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在三个方面的重要突破
第一，秉承朴学传统，对原始资料进行系统的钩沉索隐和考订排比。
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过去侧重于总集的编撰、作品的选释，或按人而编，或以类而辑，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但缺少深入细致的考订整理。真正为这门学科奠定坚实研究基础的当首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这部书原是北京大学讲义，为便于教学，辑录排比了很多当时的文学评论，并有引论和案语。史传中的文论材料很多，虽然只言片语的占有不少，但集中起来，确实可以看出流行一时的文学观念，这可能比专门的一家之言更具有代表性。系统地把这些散见的材料搜集起来，这对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确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评价此书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全书五讲：一、概论;二、文学辨体;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四、魏晋文学之变迁;五、宋齐梁陈文学概论。五讲中，每子目下分门别类地辑录有关史料，系统而周详。更重要的是每讲前的题解和辑录后的案语，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如总论部分，论及“声律说之发明、文学之区别”，系统地辑出当时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排比考订，细心辨析，基本上勾勒出汉魏六朝文学发展的概貌。又如第三讲，阐释建安文学的四个特点，即：清峻、通脱、骋词、华靡。鲁迅本此而论曰：“汉末魏初的文章可以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一观点已为当今大多数研究者认同。
按照这种体例而编撰的专著还有刘永济的 《十四朝文学要略》①。全书二卷：卷一述论先秦及秦代文学，分10个专题;卷二论汉代到隋代文学，分11个专题。每题下先有概说，尔后征引历代有关材料，并加按语。材料比较丰富，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另外，注重史的渊源关系，如论汉乐府三声的消长，便附以汉至后周铙歌曲目表等;论南北风谣兴盛及乐声流徙的影响，便附以《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清乐曲目表，便于比较研寻。上述两书有史有论，并不是单纯的资料考订类著作，但却以资料的丰富、翔实而为学术界所重视。
对中古文学史料作全面系统考订的著作，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堪称代表。全书八十余万字，容量较上述两书为大，上自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51年卢谌卒，以年为纲，以人为目，详细考录了152位作家的生平事件、著作篇目及著作年代。征引史籍多达数百种，资料极为丰富，对史书记载和旧说不确之处，多有订正，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譬如左思《三都赋》，《晋书》《世说新语注》记载分歧很大。《晋书》说《三都赋》成于皇甫谧卒前，曾由皇甫谧作序。《世说新语注》引《左思别传》则说皇甫谧死于《三都赋》作成前，故未能作序。陆书据《晋书》提到左思作《三都赋》时曾向张载询问岷蜀之事，指出张载赴蜀省父在皇甫谧死后，《晋书》记载不免自相矛盾，因此皇甫谧作序不可信。此赋当成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左右。但又考虑到另一种情况，即《世说新语》注引《蜀都赋》其中“鬼弹”二字为今本所无，文字也不同，因此认为“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也不排斥《三都赋》初稿完成较早而后来又加改写的可能。这样的考订是有说服力的。但此书有两个明显的缺憾：第一，有些系年过于牵强。如桓谭生卒年系在公元前23年生，卒于56年，就很欠妥。又卷一建武二十年(44)“班固为王充所称”条，称“其实充本年28岁，较固长十五岁”，恐误。《后汉书·王充传》未载其生年，但《论衡·自纪》称“建武三年充生”，至建武二十年为18岁，非28岁。第二，这是一部未完稿，只写到351年，即东晋永和七年。东晋还有69年未编，南北朝则未涉及。近来，陆先生的学生张可礼教授续补而成《东晋文艺编年》近六十万字，把东晋(包括北方的十六国)时期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实，以时间为线索，分别系于各年。全书收录了一百七十多位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和音乐家，对其生卒、行迹和著述等，详加考订，同时对民间文艺也收录较全。此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相类似的著作还有刘知渐 《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以及曹道衡、刘跃进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建安文学编年史》由代序、建安文学编年史前、正、后三编及附录三部分组成。在题为“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问题”的代序中，作者指出，通过文学编年的写作，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创作高潮的来临，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积累达到一定的高度;二、现实生活的矛盾对作者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三、最重要的是作者主动关心现实，情不自禁地反映现实。根据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以往将建安文学的繁荣归功于曹氏父子的观念是错误的。建安文学“前编”就是追溯建安元年以前数十年间的文学现象，用以探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对建安文学所起的“前因”作用。其中，《陌上桑》标志着乐府民歌中五言叙事抒情的成熟。辛延年的《羽林郎》可与媲美。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脱离乐府而独立，其风格表现了汉末衰世的悲凉。张衡的《四愁诗》则标志着七言诗的问世，是骚体向七言过渡的开山之作。讽刺官吏贪暴的五言诗说明民间五言诗较为普遍地接近成熟。蔡邕的作品则影响、沾溉了王粲等人。正编包括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的文学创作活动。后编则略述建安文学余风，以期全面展现建安文学的来龙去脉。附录有三篇文章，即《重评郭沫若先生的〈替曹操翻案〉》《从曹操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建安风骨”新探》。另有《建安作家诗文全目》。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分为前编、正编和后编三个部分。前编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十六国文学编年(279—419)，正编为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420—589)，后编为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590—618)。正编为全书骨干，由五卷组成。第一卷题为“晋宋文学的转变”，始于刘宋高祖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考察晋宋之际重要作家的活动情况。第二卷题为“从‘元嘉体’到‘永明体’”，从永明重要作家沈约出生的元嘉十八年(441)开始系年，至萧齐明帝建武元年，也就是北魏迁都洛阳的公元493年为止。第三卷题为“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第四卷题为“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第五卷题为“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主要考察陈及北齐、北周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随着庾信、王褒、颜之推的入北，以及北方重要作家的成熟，不论是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北朝后期的文学创作成就，实际上已经超过南朝。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本书在编排上，较之以往的文学史试图有所突破，即不以朝代为断限，而是特别注意疏通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努力清晰地勾画出南北文学兴衰的轨迹。这是著者在编撰这部编年史时着重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了更有力地展现南北文学的嬗变轨迹，本书特别安排了前编和后编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十六国文学和隋代文学，以往的文学史通常一笔带过，历来较少涉及。曹道衡若干年前著有《十六国文学家考略》《从〈切韵序〉推论隋代作家的几个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南北朝文学史》中的北朝文学史。凡与编年史有关的研究成果，都尽可能地吸收到本书当中。譬如王褒的生卒年、薛道衡重要作品的系年等，就有比较切实的考证。通过这些细致的考证和资料的排比，使人们对于北方文学从十六国荒原起步到隋代文学融合与繁荣的过程就有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刻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其转变的契机在哪里?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通过资料的系统排比和勘对，又向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这就促使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一部编年史的作用，在这里可以得到体现。
