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人生识字胡涂始》原文与赏析

中国的成语只有“人生识字忧患始”，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已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

我们先前的学古文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为通，别人也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并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的，又何尝少有?人们学话，从高等华人以至下等华人，只要不是聋子或哑子，学不会的是几乎没有的，一到学文，就不同了，学会的恐怕不过极少数，就是所谓学会了的人们之中，请恕我坦白的再来重复的说一句罢，大约仍然胡胡涂涂的还是很不少。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为我们虽然拚命的读古文，但时间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说话，整天的可以听见; 而且所读的书，也许是《庄子》和《文选》呀，《东莱博议》呀，《古文观止》呀，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遭，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这一种“有所得”当然不会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然而无论怎样的胡涂文作者，听他讲话，却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听不懂的——除了故意大显本领的讲演之外。因此我想，这 “胡涂” 的来源，是在识字和读书。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会用些书本子上的词汇的。虽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连读者也并不觉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 ‘崚嶒’的， 那山是 ‘峻岩’ 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钩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 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 “峻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

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已经要算唱厌了的老调了，但其实，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 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至于旧语的复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这是另一问题，在这里不说它了。

四月二日。

【析】 1933年9月29日上海 《大晚报》 副刊《火炬》 上发表了施蛰存的 《书目》，向青年推荐 《庄子》 《文选》。鲁迅于同年10月6日在 《申报》 《自由谈》上刊登了 《重三感旧》一文，批评了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复古倾向。施蛰存对鲁迅的批评不服，他写文进行了反批评。于是在当时上海就掀起了关于《庄子》《文选》的争论。虽然这次争论已过近两年，但鲁迅犹未忘怀，仍继续在此文中深化他之所以反对从《庄子》《文选》等古书中找活字汇的看法。

鲁迅首先赞扬孩子学话的本领，他们“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但他们却学得很快，因为他们是在实践中学，是在活的语言环境中学。这种学习方式就是鲁迅在本文中所说的 “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尽管孩子们很幼稚，但由于是在语言环境中学习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言语，他们就学习很快。可是在当时的一些复古派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从古书中找活字汇。鲁迅在《古书中寻活字汇》中就说：“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这是因为现代人说的口语与书面语言是一致的，而古书中的字汇是古人的书面语，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人人都懂，而当代的人就更难从中找到活字汇。退一步讲，有人看了六臣注之后，他可以懂得《文选》，但对没有看过六臣注的青年说，“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①。鲁迅还指出，那些鼓吹从古书中找活字汇的人，自己也未必真懂得古文，他们“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鲁迅在这里说的就是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中出现的断句错误。如该书中《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正确的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 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刘大杰则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②所以鲁迅说：“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这就是不识字倒没有什么，识了字反而胡涂起来，不就是“人生识字胡涂始”吗? 鲁迅也联系自己的实际说明从古书中找活字汇之不可取。他在写作中也常用些古书中的字汇，但只是囫囵吞枣。他说：“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 ‘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 那山是‘瑒岩’ 的， 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你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钩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瑒岩’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通过他人和自己两个不同角度论证从古书中找出活字汇之不可取后，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复古派主张的荒谬了。在这前提下，鲁迅正面提出了他的主张：白话文应是“明白如话”。它应是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言语：“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

这是一篇日常谈话体的杂文，它用谈话的方式讲别人，也说自己，因而读来亲切自然，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