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故事核心是1936年上半年的红军东征，然而，正如历史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那么简单，这部书的叙述，也并没有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就写东征，而是把围绕着东征的所有历史复杂性都展示了出来。这个历史复杂性，包含了层层叠叠的矛盾——中日矛盾、国共矛盾、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共产党军政内部矛盾，以及与这些矛盾相交叉的和在这些矛盾之下更加细部的诸多矛盾。对于时局中的所有这些复杂矛盾，当时看得最清、把握最准的，是刚刚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而就在东征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全面抗战大背景下的1937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读《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历史的故事化叙述，与毛泽东对于“矛盾”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论阐述实现了高度的契合。——如此，以毛的战略的视角和思维来切入和把握这一段史实，便表现为作者这部书的叙事策略。
布势：一棋策动全局，一纲牵起众目
面对如此众多而复杂的矛盾，如何叙述才能做到纲举目张，是对作家的判断力与控制力的极大考验。其实，那个“纲”，也就是这段历史、这次战略实施的关键点，是不难找到的，那就是“共赴国难”中的“共赴”二字所昭示的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关键是，要在“中日矛盾”这一核心矛盾之下，深入“共赴”主体的各个层次，让相关联的每一级、每一处矛盾的演变发展都清晰起来、鲜活起来。
对于当时的中日矛盾，本书着墨不多，它更像是一个背景，映衬着国共两党的博弈；或者一个靶子，被全中国的人注视着，等待着全中国的人一起向它射击。在这一主要矛盾之下，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与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种主张或理论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蒋介石还面对着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在小说中，这后一重的矛盾以“一二·九”运动为线，穿插于各重矛盾之中）。在蒋的阵营之中，又有蒋与张学良的矛盾、蒋与阎锡山的矛盾等等；在共产党内部，则又有围绕着东征而产生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分歧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往来交织，在小说中又表现为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政治线，或曰历史线；一条是军事线，或曰地理线。而军事行动，是撬动政治目的的杠杆。那个手握杠杆的人，是毛泽东。
为什么东征？要论军事实力，以当时陕北万余人的红军队伍，要真的想全面战胜阎锡山数十倍人数优势的晋绥军，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同时，对于要不要与蒋介石集团联合抗日，党内意见也是不统一的。所以，东征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问题。在真正的战争开始之前，必须解决的是党内的路线分歧，这是历史事件发生之前长长的前奏，是毛泽东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甚至是比东征本身还要重要的问题。铺垫好了这一点，关于战争的叙述便水到渠成。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毛泽东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去给所有人做思想工作的。从政治局会议上的舌战，到不同场合的战略释疑和战前动员，再到对林彪一次次的或口头或书信方式的说服，毛泽东成了毛泽东思想最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按毛泽东的理念，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内部矛盾得不到较好的解决，那么是谈不上更进一层的与外部的矛盾的。基于这一理念，对于东征与否需要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可不可以与蒋介石集团联合也需要取得一致意见（对于这后一点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作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进行阐述）。在事关抗日、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战略上，作者浓墨重彩地来写这个内部矛盾的解决过程，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是不是照此理念，就可以判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是合乎“矛盾”法则的呢？当然不是，因为在具体操作上，毛泽东对于处理内部矛盾讲究的是最大限度地求得“一致”，求得“团结”，而蒋介石所主张的具体内容则正好与之相反，是“围剿”，是“剪除”。对于蒋介石处理国内矛盾、处理国民党军政集团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和言行作为，小说中也做了形象而丰富的呈现，正好与中共一方形成对比。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细述。
