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十月，郁达夫带着他的那部惊世骇俗的中篇《沉沦》登上了现代文坛。小说主人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的外观笼盖着他的“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的心境。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有过他那副率直得“斯文”扫地的腔调，更没有人有他那颗既生于一己的遭遇而又敏感于时代的哀切的心。
《沉沦》中的“他”，生于浙江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城镇，三岁丧父，家境惨淡。十七岁那年，进了杭州城外H大学的预科。学校是由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所以比一般的学校多一层束缚，专制的弊风尤为炽烈，学生的自由，是微乎其微的。他虽然时常徜徉在学校附近如画的山水之间，然而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 “怎么也不甘服从”。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又带着他青春期的愤激，于是学了半年就告退回家。回家之后， “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读书，作诗，写小说。“小说里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多情的勇士，把他那邻近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把他故乡的风物，全编作了田园的情景;有兴的时候，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忧郁病的根苗也植根在心里。
他十九岁那年的秋天，随长兄长嫂到日本去了，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带着由“专制弊风”迫压而成的忧郁到日本留学，却又陷入民族歧视的苦海里，于是他的忧郁日甚一日，自觉孤冷可怜，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极度的忧郁和痛苦折磨着他软弱的灵魂，他在日记里写着：“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迷惘于前路的，为了求得解脱，他渴望着人际间的同情，自然也拚命地寻求着真心真意的爱情。他说：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走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他毅然离开了喧嚣的东京转学N市，因为那里的生活竞争并不激烈，有中古时代淳朴的市风，清闲雅淡，逍遥自在。半年过后，春草渐绿时节，青春期的性苦闷如骀荡的东风鼓荡着他，他幻想着女性的挑拨，耽沉于手淫的恶习， “智力无用了，良心麻痹了”。不过他一再自我戕伤，一再自我痛悔，却又一再宽宥自己。之后，小说用“窥浴”、“偶闻野合”、“酒肆寻妓”等片断，让他领受了一个弱国子民在日本这“无情的岛国”的屈辱。自责，恐惧，搅扰得他一刻也不能安闲， “支那人”些微的欲念，在日本如同海市蜃楼一样。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起来”， “他的两颊的颧骨更高起来，他的青灰色的眼窝更大起来，他的一双灵活的瞳人，变了同死鱼眼睛一样了”。
实际上的沉沦而又不甘沉沦，使他变成了被世界“挤”出的“零余人”。作家用痛苦的笔触结束了他的主人公的痛苦的生命。 “他”西望着那生养他的故国，向大海走去：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起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祖国呀!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时代和传统赋予《沉沦》主人公以巨量的痛苦，他的个性被扭曲着，不时有某种病态泄出。直率、软弱和忧郁是他的性格特征。他的直率已到达了敢于把自己的生活遭际和心灵深处最隐秘的东西都毫不掩饰、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尤其是敢于直面性的苦闷，正视“灵肉的冲突”，这种越轨的精神倾向，多少透露着他性格深处的反叛的因素。这里固然有作家从日本“私小说”和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中汲取来的精神，也有作家对个性主义的弘扬，以及对于追寻人类生命自身价值的热情。正如郭沫若指出： “他那大胆的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种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沉沦》中的他同时又是软弱的。他企图反抗，却选择了消极逃避的态度，充满在作品中的反反复复的自责、恐惧，最终没有将他从自戕的深潭中拖出，羸弱的意志销蚀着他的生活勇气。他有时是清醒的，更多的时候是迷惘的，于是自暴自弃成其最后的逋逃薮。忧郁是他的性格上最突出的特征。一种刻骨铭心的悲苦，使他如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样”，扫尽了全部欢乐，精神上的磨难犹似毒蛇一样啃啮着他的心。自艾自怨是他惯常的作风，伤怀的悲泣充填着他的实际生活。有时一阵的亢奋也会向他袭来，但不久他重又压抑无法排解。他活着是太不容易了!他的性格有其本身的色彩，但小说似乎更着力地在展示时代给他的烙印。透过主人公感伤的性格，作家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那种病态的性格，恰恰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子民在找不到出路时的苦闷性格。被社会挤出圈外以后，最后被黑暗吞噬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是一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怀着“向善的焦躁和贪恶的苦闷”的“零余者”，时代是生养他们的摇篮。
《沉沦》中的“他”，是郁达夫奉献给现代文坛的明星。“他”的出世遭逢过社会的诽谤和抨击，但也得到多数读者的同情。沈从文后来在一篇议论现代小说的文章中说： “生活的卑微，在这微卑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中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青年独身用一种坦白的自曝的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青年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 ‘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句话把年轻人心说软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
人物与作家的一致，是沈从文观察的着眼点，这是敏锐的。《沉沦》中“他”的性格是寄著着作家的影子的。作家信奉文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观点，他学着日本“私小说”的样子写着他的心境小说。《沉沦》的主人公借着这种艺术背景向我们走来。因而，他又寄著着作家抒情性的才华。忘情忘我，物我同一，构成了作家创造人物的基本手段。 “他”在投海前，作家涂抹的海景是这样的：“……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这里以“景语”作“情语”，意在抒发感情，寄托主人公的心怀，作家用抒情的笔点染着景物，把人物临及告别祖国的悲伤情绪化为了实有的形象。当然，由于小说中的“他”是一个沉沦的青年，作家附丽的感情是伤感的，更多的是宣泄人生的愁苦，生活的坎坷不平。不过它们大都是质朴真挚的，因为它们都出自肺腑，出自郁达夫式忧郁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