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壮观的文学树林——宁夏文学创作管窥

◎蔡家园

宁夏文学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独特的存在，新时期以来由“一棵树”（张贤亮）发展到“三棵树”，再到“新三棵树”，如今已是蓊蓊郁郁一片壮观的文学树林。石舒清、郭文斌、陈继明、金瓯、漠月、张学东、季栋梁、李进祥、马金莲的作品，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宁夏文学已成为一种“现象”，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我想用三个“清”来简单概括一下阅读印象：清苦的生存状态、清安的人生态度、清洁的精神追求。

清苦的生存状态。宁夏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落后，“西海固”有“苦甲天下”之称。宁夏作家关于乡土的描写中弥漫着干旱、饥饿、贫穷、苦难，呈现出清苦的生存状态。像石舒清的“疙瘩山”、陈继明的 “高沙窝 ”、李进祥的 “清水河”等都逼真而细腻地记录了原生态的生活。记得石舒清有部小说集叫《苦土》，这个题目具有象征性，道出了宁夏作家普遍具有的 “苦土”情结。陈继明说：“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离土地和苦难更切近，因而写得更多……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情形更是命运，而非策略。”他们对于“清苦”生存状态的表现，不是猎奇性的展览、消费性的噱头，而是与心灵、与生命感受直接关联，因此这种贫困、苦难书写别具动人心弦的力量。

清安的人生态度。宁夏作家虽然大量书写苦难生活，但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把苦难视为人的生存常态，“苦而不痛，难而不畏”，能够与苦难坦然相处，进而超越苦难，表现出一种清安的人生态度。郭文斌说：“对于‘西海固’，大多数人只抓住了它‘尖锐’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没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当然也就不能表达她的博大、神秘、宁静和安详。培育了‘西海固’连同‘西海固文学’的，不是‘尖锐’，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种动态的宁静和安详。”作家们总是用平和的心态去感受和体味，努力在生活的苦难、困厄中发掘美好和温情，在物质的贫乏、窘迫中寻觅真爱和诗意。郭文斌还说过：“贫穷就是贫穷，它不可爱，但也不可怕，人们可以而且能够像享受富足一样享受贫穷。贫穷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人们只能接受它，歌颂与诅咒都无济于事。”这句话更是道出了宁夏作家对贫穷、苦难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温暖平和、超越此在的心态。这种人生态度在石舒清、郭文斌、张学东、漠月、马金莲等的作品中清晰可见。像郭文斌的《水随天去》中，禅宗的顿悟使“父亲”抛弃了所谓的“现实之有”而进入“精神之无”。这种弃世行为，既是一种生命自适的体现，也是一种返璞归真、追求精神自由的体现，暗含了道家不为物役、率性顺道、叩问本真的意义诉求。当“父亲”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念游走于儒道释文化之间时，世界就成了人心安详如意的镜像。像马金莲的《长河》，则表达了纯净高尚的“死亡关怀”。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安详与释然，造就出坚韧不拔的隐忍精神，表现为清安的人生态度。李建军说宁夏文学有一种“宁静与内省的气质”，我想与这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是有关的。

清洁的精神追求。宁夏文学的精神性特征非常突出，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苦难审美化，表现出对“清洁之美”的崇高追求。“清洁之美”中包含着神性色彩，这种神性色彩一方面源自宗教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语境的回应——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固有的价值观分崩离析，人类的自我拯救只能寄希望于神性的力量来完成。宁夏作家对清洁精神的追求，往往是通过日常化的书写来实现。像石舒清《清洁的日子》中描写回族家庭的“扫院”，看似平常普通，作家却深入细致地发掘出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温情，进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从小说平静甚至平淡的描写中，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和贫穷，同时也理解了这种生活能够维持下去的奥秘——真正的清洁精神就在这种素朴的生活中彰显。像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中，月亮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浪漫想象，代表母性的慈爱，“汤瓶”是穆斯林信众的洁净用具，“铜”则暗示了该民族质地坚硬的精神。这篇小说从人生的卑微来写心灵的高贵，表现了对于信仰的坚定追求。

宁夏许多作家笔下经常出现两个意象——“新月”和“清水”，都是清洁精神的象征。“新月”在宗教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作家们描写月亮不仅是为了描写景色，而是在月亮意象中寄托了诸多具有民族特征的情怀，譬如圣洁、清洁、安宁、美好，等等。石舒清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李进祥《孤独成双》中的月亮、马金莲《坚硬的月光》和《夜空》等作品中的月亮都有类似的含义。“清水”在宗教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的“清水”的特殊意义，不仅展示了回族穆斯林的生命观，还表达了对生命的神圣理解。李进样的《换水》中，主人公马清说：“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水”就是信仰的象征，在欲望化的都市中将清洁的精神内涵凸显了出来。马金莲在《长河》中庄重地描绘亡人洗礼，“清水”蕴含着信仰的力量，表达了作家对终极价值的思考。

