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次的意外伤害
有些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单从性格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性别之分。他们一样顽皮，一样好动。孩子好动，很难说好还是不好。不过有一点，可能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反驳——一个好动的孩子，他受伤害的概率往往会比一个相对文静的孩子要多。
我喜欢好动的孩子，因为这象征着活泼、聪明。女儿从小好动，从会走路开始，除了睡觉，便没一会儿闲的时候。她会把洗屁股的小盆翻过来当板凳坐，盆底被坐碎了，划伤娇嫩的小屁股；她会让三个轱辘的小自行车侧倒，然后扶着大人一只手坐在翘起的那只车轱辘上左右来回地转，就像坐转椅一样；她还会爬到硕大的沙发靠枕后面，悄悄躺在那里躲起来，以为别人找不到她。当然，孩子的这些行为，我觉得很可爱。我理解孩子的行为和想法，他们并非滑稽可笑。他们总是在追求一些未尝试过的体验来满足自己对生活的好奇。其实，这应该算作对这个世界探索的开始。
那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那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的时候，看到女儿把一把小折叠椅翻倒了，骑在上面在屋子里转。我心里稍稍嘀咕了一下，这样会不会有危险？到底会有什么危险？我也没再往深处考虑，更糟糕的是，也没有制止她。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已经十二点半了。放下包，换好鞋子，我忽然发现餐桌上有一张X光片，感到有些奇怪，便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是两只手，像是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的手腕。于是我在想，这是谁的手，我妈妈的？还是我妻子的？哪年的啊？干吗又拿出来？当时并没有在意，便去厨房煮面条。
吃饱了，我悄悄地去了卧室。我并没有立即就睡的想法，其实还想再看点书。倒过班的人都会知道，下中班回家有一阵子是最清醒的。不过，我得先看看我家的宝贝，然后才可以安心去干别的。
我推门进去，发现妻子居然还没有睡，也许是刚刚被我吵醒。女儿哼了一声，像是有些不太舒服。
“她怎么了？”我凑过去问。
“孩子受伤了。”妻子回答。
“啊？”我大吃一惊，紧张地问，“伤哪儿了？”
于是妻子便跟我讲了女儿受伤的经过。我这才知道，原来餐桌上那张X光片是我女儿的——妻子的一只手扶着女儿的一只小手。我可真是眼拙，竟然连大小都分辨不出来。
就是那天下午，妻子下班的时候，刚刚进门，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女儿骑着的那把小椅子突然折叠了起来，一下夹伤了她的小手。随后她便哇哇大哭。妻子赶紧把她抱起来，吓得够呛。她右手食指指头肚上的一小块肉被夹掉了，还连带着一点儿皮。我妈妈也吓坏了，赶紧跑过来。
“快，赶紧送医院！”我妈妈说。
妻子拿上钱包，抱着孩子就下了楼。我家后面小区里便有一个小诊所。孩子流血不止，妻子便把她抱到那里先做一下简单的止血。简单的处理之后，大夫便催促她带孩子去路边拦出租车，去中心医院。赶巧那天的出租车都不清闲，拦了两辆都有人。妻子急了，等第三辆来了，她索性跑到路中间。
“师傅，求求您，我孩子受伤了，您送我去二院！”妻子说着话眼泪便往下掉。
那辆车上本来也有乘客，见状说：“快，你上来吧！”
坐在车上，妻子不住地掉眼泪，“孩子，你吓死妈妈了！”
小家伙很懂事，说：“妈妈，你不吓死！”那时候，女儿已经停止了哭泣，瞪着眼睛看着车窗外面的世界。妻子下车的时候，由于过于匆忙，忘了给人打车的钱，后来她才想起来，而好心的司机也没有向她要。
到了医院，女儿不哭不闹，表现得非常懂事。伤口需要缝合，得先交钱拿药。治疗室在住院部大楼，而挂号、交钱、拿药都是在急诊室。大夫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便跟小家伙商量：“妈妈得去交钱，叔叔陪你在这待一会儿好不好？”
“嗯！”女儿点点头。
“宝贝真懂事！”大夫说。
妻子奔出住院部大楼，匆匆去了急诊室。交完钱，拿了药，便又急急火火赶回治疗室。她担心宝贝看不到她又哭又闹。不过，小家伙没有。年轻的大夫手里捧着一个瓷碗，碗里盛着一些药水。女儿坐在板凳上，把那个受伤的手指泡在碗里，一边扭头朝四处张望，两条小腿还一边悠闲地荡来荡去。做妈妈的本来要哭，可是一看到她这副样子又忍不住想笑。
“宝贝可真勇敢！”大夫由衷地赞叹道。旁边两个护士也面带赞许的微笑。
伤口清洗完毕，做过局部麻醉，然后开始缝合。妻子抱着孩子，尽量用身体挡着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到大夫手里的针线，怕她一时还无法理解，继而反抗。
“宝宝以后可要当心啊，不要玩小椅子了，你看有多危险！”妻子尽量不停地跟她说话，分散她的注意。
“我以后不玩小椅子了，我以后要听妈妈的话。”
一不小心，让她看到了大夫手里的针线。“不要扎我的手！”她喊了起来。
“没有！”妻子赶紧说，“叔叔没有扎你的手，叔叔只是给你看看。”
“叔叔没有扎我的手，叔叔只是看看。”她重复着说。
“是，叔叔只是给你看看。”妻子说，“来，跟妈妈说说话。”
孩子总是很容易哄骗，大夫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伤口缝好，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小家伙终于又获得了自由，便又显示出活泼的天性。治疗室外面就是病房的走廊。病房门上镶着一块长条玻璃，于是她便挨个往里瞅，“咦！”不时发出好奇的声音。巡视完病房，她便又回到治疗室，那时妻子还在聆听大夫的嘱托。小家伙在治疗室里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心情好的时候还来回蹦。