此外，刘跃进、范子烨合编的《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汇集了18种六朝作家年谱，大都是近二十年的新成果，对于这段文学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第二，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于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敏锐地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并从中探寻文学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汉文学史纲要》以及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章目，对魏晋南北朝文学风尚作了深入的阐释和准确的概括。他用“药、酒、女、佛”四字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现象。药与酒同文学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作了精湛的阐释，而“女”与“佛”当然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虽然鲁迅没有展开讨论，却为后来的研究指点了方向。鲁迅注意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而用这四个字，是可以反映和概括魏晋六朝文学的历史特征的。20世纪40年代，王瑶沿着鲁迅的方向，注意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系统深入地广泛收罗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有关史料，前后披寻，辑事比类，对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并将研究视角转向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尚未开垦的领域，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人生活、学术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完成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的《中古文学史论》①前身《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论及了魏晋南北朝文学除乐府之外几乎所有重要学术问题。葛晓音在《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遗产》1990年4期)中指出，《中古文学史论》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是将这段文学史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全部囊括在内;所论及的材料也非常翔实，差不多将凡能作为论据的史料皆搜罗无遗; 而其论点则一直影响着50年代到8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譬如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造成的士庶之隔，是魏晋南北朝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汉魏六朝文学主要是士大夫的文学，而对于士人来说，政治上的趋进乃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如果脱离这一背景来孤立地研究文学，势必无法透彻理解文士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对东汉士族形成的背景、华素之隔的远源，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门阀势力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绝对的特权，同时也以绝对的优势操纵着整个社会，因而也是文化的保存者和继承者。这就构成了他们独特的享有和承继文化传统的特权。“所以，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们自己的改变，寒素出身的人是只能追随的”。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有启发意义。现在一些青年学者已经比较注意前辈学者的开创之功，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领域，而是特别着意于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突出的宗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种种复杂现象，从宗族文化批评的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这个研究思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近年发表的有关论著主要有：萧华荣的专著《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三联书店1994年)《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三联书店1995年)及其论文《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文学传统——兼论山水诗的产生》、井上一之《陶潜与浔阳》、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钟嵘家世考》、曹旭《钟嵘身世考》、刘跃进《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吴兴沈氏考略》、丁福林专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程章灿专著《世家大族与六朝文学》①，等等。
第三，融合中外文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历史地位、重要价值，作深入系统的探讨。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中华书局出版;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6年开明书店出版，1957年、1983年两次再版;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196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79)中册(1981)下册(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在这些著作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均占有很大篇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专史： 万迪鹤《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独立出版社1941年出版;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罗根泽的著作是四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种，资料的收集考订颇为丰富。王、杨新著晚出，集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之大成。全书分二编：一编是魏晋文学批评，分绪论、曹魏文学批评、西晋文学批评、东晋文学批评四章;二编是南北朝文学批评，由绪论、南朝文学批评、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北朝文学批评等五章组成。以时代先后为序，对于重要批评家及其著作各立专章予以评论，对于过去研究中论析较少或未加论列的批评家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对一些重要范畴、概念如气、风骨、文质、文笔、四声八病等，也加以较细致的分析。在论述中，努力阐明各种文学观点与思想文化背景、时代风气的联系，理清其历史发展线索，并注意比较各批评家观点之间的异同，从整体上把握中古文学批评发展的轨迹，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罗宗强的著作是中国文学思想通史中的一种，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共三百八十余年。本书与以往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关注具有理论形态的文论资料，同时还关注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依据这样的理解，本书专辟“陶渊明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价值”一节，拓宽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范围。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这块诱人的学术领域，尽管有许多具体问题尚存在不少争论，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已经取得了某种共识。