回到毛的战略上来。东征的最高目标，就是向蒋介石喊话，实现联合抗日；如果蒋介石不仅不响应，反而阻碍、抗拒的话，那全国人民都会看在眼里，全国人民都会发出联合抗日的呼声，最终仍然会对蒋形成倒逼，推动历史向统一抗战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原则，斗争，是为了统一。毛泽东当然知道蒋介石不会那么听话，所以，他是有另一手的——不，不是一手，而是好多手，因为在他的眼里，矛盾是分着好多层级的，每一级的斗争，他都要顾到。而作为作者，也必须面面俱到地把这些矛盾呈现出来，才能完整地叙述一段历史。
打阎锡山，相当于敲山震虎。毛泽东的战略是：能打就打，打不过，则就地赤化、扩红、筹款。这一点，小说在东征之前中共内部的思想斗争部分就曾多次提到，到了东征的具体实施阶段，又以故事形式，做了多方面的呈现。这时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分叉，首先还是党内思想的不稳定，最突出的表现是自负的林彪在东征中领着红一军团，不听指挥，一味挺进，甚至发电报提议毛泽东离开指挥岗位，回到陕北去。对此，毛泽东一次次耐心而策略地给予了纠正。同时发展出来的新的矛盾是，在阎锡山长期的反共宣传之下，山西的老百姓对红军没有正确认识，为此，红军专门设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针对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制定了各种细化的工作办法，以实际的济贫行动、文艺的宣传方式、严格的工作纪律，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作者对于大小矛盾的把握，是立体的，并且灵活裕如。
与东征同时进行的是对蒋介石阵营的分化。《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开篇，便是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讲起的。一看见“张学良”三个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切入点找对了。抗日、抗日，“九·一八”是个开端，张学良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可是，这开篇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只是个引子。书中交待，“九·一八”之后，东北军先是被蒋调到鄂豫皖边区“剿匪”，而后在1935年的夏天，也就是中央红军东征前半年，又被调往陕西去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一起围剿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并列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会使人想到“西安事变”，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在“西安事变”之前张、杨的交往与努力？“西安事变”不是突然而来的，它是张、杨热血不泯的必然作为，也是对中共“一致抗日”主张的最直接响应。在“九·一八”和“西安事变”之间，在红军东征前后，張、杨都是“统一战线”上的重要人物。
不打日本人而打中国人，这是历史的荒谬，也隐含了号召“共赴”的必要。张学良是憋屈的，杨虎城是精忠赤胆的，这两个人是蒋的军队里主张抗日的代表，也是中共联合的必然对象。可是，毕竟张、杨是隶属于蒋的，于是，在书中对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战事，以及杨虎城与红军之间的芥蒂，便不能忽略，甚至对于张、杨的投契，作者也是从张的东北军与杨的西北军的冲突写起的。而后，才展开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争取工作。将“对立统一”的矛盾视角伸展到这个程度，仍然不夠。作者交待，张学良的东北军，几番被红军战败，甚至被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由此还引发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当面冲突，也正因此，张学良才数次飞抵山西，寻求阎锡山的支持，于是，表面上看，张、杨与阎锡山结成了军事上的“秦晋之好”，对于毛泽东的东征战略，形成了前阻与后忧，摆上了前狼与后虎，如此一来，便又回到了东征可不可行那个中共党内矛盾上来。同时，张学良的抗日而不得，也表现为他个人的思想情感矛盾，所以他会与蒋介石产生对抗，也会在与阎锡山的会晤中，既表达抗日的述求，又寻求联合的自保。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道：“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反过来看，张学良、杨虎城正是蒋介石的政治路线不正确所造成的内部矛盾的代表，而阎锡山则是他在组织上不巩固的代表。所以，东征虽然没有联合到蒋介石，却先是联合了张、杨，终而因为打乱了蒋、阎平衡而联合了阎锡山，也是必然的。作者将这一重重错综复杂的矛盾，拆解来写，而又达到了环环相扣、还原历史的效果，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同时，各个人物的形象，也在此过程中有了血肉。
