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元吉

【原文】：

武夷山在闽粤直北，其山势雄深盘礴，自汉以来，见于祀事⁽²⁾。闽之诸山，皆后出也⁽³⁾。其峰之最大者，丰上而敛下⁽⁴⁾，岿然若巨人之戴弁⁽⁵⁾，缘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传避秦而仙者蜕骨在焉⁽⁶⁾。溪出其下，绝壁高峻，皆数十丈，崖侧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尽，则卧小舟航溪而上，号为“九曲”，以左右顾视。至其地或平衍⁽⁷⁾，景物环会，必为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⁸⁾。

山故多王孙⁽⁹⁾，鸟则白鹇、鹧鸪，闻人声或磔磔集崖上⁽¹⁰⁾，散漫飞走，而无惊惧之态。水流有声，其深处可泳，草木四时敷华⁽¹¹⁾。道士即溪之穷，仅为一庐，以待游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

山距驿道才一二里许，逆旅遥望⁽¹²⁾，不惮仆夫马足之劳⁽¹³⁾，幸而至老氏之宫宿焉⁽¹⁴⁾，明日始能裹饭命舟。而溪之长，复倍于驿道之远，促促而来，遽遽而归，前后踵相属也⁽¹⁵⁾。余旧家闽中，为宦于建安，盖亦遽归之一耳。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天山⁽¹⁶⁾，在武夷一舍而近⁽¹⁷⁾，若其外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得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余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¹⁸⁾，遂赋祠官之禄⁽¹⁹⁾。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五折⁽²⁰⁾，负大石屏⁽²¹⁾，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草茅，仅得数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抶揖映带⁽²²⁾，若阴相而遗我者⁽²³⁾。使弟子具畚锸⁽²⁴⁾，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²⁵⁾，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²⁶⁾，讲书肄业⁽²⁷⁾，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余闻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后，隐隐犹记其地之美也。且曰：“其为我记之!”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²⁸⁾，非若畸人隐士⁽²⁹⁾，遁藏山谷，服气茹芝⁽³⁰⁾，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汉以来，道之不明也久矣⁽³¹⁾。吾夫子所谓“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颠，而诵言于舞雩之下⁽³²⁾，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春服既成”之咏，乃独为圣人所予⁽³³⁾。古之君子息焉者，岂以是拘拘乎?元晦有以识之，试以告夫来者，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³⁴⁾，俾或自得其幔亭之风⁽³⁵⁾，抑又何如也?是岁八月⁽³⁶⁾，颍川韩元吉记。

【作者简介】：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许昌(今河南许昌)人，寓居信州(今江西上饶)。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他主张抗金，恢复失地，与陆游、辛弃疾等人过往甚密，多有诗歌唱和，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有《南涧诗余》、《南涧甲乙稿》。

【鉴赏】：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记”，在写法上与一般的记相同，写景、叙事、议论并用，但也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

文章大体可分三部分。首先作者以游记的顺序写了武夷山幽美奇秀的景色，其最精采处在描写山中禽兽毫不惊惧于游客光临的动人场面。作者在描写中以一种闲淡的笔致紧紧抓住南方山水的特点进行勾画，并溶入自己在山中的活动，缓缓道来，读后既感武夷景致的幽深，又可体味到作者漫游其中的一种怡然而略带惊喜，匆忙而颇为留恋的情怀。

作者并不是无缘无故作这么一大段描写的，而是为下文叙述朱熹建武夷精舍作陪衬。如此清幽的佳境，朱熹能时时盘桓于其中，“哦而歌之，得酒啸咏”，而自己却只能“促促而来，遽遽而归”，这就不能不欣羡于朱熹的独得山水之乐。而朱熹退隐之后更建精舍于山中，“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这使得作者在羡慕之余，又引发了一场感慨。这段议论也是这篇文章与众不同之处。

过去人们所写的多为隐士之隐或是失意之人的放浪山水，而朱熹则是儒者的一种陶情养性，并不与“道”相割离，作者写朱熹退居后的吟咏交接的生活，实际上是在抒发一种圣人亦不应废弃游息的情志，只不过同时不应忘记道的传授和自身的修养而已，从而肯定了圣人与常人的共同之处。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结构上层次分明，语言简朴流畅，不以文采取胜，而求一种平和冲淡的神韵，所谓“辞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