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非常兴盛，足以与唐代传奇、明清章回体小说相提并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作品数量较为可观，大大超过了前代。现存完整与不完整的小说有三十余种，而且普遍是多卷本，有的多达三十卷。加上伪托汉人所作的小说，总量应该更多。重要作品主要有：旧题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题为郭璞的《玄中记》、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孔约的《志怪》、祖台之的《志怪》、荀氏的《灵鬼志》、戴祚的《甄异传》、旧题陶潜的《搜神后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和《宣验记》、刘敬叔的《异苑》、郭季产的《集异记》、东阳无疑的《齐谐记》、祖冲之的《述异记》、任昉的《述异记》、王琰的《冥祥记》、旧题吴均的《续齐谐记》、颜之推的《冤魂志》、侯白的《旌异记》，以及《续异记》、《录异传》等。可惜的是，除《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等几种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以外，大多都已散佚，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录了部分佚文。
其次，作家来自不同的阶层，其中包括不少当权者和名士。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萧绎、西晋大臣张华、南朝宋之宗室刘义庆、历史学家干宝、着名诗人陶渊明、数学家祖冲之等，他们的参与无疑提高了志怪小说的地位和声望。还有一些佛教、道教教徒和术士，他们写志怪小说的目的在于宣扬宗教的教义，或兜售卜筮的灵验，对志怪小说的传播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再次，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都有所提高，佳作涌现。《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幽明录》、《续齐谐记》中的许多优秀篇章，如《望夫石》、《韩凭妻》、《干将莫邪》、《东海孝妇》、《薛灵云》、《桃花源》、《刘晨阮肇》、《阳羡先生》等流传广泛，对后世唐代变文、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以及戏曲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兴盛的原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缘于汉末巫风盛行和佛教传入的刺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当时迷信思想和宗教崇拜深入人心的程度大大超过前代，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平民百姓，大多对鬼神抱有虔诚的信仰，将鬼神世界和人间社会等同看待，作者和读者都认真地对待鬼神故事，乐于为此倾注精力，这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和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东晋南北朝不仅是道教的活跃期，而且佛教也盛行不衰，两教均以张皇神鬼、称道灵异为特性。道教自称能羽化升天、鬼神显验、消灾弭祸，佛教则号称灵魂不灭、轮回报应、地狱天堂，两教教徒大量编造和收集神怪故事以宣扬法旨、自神其术，人们也深信不疑。凡此种种，形成了当时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造成大批神鬼传说出现和流传。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促进了神仙鬼怪故事的盛行。
社会动荡、兵燹连年造成的人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困境，也是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兴盛的重要因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代，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朝廷频繁更迭，战乱几乎没有停息，统治集团热衷于争权夺利，百姓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精神道德土崩瓦解。当时，不论是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还是备受煎熬的黎民百姓，无不陷入生命虚无、荣辱无常的窘困状态。于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消弭灾祸等鬼神迷信和宗教观念像一根救命的稻草，在虚幻中引导人们麻痹生活苦痛，摆脱精神郁闷；那些神鬼妖魔无所不能的巨大威力，以及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寄托了人们强烈的反抗精神、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美好的理想愿望，使他们在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幻境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这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原因，志怪小说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当推干宝的《搜神记》。