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散文·南北朝散文

这一时期的文章，除一部分论议奏疏和史学著作之外，几乎都是语句偶俪、声调铿锵的骈文。东汉以来，文章逐渐骈偶化，“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刘师培《论文杂记》)。对偶本来是汉语文学特有的修辞方法，适当的运用，易于形成文章抑扬顿挫之美。东汉以迄魏晋南北朝，骈偶文体，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隶事用典更加繁富复杂。钟嵘在《诗品·序》中评论当时文坛上的风气说：任昉、王融“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当时文人聚会时常常竞相隶事以争胜负。文学作品中“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南齐书·文学传论》)。颜延之的骈文如《陶征士诔》《阳给事诔》《祭屈原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宋文帝皇后哀策文》 等并见于《文选》，可以想见这些文章在齐梁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陶征士诔》是现存最早的论及陶渊明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之高姑且不说，就文章而论，作者以极简练的语言写出了陶渊明“薄身厚志”的一生和“高蹈独善”的情怀，感人至深。又如《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南齐书·王融传》载，北使宋弁、房景高求观王融《曲水诗序》说：“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又说：“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由此来看，颜延之的作品已远播北方，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描写大江风景，烟云变化，在语言上较多地使用了古奥奇崛的字眼。谢庄的不少章表都是成熟的骈文，如《上搜才表》中大段运用骈偶，且句句用典。

二是自觉追求声律的和谐。宋末的骈文名篇有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骈散相间，声调和谐。沈约、王融等在南齐永明年间始创的声律论，适用于五言诗，也适用于骈文。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本来是从语音现象中总结出的规律，以期使文学语言具有音乐性。作家把它自觉运用于骈文的写作，可以调节作品的音调，使轻重短长、高下疾徐能够协调变化。写景佳作有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都是简洁精致的小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喻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是传诵的名篇。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玉台新咏序》体现了骈文五色相宣、八音叠奏的特色，素为后世所称道;《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感情真挚，隶事工而论事畅，可推为集中压卷之文。

三是句式愈趋齐整化一。《文心雕龙·章句》：“若夫篇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四六言句匀称自然，宜于诵读。南朝骈文到了中后期，已大多以四六言句为主，而在组织上时加变化，间或参以三五杂言，使全文规整中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另外，别成一体、嬉笑怒骂的俳谐之文，有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等。

南朝骈文常常被唐代以来的评论家视为文风卑弱的标本。卑弱指内容空虚和风格轻绮。造成卑弱的原因是作家缺乏深厚的生活感受和直面现实政治的勇气，而不能单纯归之于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南朝骈文中的优秀作品，无论叙事、抒情或者议论，都能把裁对隶事、选声调色这些技巧运用自如，使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臻于完美。但是由于当时的文章几乎全部骈偶化，而文章的应用范围又极为宽广，从政府文告到私人函件，莫不骈四俪六、抽黄对白，多数情况下，有关形式的各种要求反而变成桎梏。流弊所及，难免文饰苍白，甚至语意复沓肤泛，语句破碎不通，招来后人许多理所应当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