在这部书中，有一个异数，就是对于杨虎城的出身和成长经历的详细交待。这一部分，看似形式上游离，实则有着实质上的统一性。首先，正像作家在创作之先必须要找到一部作品最合适的入手之处一样，要解决东征所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的、军事的矛盾，必须找到矛盾之环链的关窍所在，而这个关窍，就是杨虎城。联合了杨虎城，便能进一步地通过他，配合着其他直接的措施，联合张学良及蒋介石阵营内的其他主张抗日的军事力量，从而解决东征的后顾之忧，让党内对于东征形成一致的意见，同时进一步地壮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它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将军为什么这么红”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与红军入晋后的赤化、扩红、筹款的方略的是一致的。将军，是从群众中来的，红军，是要到群众中去。这是二者的契合点，也是杨虎城之所以能成为矛盾关窍的根本原因。杨虎城是个关键人物，不好好交待，就没有说服力，就不完全。
读完全书，与东征相关联的各样矛盾都产生了新的演变，最主要的不是它解决了红军的发展问题，也不是阎锡山从斗争走向了合作，而是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更进了一步，历史大势，滚滚再不可阻挡。由此，我们也明了了，东征是一招险棋，更是一着解围、盘活之棋。
画图：主张激荡时局，人物各入各戏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在结构诸多矛盾的同时，鲜明地将代表矛盾主体的各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树立了起来。这些形象，是在矛盾冲突中凸显的，他们各自对待矛盾的态度与言行，就是他们本人最传神的画图。
在抗日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是明朗的，那就是必须得打，而且不光自己打，还要联合国内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一起打。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毛泽东是临危不乱、成竹在胸、挥洒自如的，总是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总是能从危局中看到良机，化危机为出路。他靠的是什么？根本是民族大义，关键是战略判断，也就是对于矛盾演变规律的正确把握与运用。在作者笔下，毛泽东的形象与诸葛亮极为神似，但毛泽东手中所摇并不是羽扇，而是毛笔——他总是随身带着笔墨纸砚，总是在写东西，要么是写电报文指挥枪杆子，要么是写信沟通党内外思想，要么是写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抗日，再加上书中未曾涉及的那些形势报告和理论分析文章，笔杆子在他的手中，发挥了无穷的威力，逐步确立了他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也正是这种视觉上的举重若轻，让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像在“闲庭信步”。矛盾的诸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既有斗争，又有统一，不能片面强调斗争，也不能放弃斗争实现无条件的统一。毛泽东手里这一支笔，即承担了斗争，也承担了团结与统一。识见高，胆便大，东征的过程，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智慧与勇气。
蒋介石对于日本侵华势力，不是不恨，而是不敢公开恨；不是不打，而是不敢马上打，于是，他便表现出了一个对外绥靖而对内顽固的形象。他的这种态度，不谈民族大义，仅从战略判断上来说，便输给了毛泽东。作者首先透过宋哲元在对中日矛盾的态度上的转变来呈现蒋介石的思想并刻画其形象。宋哲元原本是抗日名将，但是在日方策动华北自治的过程中，却因为蒋介石的一封密信，从抗拒，转向了顺从。蒋在信中写了什么？核心是一句话：“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就是蒋介石对待中日矛盾的态度。他之所以持有这样的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在与日本人撕破脸之前，我会完成国防准备。但是，日本人怎么会给他机会？日本人一直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中国进行政治攻陷，而又以政治手段为先锋来避免国力损耗、预谋大举。