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武帝太康中，卒于穆帝永和间。祖父干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亲干莹，丹阳丞。干宝年轻时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西晋末以才气召为着作郎，东晋初始领国史，后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又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着《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等，其书颇为简略，直而能婉，时称良史。另《晋书·干宝传》提及其注《周易》、《周官》数十篇，《隋书·经籍志》着录《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今仅存《搜神记》二十卷。
《搜神记》由干宝搜集古今神怪故事编成，其序自称作此书的目的是要证明世上真有鬼神，所谓“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的赏玩娱乐之意，代表了当时一般志怪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又称此书的内容一方面“承于前载”，如引录《列异传》的谈生故事等，但又不全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作了加工；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即出于作者之手。《搜神记》采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加以记录，涉及妖祥卜梦、报应还魂、法术变化等事迹，可谓荒诞不经的神道、方术的大杂烩，大部分作品写得十分简略。但由于所用材料大都来自民间，较为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的黑暗腐朽、人民的美好品德和理想愿望、作者的爱憎倾向，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也有一些作品情节完整、想象奇特、文采斐然，善于通过对话和动作刻画人物性格，注意渲染细节、描写场面，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精华，其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妻》、《李寄》、《董永》、《东海孝妇》、《吴王小女》等，都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上乘之作。
除《搜神记》外，《博物志》、《拾遗记》、《搜神后记》、《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集亦各有特色。
《博物志》的作者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晋书·张华传》说他年少“孤贫”，“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因着《鹪鹩赋》，被阮籍誉为“王佐之才”，由此成名，进入仕途。晋武帝时官至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封广武县侯，拟写皇帝诏告，修订晋史和礼仪宪章，名重一时，后因权臣嫉恨、廷对不合圣意被免职。晋惠帝时历任太子少傅、司空等，封壮武郡公，因拒绝与赵王司马伦和孙秀一起篡权，被诛灭三族，陆机撰《咏德赋》感怀其英勇赴义。两年后，齐王司马冏辅政，司马伦、孙秀伏诛，恢复张华爵位。《隋志》称其着《神异经》，着录《张公杂记》、《杂记》各十一卷，《晋司空张华集》十一卷，皆亡佚。今存《博物志》十卷、明代张溥辑《张司空集》一卷。
《博物志》是地理博物体志怪作品的佼佼者。其体例模仿《山海经》，列有“异人”、“异俗”、“异产”、“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异闻”等类别。前三卷记地理风俗和动植物，四、五两卷记药物和方士，卷六为杂考，七、八两卷记异闻和史遗，最后两卷为杂说。其中，后四卷最能反映志怪小说的特色。全书侧重于记载远方珍异，宣扬神仙与方术，但并非完全是陈腐的唯心思想。有的作品以博物知识满足人们的求知欲，甚至将之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结合起来；有的作品借异闻揭露昏君残暴荒淫，歌颂反抗暴政的英雄；还有作品用事实揭穿虚妄的传闻，总结人类战胜自然的经验。这些作品突破了以往地理博物体志怪专记山川地理、动物植物、殊方异族的范围，体现了它的存在价值。而它处理题材的灵活性、叙述模式的多样化、人物刻画的鲜活生动等，给后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技巧。卷三“异兽”中的《猴玃》、卷十“杂说”中的《浮槎》和《千日酒》等，都是值得仔细品读的作品。
《拾遗记》的作者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生卒年不详，《晋书·王嘉传》载，他被后赵姚苌杀害，则其卒年应在姚苌在位的公元384—393年间，时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他相貌丑陋，不修边幅，不拘礼节，不愿与世人交游。先隐居东阳谷的山洞中，不食五谷，清虚服气，弟子受业者达数百人。后抛弃众弟子，潜藏于终南山。因恐弟子探查到行踪，又转至倒兽山隐居。他聪明睿智，性情诙谐，擅长用滑稽语讲述未来应验之事，故《隋书·经籍志》称他为方士。着有《拾遗记》十卷、《牵三歌谶》一卷。《拾遗记》已亡佚，仅所存《拾遗记》为萧绮所录本。萧绮，生平事迹不详，或为南朝梁武帝时宗室贵族。他在整理《拾遗记》时，在故事之后附加议论，称之为“录”。