(一)人物品藻之风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影响
人物品评，又称人伦识鉴，主要包括识鉴和品藻两方面内容。《世说新语》《史通》是把这两方面内容分开讨论的，识鉴是对人物才、德、识的评价;品藻是根据这种评价而定其优劣的，但在实际运用中是难以截然分开的。这种品评始盛于东汉，是一种鉴别人才、选择官吏的选举手段。“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①。入魏以后人物品评在九品中正制下得到新的发展，并且人物品评的标准和内容也开始由实用性向非功利性过渡。这就为人物品评到文学批评铺平了道路。不仅诗文，两晋以后随着品评的日益广泛应用，《棋品》《书品》《画品》也先后出现，推动了一代审美风尚的形成。这种审美风尚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通过形象的比较表达作者的褒贬态度。其次，它通过精心选择的语言表达精微的艺术感受。再者，把许多人物品评的概念如风、骨、气等直接引进文学批评领域，丰富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内涵。
(二)玄学对中古文学观念的影响
20世纪初，刘师培开始把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列入考察的范围，可惜继者寥寥。直到汤用彤的大力倡导，这个问题才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汤先生的两部重要著作《魏晋玄学论稿》(收入论文集《理学·佛学·玄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版1991)与《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可以说为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魏晋玄学论稿》由《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组成。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玄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既深且广。即以“言意之辨”为例，有言不尽意论，有得意忘言论，也有言尽意论。言不尽意，对中古文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在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歌讲究言外之意，音乐追求弦外之音，绘画重在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即要求虚中见实。得意忘言，引入到文学领域，可以引申出重神忘形的主张，具体表现在对神气、风骨、风力的提倡;还可以引申出形似神似之说。确实，汤用彤提出的这个题目，涉及到思想史和文艺史的一个关键，应当认真探讨。再譬如谢灵运的《辨宗论》“提出孔释之不同，折中以新论道士(道生)之说，则在中国中古思想史上显示一极重要之事实”。学者们进一步探讨这篇宏论的产生背景，看出这篇作品作于初到永嘉时，在他身体康复后大肆游览郡中名山胜水之前。就是说，这篇作品的意义，不仅显示了中古思想史上重要的演进轨迹，而且在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积蓄和梳理思绪的必然结果，确有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深刻内涵①。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以“得意忘言”为中心，从音乐、绘画、文学三个方面具体梳理了玄学与文学艺术相互浸透的发展线索。根据这一思路，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一书论及了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魏晋玄学和人物批评、文学批评、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魏晋玄学和游仙诗、招隐诗、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以及和音乐、美术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作者指出：“玄学重在探求天地自然虚玄之体，完全摈弃了汉儒阴阳象数的浅陋神学，其玄远旷放的精神境界，使人形超神越，个性受到尊重，提高了人的价值。表现于文学，是由个性和天才证明风格之丰富多彩，文章成为情性风标，神明律吕，由文学入手以窥视精神，打开了作家灵魂的锁钥，而使文学汇成蓬勃的运动，出现了曹植、嵇康、阮籍、谢灵运、陶渊明那样的大诗人，出现了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萧统那样的大文论家，无论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他们都为后代留下永不泯灭的心声，为文学史储备下取之不尽的宝藏。”
探讨玄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往的问题主要是停留在概念的比较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则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捕获到了玄学对于文学影响的中间环节。全书四章，首章把魏晋玄学的兴起放在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外戚当政及党锢之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加以考述，从而证明玄学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以下三章依次叙述了正始玄学兴衰、西晋士人心态变化以及东晋玄释合流趋向。其中阮籍和陶渊明是全书论述的重点。作者不满足于一般概念术语的阐释，而是结合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生活环境、所受教养等方面探讨魏晋文学思想变迁的深层原因，对以往的研究确有较大的突破。
(三)佛学对中古文学思潮的影响
佛学与中古文学思潮的关系，是20世纪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鲁迅对中古小说的考察，郭绍虞、罗根泽、饶宗颐对中古文论的研究，钱锺书、季羡林、王瑶等对中古诗文的阐释，都论及佛学对于中古文学的深刻影响。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则专门就这一课题作了细致研究，具体辨析了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玄佛并用与山水诗兴起、四声与佛经转读、齐梁浮艳文风与佛经传译等对应关系。作者指出，佛经的传译对中古文学思潮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理论概念、范畴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如以“本无”译“性空”，以“无为”译“涅槃”，反过来又影响文学理论，如“境界”等即从佛经借用过来。第二，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中心议题也是中国传统的议题，这就是文质之争，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因此又可以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第三，由于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古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古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更趋于一致。
注释
① 40年代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① 是《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风貌》三书的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① 丁福林、程章灿著作,并列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六朝文学研究丛书”,1999年版。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收入论文集《理学·佛学·玄学》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① 钱志熙《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