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揭露、批判以蒲鲁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思潮，捍卫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斗争。这一斗争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曾同蒲鲁东有过来往，并对他作过争取工作。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曾希望蒲鲁东担任该委员会驻法国通讯员的工作。但蒲鲁东拒绝了这一邀请，提出根本用不着采取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声称要用文火把私有制烧掉。1846年底蒲鲁东发表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主张用生产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不需要任何的国家政权，也不必进行任何的阶级斗争。对于这种纯粹空想的改善资本主义的方案，恩格斯指出，这等于用月亮的银光铸造法郎，根本不能实现。但这种空想却被一些人奉为真理，在当时工人运动中有一定市场，严重妨碍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1847年6月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蒲鲁东反动的经济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幻想把资本主义大生产化为小生产，使小生产的私有制永世长存，建造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极乐世界”，是政治经济学上的极端唯心主义，客观上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他不仅不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且把事情弄糟了，因为他把同辩证法完全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精神带进来了。在蒲鲁东那里，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他把主观杜撰的经济范畴说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否认客观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摒弃了整个辩证法。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剖析了蒲鲁东的所谓“交换银行”的小市民幻想及其反动实质。揭露了他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险恶目的。并指出，无产阶级要摆脱私有制的剥削和压迫，获得自己的解放，必须经过艰巨的革命斗争，不能走蒲鲁东的改良主义道路。蒲鲁东主义在当时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工人运动中，造成很大祸害。恩格斯指出，它要把世界的时钟倒拨一百年。如果蒲鲁东主义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第一国际成立后，蒲鲁东主义者继承蒲鲁东的衣钵，妄图把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蒲鲁东主义者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66年日内瓦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胡说要把国际委员资格限定为体力劳动者，妄图把马克思从国际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者为把国际变成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工具，对马克思在《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明确规定的第一国际的性质、任务和路线，进行肆意歪曲和篡改。公开兜售蒲鲁东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民族解放等思想观点，鼓吹把建立合作社，确立平等交换原则，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尖锐指出：蒲鲁东的合作社计划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在如何对待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利益出发，号召各国无产阶级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谴责了蒲鲁东主义者公开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的叛卖行径，并领导国际总委员会排除蒲鲁东分子的干扰，作出支持波兰人民独立斗争的决议。在关于所有制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站在维护小生产者私有制的立场上，顽固地反对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原则。1867年洛桑大会上，他们企图强行通过维护私有制的决议。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对正确解决国际中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1868年布鲁塞尔大会上，国际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使蒲鲁东思想体系破产。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使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日趋下降，蒲鲁东派发生分化。左派蒲鲁东主义者逐渐抛弃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积极参加和领导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场斗争广泛地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上、理论上极大地武装了国际无产阶级，为后来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光辉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