《拾遗记》又称《王子年拾遗记》、《拾遗录》。前九卷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载三皇五帝至东晋的历史遗闻佚事：卷一记庖牺、神农、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尧、舜八代之事，二、三、四卷记夏至秦之事，五、六两卷记汉之事，七、八两卷记三国之事，卷九记晋及石赵之事，卷十依托方位的移换，依次记载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仙山的奇异景物和历史传说，故有“名山记”之称。其中，记载帝王的故事通过神仙怪异的形式反映现实内容，借古讽今的意味颇浓，寄寓着对某种规范和权威的蔑视和不满，反映了对民众痛苦遭遇的同情，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倾向和爱憎情感；涉及远方珍异之物的一些故事极具想象力，弥漫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甚至带有科学幻想的性质（如“贯月槎”、“沦波舟”的宇宙飞行、深海潜水设想），折射了人们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拾遗记》有意虚构情节，就点滴事实敷衍成篇，已经含有自觉创作小说的意味了。它的艺术价值还表现在：善于铺陈，所述之事大都情节委曲；刻画细腻，细节描摹委婉而精致；情感真切，善于把喜怒哀乐融入编述的故事；辞藻瑰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辞章化的倾向。这些写作技巧对于后世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启迪作用，对唐人传奇的“导夫先路”之功更是显而易见的。较着名的篇目有《薛灵云》、《怨碑》、《余光祠》等。
《搜神后记》的作者陶潜（365—427），字元亮，原名渊明，晚年更名为潜。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陶靖节”或“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曾任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他出生时，家境已经没落。少时生活贫困，居家读书，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二十九岁时既为生计所迫，又为实现理想，始任江州祭酒，后任镇军参军等职。四十一岁任彭泽县令，一次州郡派督邮至，需束带见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职，在官计八十一天。从此隐居躬耕，固守田园。晚年生活困窘，贫病交加。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来造访，馈以粮肉，他不受“嗟来之食”，挥他离去。今存诗一百二十六首，散文十二篇，有《陶渊明集》传世。
《搜神后记》又名《续搜神记》、《搜神续记》，可视为《搜神记》的续书。一般人认为作者是伪托，但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序》已题名该书为陶潜着，且《搜神后记》约成书于南朝刘宋之时，也与陶潜相合，故说陶潜作，亦有可能。该书一百一十六条（有的本子卷四多“宋士宗母”一条），内容上多言神仙之事，而少妖异变怪之谈，以仙窟异境的传说和人神、人鬼的恋爱故事最受关注。前者是在动荡混乱的社会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神仙和老庄思想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向往入山林躲避战乱、避世隐居、修道求仙的反映，以《桃花源》、《穴中人士》、《韶舞》为代表；后者既属于志怪小说的母题，又是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人民群众期盼美好生活的表现，以《袁相根硕》（又名《剡县赤城》）、《白水素女》、《徐玄方女》为代表。《搜神后记》保留了不少民间故事，叙事细腻，结构完整，文笔清理，对后世的小说、戏曲有很大的影响。
《续齐谐记》的作者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寒贱，好学多才。早年曾漫游寿阳（今安徽寿县）、湖南等地，梁武帝天监初年，在家乡遇到诗人柳恽，步入仕途。曾于建安王萧伟出任扬州郡时被荐引兼记室，掌管文翰之事。后在朝廷任官。着述颇丰，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大多散佚。今存诗一百四十余首、文和赋十余篇（多为佚文）、小说《续齐谐记》一卷。
《续齐谐记》是南朝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的续书。《齐谐记》早已散佚，《续齐谐记》也并非完书，部分篇章已散佚，今仅存十七条。此书虽是续作，却卓然可观。记载最多的是关于风俗民情的传说，共有六条，大多将风俗民情故事化，写得饶有趣味。还有记录征异报应、神鬼生活、人神相恋等故事，或劝诫后人，或展示奇异，或吟咏恋曲，都较有意义和价值。如《阳羡书生》、《赵文韶》、《王敬伯》、《杨宝》等篇章，不仅情节曲折，设想高妙，叙事生动，而且描摹细腻，文词清丽，诗意浓厚，是这一时期志怪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总的看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相当复杂，受作者坚信宗教迷信的写作观影响，其中有不少糟粕，带有浓厚的消极因素。但由于作品产生于当时的社会土壤，故而，也有一些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作品，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人民的真情实感与美好愿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鞭挞统治阶层的凶残暴虐、荒淫无耻。