聋发聩的反问。

《史记》载，刘邦统一天下后，欲使自立为齐王的田横兄弟归降，以“封侯”相许。但田横不甘臣伏，去洛阳途中慨然自刎。他手下留在岛上的五百多人听到这消息后也全部自杀。作者引用这样一个充满壮烈情调和高扬着铮铮气骨的故实，既同他笔下的现实对象构成反差强烈的鲜明对照，发问的语气也表示出淋漓尽致的刻骨嘲讽。同时，就在这种对照与嘲讽中，前面端严整饬的揭露性描述所蕴积着的遒劲风骨，陡然绽放为全诗醒豁的审美风貌。这种风骨遒劲的审美特征，多重组合着龚自珍“歌哭无端字字真”的独特个性气质，“九州生气恃风雷”那种刚健力量的呼唤，以及“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扫荡士林颓风的期盼。

表现为直面现实之突出特征的龚自珍的《咏史》，首先在于明白无误地将现实描写作为主体对象，而不是像通常的作法，由“史”开端，逐渐隐曲地导向现实，显出命意；其次体现为“史”在诗中始终处于现实描写的附从地位，“团扇才人”同“田横五百人”并无任何联系，是一种诗思驱动的随手拈出，络结在现实的情感思考当中，所以并不作执著的更多开掘。因此，这种手法与其说是“咏史”，不如说更贴近于诗中的用事用典。但诗人还是以“咏史”作为诗题了，这一处理，并不如有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文字狱的“方便”，而是诗人在“博览群籍”养就的深沉历史感，在经世致用原则导引下无可遏止地同现实构成正向和反向的沟通。他对历史的思考是他现实思考的载体，而他的现实思考又总是延伸到历史之中。不独这首诗，他的诗文整体所显示出的那种“旷邈”之思，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在直面现实的“咏史”之下，那骨力遒劲的审美风范，便又融入了深旷博厚的历史意识，显示了诗思中现实同历史相交织的内在张力。也许正是对这一重意义的捕捉，作者才题为《咏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