一、宁夏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

一是对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坚守，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独特经验。在信息化时代，“二手经验”泛滥，文学写作表现出趋同化、模式化，独特的故事、独特的体验、独特的发现越来越稀少。宁夏作家回到中国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与话语场中，扎根现实土壤，扎根民族生活，虔诚地描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苦难中的挣扎和走向新生途中的困惑，生动而逼真地表现出了乡土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宁夏作家直面现实和处理现实的能力、品格在当下文坛独树一帜，为我们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对文学精神高地的坚守，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含量。在这个商品化、物欲化的时代，宁夏作家始终保有对文学的敬畏，将文学视为精神的高地，他们的许多文字甚至带有神性，这与京沪作家、南方作家截然不同。他们继承了新文学“为人生”的优秀传统，表现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精神。贺绍俊在《宁夏文学的意义》中说：“宁夏的文学肖像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相对于流行的欲望写作、黑暗写作，宁夏文学努力超越苦难和世俗，对神圣、纯净精神的孜孜追求，对于重建当代价值理想具有启发意义。

二、关于宁夏文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一是对主体精神的再发现与坚守。

（1）重视启蒙传统。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有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离开现代性谈文学性是不可能的。当下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缠绕，彼此冲突，恰好为文学提供了创新的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启蒙思想仍然没有过时。康德说过：“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启蒙的要义正是“重新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宁夏作家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和坚守，比对于理想、信仰的坚守显得更加重要。在宁夏作家中，漠月给我的感觉是，他似乎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情怀。这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关。漠月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因此故乡才成了他比照现实社会、关注生命状态的精神家园。像他的《赶羊》中，女人放羊的行为不是原初意义上的饲养，而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放牧的并不是羊群，而是自己的心灵，羊群之于女人是一种温暖的符号。他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一种自足和谐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还是被破坏了。像陈继明的《北京和尚》，他思考的是怎样从“知识—权力对人的奴役”中寻求精神突围，而不是考虑如何从古老的农耕文明获得心灵的安栖之地。他们的思考和表达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对生活、对历史、对生命、对人性有新的观照与发现。

（2）避免同质化。宁夏部分作家自我重复和模仿他人的现象比较明显。同质化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作家主体意识较弱，缺乏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为独特的体验，缺乏洞察力和思想力。作家只有自觉地“打开”了自我之后，才有可能“打开”眼前的世界——宁夏大地上除了清苦的乡土，还有丰美的塞上江南，还有转型中的城镇，还有现代性都市生活；只有具备了更加开放、现代的理念，才可能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出思想的活力，在与流行观念的交锋中焕发出思想的力量。

二是建立总体性的关照视野。很多时候，人们容易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乡村、贫穷、苦难往往会变成消费性景观，从而消解了它们应有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城、乡虽是不同的场域，但是异质的表象背后存在共有的时代精神，这就需要作家去开掘、发现和整合。写作者只有抛弃了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自觉追求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的融合，才有可能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关于底层生活的书写中，要特别警惕纯粹的道德批判，因为道德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尺度。简单援用人道主义，很容易限制作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要避免成为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人”。作家应该拥有一种总体性的眼光，在宏阔的人类视野和历史视野之中，全面、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市场化和高科技共同作用于当下而带来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以及人类心灵遭遇的巨大危机，去准确捕捉作为镜像的“真实生活”，而不至于被碎片化的、表象化的感受所遮蔽。不能只是瞩目 “过去的乡村”，还要观照“现在的生活”；不能认为描写乡村，只要熟悉乡土就够了，还要理解城市化的进程。倘若忽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忽略了生活的历史感，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恩格斯说过，作品的思想深度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来自作家对他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因而需要一种总体性视野，将外向的探索、观察与内向的感受、反思统一起来，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整合起来，在边缘与中心的双向互动中，去探索、抵达广阔而深邃的真实存在。

蔡家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著有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散文随笔集《松塆纪事》《书之书》《去图书馆约会》《活色生香》、长篇小说《一路尖叫一路飞》等。曾获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奖、第二届湖北文艺评论奖、第35届湖北新闻奖（文艺评论）一等奖等。有作品集被翻译成英文、韩文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