《东海孝妇》是早期的一个公案故事，写周青在丈夫死后孝敬婆婆，却被诬蔑为杀人凶手，控诉了冤狱杀人的罪恶。作品开篇即云“孝妇”，为女主人公周青的品德定下了基调。正面写她的孝，仅“养姑甚谨”四个字；婆婆说自己“已老”，怜惜媳妇“年少”，为免其“勤苦”，“遂自缢死”，说明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反衬周青之孝。但作品的重点不在彰显孝道，而是申诉冤情。因为小姑诬告周青谋杀了婆婆，周青在昏官的严刑“拷掠”下，屈服认罪，遂成“冤案”。狱吏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不被昏官理会，只好“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后任太守“身祭孝妇冢”，为其伸冤昭雪。小说的动人处是两次明示了周青的冤情：一是“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的报应为后任太守识破，周青被表彰为孝妇；二是周青受死时，“青若枉死，血当逆流”的誓言成为确凿的事实。前者谕示孝妇对昏暗吏治的惩罚和反抗，后者控诉官吏的暴虐和昏聩。这些情节比《列异传》里的《苏娥》更有冲击力，后来被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吸取和发展，成就了不朽名着《窦娥冤》。
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最高统治者残暴荒淫，贪官污吏为非作歹，志怪小说的作家们纷纷以奇幻的故事，痛快淋漓地加以鞭挞。如《拾遗记》中的《怨碑》写秦始皇修冢时活埋工匠，工匠在冢内不死而致怨碑诞生；《齐谐记》中的《薛道询》写薛道询化虎吃人又还原为人以后，居然升了官；《述异记》中的《封使君》写宣城太守封邵残暴如虎，竟突然变成一只老虎吞食本郡百姓。这些不可思议的异事，无不将残害百姓的权贵与吃人的凶残野兽等而视之，表现了对反动官吏本质的深刻认识。
其次，再现人民的苦难生活，肯定他们的抗争精神、美好品德和生活理想。颜之推《冤魂志》中的《弘氏》就是一篇直接表现官逼民反、赞扬正义复仇的作品。故事的前半部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叙述弘氏因梁武帝佞佛而冤死的经过：梁武帝为其父造寺院，缺少良材；弘氏“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南津校尉孟少卿为捞取政治资本，污蔑弘氏“涉道劫掠”，将弘氏处死；弘氏的上好木料被没收充公，献给皇帝。后半部分讲述弘氏复仇，大笔加入超现实的成分：弘氏临刑前立下复仇誓言，他的冤魂首先向孟少卿索命，不顾其“初犹避捍”，“后乃款服”，穷追不舍，直至这位佞臣“但言乞恩，呕血而死”；接着找到此案案卷上署名的官吏，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让他们“以次殂殁”，无一漏网；最后，让一把天火把梁武帝建好的寺院烧得“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为灰”。皇帝修建做功德的庙宇，竟沾满了民众的血泪。以弘氏为代表的被迫害者即使在死后也不忘奋起反抗，斗争的意志是那么坚强，复仇的行动又是那么果决。《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东海孝妇》等都与此篇有异曲同工之妙。
志怪小说以编造神鬼故事、渲染神鬼威力着称，但也展现了人们对敢于向神鬼宣战、制服神鬼的探索精神。如《列异传》就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捉鬼的故事：南阳少年宗定伯夜行遇鬼，急中生智，引为同类，在同往“宛市”的路上与鬼巧妙周旋：
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惟不喜人唾。”于是共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宗定伯不仅以“新鬼”为托词打消了鬼的疑虑，而且探得鬼的秘密，最终利用鬼的弱点，卖鬼得钱，人的勇敢与智慧、人们渴望战胜鬼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在人们普遍相信神鬼，尤其是作者也不怀疑神鬼真实存在的当时，是尤为可贵的。类似的故事在《搜神记》里的李寄斩蛇、宋大贤捉杀狐鬼、安阳书生除杀鬼魅中也可以欣赏得到。
为表达苦难时代人们的生活意愿，志怪小说还有另一种面貌的作品，就是幻想出一个异常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与陶潜的《桃花源记》所讲述的内容大致相同，通过描述一个捕鱼人误入桃花源，受到“设酒杀鸡作食”的热情款待的过程，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这里桃花夹岸，芳华艳丽，土地空旷，阡陌纵横，良舍俨然，鸡犬相闻；没有战乱的创伤，没有天灾的危害，没有官贵民贱的歧视，没有劳役赋税的侵扰；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命肆农耕”，“菽稷随时艺”，男女躬耕自食，老幼怡然自乐，风俗习惯古朴自然，人际关系和谐融洽。这种理想的境界表达了人们对混世战乱、剥削压迫的深恶痛绝，寄托着劳动人民对恬静、安定、自由生活的渴望与憧憬。《搜神后记》中的《韶舞》、《袁相根硕》、《穴中仙馆》和《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黄原》等，都表现了这种美好的愿望。
再次，描写人间或人鬼、人神婚恋的奇幻故事，赞颂自由、坚贞的爱情与婚姻。这类小说虚构出魂体分离、起死回生、神鬼相通等超现实的故事情节，展现爱情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如《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描写吴王夫差之女紫玉与书生韩重相“悦”，“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韩重托父母去求婚，吴王囿于门第观念，不满女儿私订终身而断然拒绝，致使紫玉悲苦郁结而死，做了门阀制度的牺牲品。韩重从外地游学归来，得知紫玉去世，“往吊于墓前”，悲惋凄凉的伤痛终于使紫玉的魂灵出现：