护士看着小家伙顽皮的样子，都觉得奇怪。
“她怎么还能蹦啊？”护士说，“别的小孩要是伤成这样，早就吓蔫儿了呀！”
那天，母女俩回家的时候时间已经将近九点。我妈妈一直在家焦急地等待。中间有人敲过一次门。她以为宝贝回来了，便匆匆去开门。门开了，见是对门的小卫，我平时喊他卫哥。
“阿姨，”小卫问，“怎么我们楼梯上有几滴血？”
“我们家静怡夹伤了手。”我妈妈回答。
“没事吧？”
“娘儿俩去医院了，现在还没回来。”
听妻子讲完整个过程之后，我悄悄从卧室出来，去厨房抽了支烟。抽完烟，我来到餐厅又拿起那张X光片仔细地看了看。记得刚才妻子说过，她在医院里花了四百元钱，而且这个片子可拍可不拍。但是，对我来讲，不论怎样，既然大夫提出来，那么，片子还是要拍的。看着那只小手，那些稚嫩的骨骼，和食指顶端一个细小的裂缝，我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
三天之后，我带女儿去换药。一位年轻的护士看看我递给她的单子，说：“这就是那个挤了手的小女孩呀！来阿姨这儿，让爸爸去交钱好不好？”
我想那天小家伙的表现肯定成为护士们争相讨论的话题，所以好多人就有了这样一个“勇敢”的小孩的印象。等我交完钱回来，护士正在逗女儿玩。她用开药方的单子给女儿叠了一架小飞机，女儿很是开心的样子。
我最关心的事情是：“伤口缝合的地方到底能不能长好？”
大夫说：“没有把握。”
我又问：“长不好又怎样呢？”
他说：“要么植皮，如果露出骨头那就得去掉一节。”
当时我特别紧张，总觉得还得问他点什么，便说：“如果要植皮，植我的行不行？”
他看看我说：“不行。”当时我有些愤愤不平，我并非胡搅蛮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记得英语课本里曾经有一个故事。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一个优秀的医生支援西藏。为了救助藏族同胞，也为了让藏族人民相信医疗科学，他把自己的皮植给了一位烫伤的妇女。那么，我把我的皮植给我女儿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说假如有这个可能。
第二次去医院换药，大夫说伤处血液流通不好，给女儿开了两瓶路路通。我拿着药去打针的时候，护士开始不敢打。她说这种药一般是老年人用的，用来软化血液，便让我去问大夫，是不是给开错了。那个护士还特意嘱咐我：“不要说我让问的。”
医院里一些东西搞得神神秘秘的，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我去问了，大夫说：“没错。”
打完针，我带着女儿从医院出来。她看到一个自来水井盖，便在上面跳来跳去。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冲她吼了一声。我觉得她现在需要安静。听到我的吼声，女儿不动了，愣愣地看着我，一副惊恐的样子。吼过之后我也有些后悔，赶紧过去把她抱起来。看着她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我扭过头去，因为脸上不觉掉下了两滴眼泪。
没过几天，便迎来了女儿在这世界上的第三个春节。大年初一，女儿带着手上的一卷纱布接待了所有到访的客人。初二上午，别人忙着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又来到了医院。那天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遇上了一个好大夫。偏偏是一个好心的大夫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故事听起来就趋于完美了。
我挂的本是专家门诊，可是专家门诊的大夫没来上班，估计是到他的老丈人家里忙活去了。大年初二看老丈人，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于是护士长便给我们推荐了另一位普通儿童骨科门诊的大夫。
“他是位博士生。”她还这样说。
不过，她要求我先去把挂号单换掉。
我说：“那当然，不过先让他看看我女儿的情况。”
纱布慢慢地解开，大夫看了看说：“已经长好了。”当时我很激动，热血沸腾。看看女儿的伤口，的确，那块被挤掉的肉已经变成跟其他的地方同一个颜色了。我对大夫千恩万谢，然后跟妻子带着孩子去治疗室换药。我让她娘儿俩先去，自己还得去一楼换挂号单。
临走我冲女儿伸伸大拇指：“真棒！”
挂号单换了回来，我拿给大夫。大夫居然冲我摆摆手，说：“算了！”
我说：“那怎么行。”给他放下就走了。
大夫的意思是，这次白看，不要钱了。因为挂号单只要在我手里，就可以拿去退钱。
那大夫的样子我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年纪不大，戴一副眼镜，的确像个博士。“好人啊！”我经常找个没人的地方这样跟自己说。
如此说来，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家过得还算不错，最起码初二的大半天还有初三，一家人心情都很愉快。
孩子的思想世界，也可以说感情世界，你永远都无法了解。
我曾经跟女儿说：“把那把小椅子从窗户扔出去。”
她不愿意，说：“让它继续留在家里。”
我心里挺高兴，因为至少这件事在她心里没有留下阴影。
有一天，小家伙骑在“小鸭子”上尿尿，恰好那把小椅子就在她旁边。她把那根包着纱布的手指伸到小椅子跟前，说：“你看，我这个手已经包好了。你要是再给我夹这个手、夹这个手、夹这个手……”其他九个手指挨着数一遍，“我就打你！”她说。
我感到意外，接下来的情节，不确切地说是哭笑不得，也可以说是又气又乐。气过了、乐过了之后，是一种特别的感动。古代圣贤说，人性本善，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最起码，在我家里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