华北政权刚刚适应日方要求实现“特殊化”，日本人随即就抛出了“广田三原则”，要求蒋介石承认“满洲国”，并且抛弃英美的战略援助，与日本合作，这一下子就把蒋介石逼到了墙脚，转而使他发生了思想上的动摇，开始秘密寻找与中共谈判的渠道。谈判就谈判吧，还要“秘密”，可见蒋介石还是对日本侵华势力存在着幻想；同时，他又要借共产国际来给中共施加压力，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又表明了他的谈判的毫无诚意。后来日本人侦知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联络，便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谈判终告流产。在这个过程中，蒋的瞻前顾后和摇摆不定的形象，得到了确立。而同时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一方却一次次地引领了抗日舆论和行动的高潮，甚至国民党军政阵营内部力量也开始公开反蒋，使其处境更加地被动和难堪。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无法像个真正的国家领袖那样看清形势，做出决断，反而要寻找一个新的口号来对抗中共的“联合抗日”，以便更加隐蔽地推行绥靖政策。其实，早在宋哲元接受了他的绥靖思想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而引发“一二·九”运动这一抗日高潮事件的时候，形势已经进一步对蒋介石形成了倒逼，证明了蒋介石的失策，可他却仍然一步步地在走错——这，首先是哲学上的失败。
阎锡山在对待抗日一事的态度上，与蒋介石是极为相似的。日本人已经侵入了华北，在阎锡山治下的山西，随时都面临着更大的危难，但是这危难一日不来，阎锡山便一日不会把它当作主要矛盾来对待。正如蒋介石总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剿共”和与阎锡山等地方军事实力派争夺地盘上，以形成国内唯我独尊的局面一样，阎锡山在乎的是，不管日本人、蒋介石还是共产党，你们只要不动我的山西，保证我在这国中之国的掌柜身份，那我就不跟你们争，也不跟你们斗。可是，东征打乱了他的稳定。共产党借东征，对他是又斗争、又争取；蒋介石借东征，调中央军入晋盘踞，還要把他的晋绥军调出去“剿匪”；同时，日本人又要进攻绥远，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权衡利害，最终做出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定——虽然，他这一举措主要还是为了不让蒋介石吃掉自己。所以，阎锡山的关键词是：自保。但是，即便没有红军东征，也没有蒋介石中央军的入晋，日本人总还是会打到山西来的，所以，早日响应抗战，早日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对阎锡山，总是好事。——在各方角力之下，阎锡山做了个不倒翁。
在抗日这个大矛盾之外，在与国内并存的其他军政力量的矛盾之外，《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也精当地展示了各个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面对阵营内部矛盾时的态度与表现。
中央红军在准备东征之前，刚刚在长征途中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到了陕北之后，立马就着手释放了被王明把持的上海中央局派来的“左”倾党代表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名红军和苏维埃干部。毛泽东特意强调了不可再逮捕、不可再杀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陕北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都是党的好干部”。随后对于东征战略，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时局、指陈策略，对于诸多反对意见逐一进行了解释与反驳，最终说服众人，取得了一致。然而，东征即将成行，东征是否可行的问题却又在军委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出现了两次反复。于是，毛泽东又先后在军委会议和东征动员大会上论述了一次东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再次明确了东征的任务，并给指挥员们提振了信心、鼓舞了士气。不止于此，渡河之前，毛泽东还分别找每个师的主要首长都谈了话；渡河突击队过河的前夜，毛泽东又亲自到集结点做了一次动员。在书中，这样的思想沟通还有多处。难怪阎锡山会说：“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太厉害。”