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流涕，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
紫玉动情而歌，歌声传达出无奈、畏惧、依恋、兴奋、哀伤等复杂的心绪，情真意切，哀婉动人。她执意邀爱人入墓相会，两人于墓中结成夫妻，凸现了生死不渝的爱情。为了颂扬追求自由婚姻的精神，作者以志怪的形式，即用鬼魂现形来实现青年男女的美好理想，这种形式被赋予了积极的思想意义。与韩重对“死生异路”的恐惧和仅在墓中陪伴紫玉三天三夜相比，紫玉对爱情表现得更为勇敢、执着，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搜神记》中的《父喻复活》与《吴王小女》类似，讲述王道平与父喻私订终身、“誓为夫妻”后不久，被征调到南方打仗，“九年不归”。父喻迫于父命，嫁给刘祥，在对王道平的刻骨思念中“悒悒而死”。三年后王道平回家，“悲号哽咽，三呼女名，绕墓悲苦，不能自止”。他哀泣祷告：“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之面。”父喻之魂果然从墓中出来，倾诉“父母强逼，乃出聘刘祥，……日夕忆君，结恨致死，乖隔幽途”的原委，并让王道平开冢破棺，得以复活。最后经国王裁断，两人结为夫妻，“寿一百三十岁”。这篇小说反映了当时兵役制度、婚姻制度对美好爱情的扼杀，同样突出了冲破生死界限的爱情力量。《搜神记》中的《河间郡男女》、《幽明录》中的《庞阿》也有相似的故事情节。
上述小说描写美好爱情的破灭与重生，也涉及亦真亦幻的人鬼恋情节，但都侧重于表现人世间的青年男女生前不能实现爱情理想，只能通过死后的鬼魂现形或复生来完成，从而揭露造成爱情悲剧的现实原因，控诉现实负面势力的强大和凶恶。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还讲述了许多超越现实的人鬼、人神和人怪（精怪）之恋的故事，充满了迷幻色彩。如《搜神记》中的《天上玉女》写孤苦的仙女和凡人结合、《董永》写织女下凡助董永还债、《杜兰香》写仙女主动向张硕示爱、《卢充》写未婚而死的女鬼嫁夫生子，《列异记》的《谈生》写娶死魂灵为妻，《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写勤劳朴实的董永得到仙女的爱情、《袁相根硕》写凡人与女儿国仙女超人伦的情爱，《志怪》中的《金钤》写凡人与母猪精相好，《孔氏志怪》中的《谢宗》写谢宗与乌龟精结婚生子，《异苑》中的《章沉》写阴间恋情成就了人世姻缘，《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写男子因情欲而亡又死而复生等。这些小说有的折射出现实社会中青年男女的爱情要求，有的则略去相关背景，很少在故事中渗入社会内容。
实际上，一些优秀的志怪小说所表现的题旨并非以单一的面貌呈现于世人，而是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全篇不足四百字，却涵盖了上述三方面的题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故事讲述宋康王垂涎其“舍人”韩凭之妻何氏的美貌，横刀夺爱，将何氏据为己有，强行拆散了这对恩爱夫妻，并将韩凭囚禁起来，罚他修城。何氏偷偷致书韩凭，相约以死抗争，并公开向康王宣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韩凭在狱中自杀殉情，何氏也趁与康王登台赏景之机跳台自尽。她在遗书中请求康王将他们夫妻合葬，但康王故意将二人分葬两处，使两冢遥遥相望，并以挑衅的口气说：“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然而，出乎康王的意料，奇迹很快发生了：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
韩凭夫妇形亡魂在，肉体虽然消失了，爱情却获得永生。他们的事迹被人们经久怀念、永远传唱：“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雎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相思树和鸳鸯鸟象征着韩凭夫妇生死永不分离，精神永远不灭。这篇作品控诉了贵族阶层的荒淫无耻、专横霸道、凶狠残忍，歌颂了贫贱夫妻坚贞不渝的美好爱情，赞美了平民百姓不贪慕富贵、不屈从强权的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表达了人们对韩凭夫妇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浪漫爱情的无限向往。
由于魏晋南北朝是小说发展的形成期，所以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一般还是粗陈梗概，篇幅较为短小；一些故事虽然以离奇取胜，情节却比较简单；作者不专意于刻画人物形象，故而叙述往往多于描写。这些都说明它们和后来的小说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但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与同期的志人小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小说的意味已较为浓厚。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萌芽和雏形期的作品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加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情节较为奇幻曲折，叙事技巧臻于成熟。《列异传》中有一则《谈生》云：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言：“我与常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
