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我的“籍”和“系”》原文与赏析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 而变为 “可惜” 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呢?自然是难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但我是什么“系”呢? 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 “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 “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欤休哉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撤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 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展。

【析】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5日 《莽原》周刊第七期，后由作者编入 《华盖集》。

1925年，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杨荫榆依仗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及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竟于5月10日非法开除了学生自治会代表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人，并在5月20日《晨报》上发表了污蔑、恫吓革命学生的《对于暴烈学生的感言》。章士钊、杨荫榆的横蛮行径，激起了鲁迅先生的无比义愤，遂在5月27日 《京报》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七个教员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辨明学潮真相，抗议开除学生。在“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与杨荫榆狼狈为奸，充当了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他们伪装出“公正”的姿态，在《现代评论》上接连发表名为“闲话”的文章，打着“执公允之言”的幌子，实则颠倒黑白，血口喷人。他们胡说女师大学生强加杨荫榆以“莫须有”之罪，污蔑学生运动“把教育界的面目”“丢尽了”，要求军阀政府对进步学生“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他们更恶毒地诬陷鲁迅“暗中挑剔风潮”，甚至大造流言蜚语，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鲁迅对章士钊、杨荫榆迫害进步学生的行为和现代评论派的无耻流言，怒不可遏，他写出了 《并非闲话》，《我的 “籍”和“系”》等杂文给陈西滢之流以迎头痛击，指出他们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 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正笑脸”，严厉斥责他们制造流言、暗中伤人的“鬼蜮手段”，义正辞严地表明 “ ‘流言’ 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的坚定立场。

文章一开头便以类比的手法，推出由籍贯而触发的联想。“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指出在现时的中国，一定要懂得“处世的妙法”，对于近事 “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会使你由‘尊敬’而变为 ‘可惜’ 的”。寥寥数语，便将陈西滢对七个教员的宣言的恶毒攻击作为批驳的靶子，道出了这一伙 “正人君子” 的专横无理和险恶的用心。

首先，鲁迅以辛辣的嘲讽回敬了陈西滢的所谓“可惜”的伪善论调。文章引古论今，影射陈西滢所使用的伎俩，不过是承袭封建统治者都 “终于不能坚持” 的“祖制”，而且更其拙劣和专横。鲁迅以大无畏的气概，直面多难的人生，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学生一边，草拟呈文，发表宣言;面对陈西滢制造的流言蜚语，他挺身而出，公开声明自己的 “籍”和“系”，并以此戳穿陈西滢“存心忠厚”的阴险实质。接着，鲁迅以锋利的文笔，指出： “至于 ‘挑剔风潮’ 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然后，步步紧逼，将陈西滢之流“代为 ‘可惜’”的阴谋揭露无遗：面对“流言”，必须保持沉默，否则立刻犯了挑剔风潮的嫌疑。

其次，鲁迅总结历史的教训，剖析所谓“尊敬”的实质。他指出： “其实，现今的将 ‘尊敬’ 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都是上了古人的当。”鲁迅以对几千年历史的深沉思索，识破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术，即“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这个无比锋利办法 “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这些求人尊敬的可怜虫，“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鲁迅最后明确表示：“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然而无论如何，‘流言’ 总不能吓哑我的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不接受布施，不惧怕恫吓，不与反动派统治者及其帮凶同流合污的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这篇杂文，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鲁迅前期杂文的特点。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 ‘论敌’ 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者。”他不主张“辩诬”，被动防守，他说：“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向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面对陈西滢之流散布流言、污蔑陷害的阴谋，鲁迅先剥 “可惜” 的伪善面目，光明磊落地化 “暗” 为“明”;再揭“尊敬”的鬼蜮伎俩，表明决不接受布施的鲜明立场。通篇借古讽今，举譬连类，层层批驳，粗犷锋利，步步将论敌逼入窘境，使陈西滢“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反倒成了对他自己卑鄙、阴险和荒唐、可笑的绝好讽刺。同时，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释愤抒情”的主人公形象。鲁迅在这篇杂文中明确地宣言：“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这正是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的形象、具体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