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名人和名言》原文与赏析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 “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 字;应人之称曰 ‘是唉’，‘唉’ 即 ‘也’ 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 说“ ‘德’ 之古字为 ‘惪’， 从 ‘直’ 从 ‘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
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侯，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 “悬诸日月而不刊” 之论也。
七月一日。
【析】 《名人和名言》作于1935年7月1日。初载同年7月20日 《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9期。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当时某些所谓“学者”、“名流”，倚仗其专门家的声望，反对他并不甚了然的进步事物。这些人到处招摇撞骗，颇能蒙蔽群众，其影响是很恶劣的。《名人和名言》就是针对此种时弊而作的。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品从章太炎的反对白话谈起，以作者自己丰富经验告诉人们：“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而崇拜名人，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名人被崇奉所诱惑，“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则是现在社会的通病：章太炎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江亢虎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党”进行投机活动，“以讲社会主义出名”，1935年春则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讲起小学“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德国维尔晓以其医学界泰斗的名声，被教徒所利用的讲演，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法国法布耳是昆虫学大家，而他的嗤笑解剖学家和“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鲁迅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学者”、“名流”的话，并不一定都是名言;“专家们除了他们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力排社会上盲目崇拜“名人”之旧习气，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在旧时代，某些“学者”、“名流”一旦被统治阶级看中，就变成愚弄人民的工具。所以，他谆谆告诫人民：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而对于那些专以骗人为能事的的所谓“学者”、“名流”，必须特别留意，提高警惕，“想得更细”，谨防受蒙蔽而上当。
朱自清在《鲁迅先生的杂感》中曾说过，鲁迅的简短而凝结的杂文“是诗人和战士一致的产物”，是“理智的结晶”，“是独特形式的诗”。这“诗的结晶”“不是结晶在冥想，而结晶在经验里;经验是 ‘有情的’，所以这结晶是有 ‘理趣’ 的”。鲁迅曾崇拜有学问的革命家太炎先生，对与时代隔绝，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保守复古，攻击白话的太炎先生又感到惋惜，予以严肃批评。而对曾投机革命，而今发起“存文会”，后则沦为汉奸的江亢虎之类的“名人”，予以无情鞭挞。以诸多生动真实的事实，塑造出一个庞大的盲目崇拜“名人”，名人倚名“满天飞”的病态“社会相”类型形象。这艺术形象是有着普遍意义又能体现人物精神特点的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生动形象。鲁迅带着对人民大众巨大而热诚的爱，以鲁迅式的抒情方式感愤抒怀，使《名人和名言》成为蕴含着火样的理性的赤热的“诗的结晶”。
鲁迅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 ‘中国人话总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这篇文章作为鲁迅后期作品，观察、分析问题更为全面，周密，又因为行文中加些欧化文法的因素，更为缜密漂亮，如第二自然段欲抑先扬：“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随之以 “然而” 重转，又以 “诚然”、“但”、“还”、“因为”、“所以”诸连词相接，一气呵成，议论谨严缜密，形成独特的气势和风格，强烈地吸引、感染着读者。文末“盖亦 ‘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也”，是照应卷端，予“保守文言三道策”的幽默讽刺与揄击。千余短章，也足以见出鲁迅杂文“思想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