这篇最早的冥婚故事分四个层次展开情节，层层设置悬念：一女子上门来做谈生的妻子，明说自己与常人不同，三年后才可以用火照视。此女子究竟何人？为何不能见火？这是第一层。谈生与妻生子两年后，好奇心驱使他半夜用火照妻子，发现她是尚未完全恢复肉身的鬼魂。第一层的悬念解开了，但女鬼何去何从？女鬼之子命运又如何？这是第二层。女鬼与丈夫诀别，赠珠袍以供养儿子，并裂取了谈生的衣裾。第二层的悬念解开了，而赠珠袍、取衣裾有何特殊的用意？这是第三层。谈生卖珠袍惹下官司，在睢阳王亡女的棺材盖下压着的衣裾和酷似亡女的儿子证明了他的清白，睢阳王召他为婿，赐他们的儿子为侍中。第四层真相大白，既解开了第三层的悬念，又回应故事开头，点明了女子的身份。整篇小说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故事有头有尾，交代合理；悬念设置老到，照应周全。
可见，这一时期有些志怪小说的作者开始有了刻意追求波澜曲折、避免平铺直叙的意识，在情节结构上摆脱了粗陈梗概的写法。《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最为奇幻的一篇，故事源于古印度佛经《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写一个书生自由出入鹅笼，吐出一桌美味佳肴和一个“容貌殊绝”的女子，女子又吐出一个“颖悟可爱”的男人和“一锦行障”，男人再吐出一个“年可二十许”的女人，他们轮番饮酒耍笑，最后逐一吞回所吐之人，真是虚幻离奇，变幻多端。这种幻中出幻的情节模式，对后世小说、戏曲中的“梦中梦”、“客中客”的奇妙构思具有启迪作用。《幽明录》中的《庞阿》是首次采用离魂情节来表现爱情的故事，写石氏女子对庞阿一见钟情，灵魂竟然几次离开躯体与庞阿相会，最终嫁给庞阿。故事的叙述曲折多姿，离魂情节尤为离奇。《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忽发奇想地描写“天河与海通”，人只要有“奇志”，就可以“乘槎”抵达天界，充满探索宇宙奥秘的神奇想象力。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牛郎织女的令人艳羡的平静生活穿插其间，构思极为灵活，成为后代诗人笔下常用的典故。如宋之问《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第二，开始从细节上对人物的言行和心理进行描写，对场面、气氛进行渲染。一些志怪小说的作者已不仅仅满足于情节的离奇曲折，还常常从人物本身及其外部环境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描摹。他们之所以关注这些细节，是为了更好地衬托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给人鲜明深刻的审美感受。以《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为例。小说写刘晨和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遇见两个仙女，被仙女款待留宿。二人求归心切，半年后执意返回家中，却已是七世之后了。作者用五百多字讲述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以较多的篇幅描摹人物的声音笑貌，渲染故事的环境气氛：
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而悉问来何晚，因邀还家。
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陂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
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耶？”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
通过语言和行动描写，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女仙的未卜先知、温情款款和善解人意，以及刘晨、阮肇欣喜、惊恐、悲伤、决绝的复杂心态。对女仙家居环境、丰盛宴席、群女道贺排场、集会奏乐送行的铺叙，渲染出一派富贵气象，而“气候草木”、“百鸟啼鸣”，则是通过自然的景象来感发人的归心。凡此种种，说明作者并不满足于对故事的单纯叙述，而是在其中增添了不少凡人与神仙沟通的情趣和困惑，从中揭示人类在理想超越和现实束缚之间的矛盾纠葛和永恒痛苦。
《拾遗记》中的《薛灵云》有一段“容貌绝世”的农家女薛灵芸闻知被魏文帝强选入宫时的描写：“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承泪的玉唾壶变为红色、壶中的眼泪凝结得像鲜血一般，这极度夸张、动人心魄的细节描写，蕴含着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哀伤与苦痛，形象地揭示出这个少女任人宰割的凄惨处境和依恋故乡亲朋的无限悲痛。在这里，细腻动情的细节为世俗化的故事平添了几分神异的色彩，获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还有前述《韩凭夫妇》一篇中的两个细节描写：一是何氏给韩凭那封“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的密信，二是何氏想跳台殉情前“阴腐其衣”，均生动表现了她冷静沉着、聪慧机敏、勇敢无畏的性格特点，以及与丈夫生死相依的坚定决心。