蒋介石的阵营比较复杂，无论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名义上都以他为最高军事统帅，但他们都不是蒋的嫡系，所以，蒋一方面要安抚他们，一方面又要防备他们，还要离间他们，削弱他们。在书中，作者既对蒋介石与各有关军事实力派之间的角力进行了呈现，也透过蒋与真正的身边人的矛盾刻画了他的心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子文。阎锡山在红军西渡后自嘲：“放眼中国，各处与共党作战，哪个不是以十倍以上兵力，数十倍以上民力，数百倍以上财力，数千倍以上械弹补充力，而每每却被匪军所困，中央军也不例外。所以不丢人。”他说的这种情况，宋子文早在五年前就有同感了，所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堪重负，公然反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打了宋子文两个耳光。蒋介石的家长意识，由此稍露一斑。而后蒋要与中共联络，而宋子文跟毛泽东、周恩来都有私交，所以，就找了宋子文来穿针引线。他先是对宋子文表明心迹，说：“我每每思及你跟我说过的‘抗日重于剿共’的话，愈发觉得有道理的很。”随后马上又给宋戴了个高帽子，说：“你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着想啊。”然而，蒋介石提出的与中共的谈判条件连宋子文都觉得苛刻了，对此，蒋说：“谈判开始的时候总要把己方的利益最大化，不然政府的脸面何在？”这还是唯我独尊的思维。后来宋子文费尽周折拿到了中共中央反馈回来的谈判条件，蒋介石却又畏缩了，终于使谈判不了了之，宋子文和双方一系列人物的努力都化作了流水，直到张学良、杨虎城愤而发动了“西安事变”。与毛泽东把思想工作做到连队形成对比，蒋介石与身边要员思想沟通的短路，令出令收的随意性和不彻底性，都是他不能凝聚人心的原因。这是个人意志与领袖身份的不相匹配，也是如前所述识见不透彻的表现。
与蒋介石相似，阎锡山也表现出了他的威权思想和大人物思维。在东征战役中，晋军上校团长郭登瀛被俘，通过与红军的接触，以及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在陕北根据地体验了一个月，对红军感佩不已。而后，他带了毛泽东的信去见阎锡山，阎锡山虽然在蒋介石“削藩”的形势逼迫之下对毛的提议已有暗许之心，却仍然将作为信使的郭登瀛给送进了感化院。作为大人物的阎锡山要听毛泽东的话，甚至要听区区一个团长的话，他拉不下这个脸来，他必须摆出一副自己拿主意的姿态。紧接着，为了借抗日之名而抗蒋，阎锡山召开会议，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决定。这回，他仍然不愿意再派郭登瀛回去当信使，更不愿正面给毛泽东回信——郭登瀛已经“赤化”了，不算自己人了，他不能用；直接回应毛泽东，他太没面子。于是，他找了个自己信任，又确信能与中共搭上线的中间人，曲折达成了合作协议。
蒋介石因日人压迫而联共，和阎锡山因蒋的压迫而联共，二者是十分相似的，虽然在本书所述这段历史中，蒋中途而罢，阎确定合作，但这两种情形，无不切合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所以他总是能主动权在握。在这个过程中，蒋与阎的表现所形成的对比，是十分有意味的。
作者还从施政主张的维度对毛、蒋、阎的思想各自进行了呈现，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构成为面对国家革新发展这个矛盾时的思想角力。
首先呈现的是阎锡山。阎锡山有句口头禅：“眼下的国难在抵抗，未来的国难在自强。”他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建设，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做法，而且很成功，这一点，在本书的东征战役部分有形象的体现——红军打到晋南，要打土豪、分浮财，却发现当地人家几乎都是宽房大院，有战士竟对拉他们回家喝水的那户普通人家是不是土豪产生了争论！晋军对军火的毫不吝惜和洪洞县城的城高难下等情节，也印证了山西的富庶。有基于山西经验，阎锡山也赞成蒋介石对日方的绥靖政策，先自强，后抗日。可是，在日本人侵华之前他就已经在山西经营了多年，早就打下了底子，而蒋介石要面对的是全国，而且刚刚起步，他又怎么可能在日方的虎视眈眈之下完成这样大的一项工程呢？而实际上，小说难免有夸张的成分，在当时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山西尽管比别的省富庶，可也存在着具有全国普遍性的深层矛盾，对于土地问题，阎锡山所乐道的“土地村公有”，并不能根本解决，所以，红军的赤化、扩红工作，才能像书中所述做得那么有成效。
至于蒋介石，他开展了个“新生活运动”。这个“新生活运动”和阎锡山的“公道主义”都是从儒家文化中脱胎而来的，诉诸道德，“主张公道”，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二者对于解决当时国内的深层矛盾，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以，土地革命一来，这两座空中楼阁就都土崩瓦解了。说到底，还是深入调查研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灵活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看得透彻——真正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才是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那样一个时局中，整个中国就像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其中每一个矛盾都像是一个齿轮，这些齿轮相互咬合在一起，一动俱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绘就了这部机器朝一个正确方向开动的历史片断，以及那些齿轮交错运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