第三，开始关注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塑造了比较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多是粗陈梗概，由于篇幅短小，人物的内心活动往往得不到清晰的展示，更不要说反映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了。但一些优秀的作品却在这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如《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儿》，讲述一个富家青年爱上一位卖脂粉的姑娘，天天借买脂粉与她见面，终于赢得姑娘芳心。但欢会之际，富家子突然死亡，后在姑娘的痛哭声中又突然复活，二人终成夫妻。在不足四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多次写到姑娘的心理活动：面对富家子的追求，她“深疑之”，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听到富家子说天天来买脂粉是为了多看几眼心上人，她“怅然有感”，被对方的诚意打动了；富家子意外暴死，她“惶惧，不知所以”，惊恐万状而不知所措；在富家子的尸体前，她哭诉“若魂而灵，复何恨哉”，期盼死魂有灵，阴间相见。这些描写，把卖脂粉的姑娘复杂的感情及其性格变化过程表现得细致入微。她在与富家子的交往中，始而犹疑，继而信赖，突然的变故使她由起初的无比慌乱，变为最后的勇敢面对，性格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变化有迹可寻。此外，富家子的形象也很生动。他虽然“宠恣过常”，却并不骄横。他对卖胡粉的姑娘一见钟情，不敢轻易表白，就天天借买脂粉看姑娘，买下了“百余裹”脂粉，可见其痴迷而执着。而且，他每次买到脂粉就离开，没有轻薄张狂的言行，直到姑娘忍不住主动发问，他才敢于真诚地表达爱意。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他“欢踊遂死”；由于爱情过于深厚，他又“豁然更生”。这个性格内向、感情丰富的志诚君子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后世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里的男主人公，通常具有他这种痴情、真诚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李寄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战胜巨大蛇怪的少年女英雄，是《搜神记》中《李寄》的主人公。李寄是在蛇怪危害一方、官吏束手无策、九女丧命蛇口时挺身而出的，她主动“应募”的本意是“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但从后面的情节看，她的“应募”不是要步九女之后尘，成为蛇怪的祭品，而是有确定目标、完善计划的为民除害的侠义之举。作者铺写了李寄斩蛇的过程：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糍，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事前准备斩蛇剑、咬蛇犬和引诱蛇的“米糍”，说明她胆大心细，准备缜密，设想周到；与蛇交锋时先用“米糍”引蛇出洞，再放大狗撕咬，然后用剑奋力砍杀，突出她的沉着机智、无所畏惧、成竹在胸；事后展示髑髅、哀怜九女、“缓步而归”，显示她富于同情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及轻松从容的精神状态。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和细节描写，刻画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
其他如藏身螺中的勤劳质朴、心地善良的白水素女（《白水素女》），以孝顺勤劳赢得了织女爱情的董永（《董永》），关心民众疾痛、仗义疏财的壶公（《壶公》），以及前述佳作中的周青、弘氏、宗定伯、紫玉、父喻、何氏等，都是比较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影响尤为深远。唐代传奇“源盖出于志怪”，即在志怪的基础上，接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而且，志怪虽然进化为传奇，但自身并未消逝，而是自成体系，以更加完善的形态继续发展下去，在宋、元、明、清都出现了优秀的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记述的狐鬼故事还演化为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大都敷演狐鬼精怪的故事。后世小说和戏曲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借鉴素材，更是数不胜数。如宋人平话《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关汉卿的《窦娥冤》，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是《东海孝妇》、《庞阿》、《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沈既济的《枕中记》源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来自《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长篇小说《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和冯梦龙的“三言”都吸取了《搜神记》中的材料；黄梅戏《天仙配》改编自《搜神记》中的《董永》；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铸剑》亦以《干将莫邪》为蓝本。此外，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比志人小说具备更多的小说要素，它的艺术想象和表现手法也为后世文学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