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辨析

唐代“科举与文学”首先是一个文学问题，或者说它主要是在“文学”意义上被认识和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过程。其初，似乎只是作为一个现象或事实而受到注意和陈述的，并不存在“问题”。如论者乐于引据的宋人严羽所谓：“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①便如此。“以诗取士”所指实即科举(当然是以偏赅全)，语气肯定。实际上，严羽之前，已有更全面的表述而论者多不之及。如《旧唐书·文苑传序》云：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武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②

“解戎衣而开学校”，是指大兴儒学教育，“饰贲帛而礼儒生”、“尤重详延”，则是指广泛选拔任用文儒之士，亦即实行科举制度。从而造成“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巍巍济济，辉烁古今”的空前发达局面。刘昫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白居易传》)比这更早的，如元稹在杜甫墓系铭序中就说：“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①由于唐代的教育与科举是一体化的，因此，这里所谓的开文馆、礼茂才、官学大振等等，都有含指科举的意思。类似意思的论述在唐五代及宋人那里仍复不少，兹不备述。

这些论述都是要表达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唐代文学的发达昌盛是空前的，这种局面的造成，科举(包括教育)取士与有功焉。换句话说，就是科举取士是唐代文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论述时意态自信，不容置疑，这应是由于他们去唐未远，感受真切，以为理所当然之故。可是这个公认的事实在后人那里却产生许多异议：如郭绍虞就上引沧浪之论作释云：“沧浪本此^②而谓由于以诗取士之故，即不免稍偏，故后人多不主其说。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杨慎《升庵诗话》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钱振锽云：‘天生一种诗人，决不为朝廷取士不取士所累。’斯言得之。”(《沧浪诗话校释·诗评》第147—148页)

这些异议在承认唐诗高度发达的同时，却指出唐代省试诗佳作极少，其意甚明：即唐代科举并不能产生很多好诗，因而唐代文学的发达与科举取士无关。沿此思路走下去，便会有唐代科举对唐代文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观点出现。

建国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特别重视唐代文学的 “繁荣”，于是从“文学”的角度关注唐代科举者，大多是将之作为“唐代文学繁荣原因”来谈论的。这种意向不仅见诸多种集体或个人编著的“文学史”，也见诸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较有代表性的，如游国恩等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概述唐代文学繁荣原因时说：“唐代特重进士科……在进士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有一定的作用。”^①发言较为谨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前言”说：“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虽然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士的制度，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②估价较为充分，与余冠英、王水照《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一文的基本观点显然一致。但这些观点不久便受到“商榷”，被认为“也许会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③。虽然认识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承认唐代科举是唐代文学繁荣原因之一。

也有与此相左或者相反的意见： 较有代表性的如皇甫煃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看时间的谁先谁后。如果唐初就以诗取士，那么可能是以诗取士影响、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反之，如果以诗取士较晚，像制举试诗、赋是在天宝末年，那么就是唐诗的繁荣，影响、促使了科举试诗、赋。”由于 “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初、盛之际的神龙至开元年间，”因此“如果说是由于初唐时期诗歌的相当繁荣，才影响、促使省试时的以诗试进士，恐怕也是合乎情理的吧。”另一方面，“以诗试士的制度，对于盛唐和以后诗歌特别是律诗的繁荣，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虽然其作用不像某些书上说的那样大”^①。马积高也认为：“律诗的形成以及促使律诗形成的重视声律的风气是造成进士考试诗赋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指出：“进士试诗固然对唐诗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并主张：“唐代科举制度对唐诗发展的影响，不仅应从进士考试诗赋去考察，而且要从这个制度的各个方面去考察。”^②在此之前，程千帆已出版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尚及其与唐代诗歌、古文运动、传奇小说之关系，得出结论：“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③其后，傅璇琮出版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唐代科举，在尊重程千帆结论的同时，也就唐代文学繁荣和发展问题做出论断：“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④“由此可见，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的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余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世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不需要多讲的。因此，那种片面地强调唐代进士以诗取士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在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而且，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唐代科举与文学》第408页)类似的观点尚多，兹不备述。

大体看来，论者大都察觉到唐代“科举”与唐代文学“繁荣”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在理解、认识和评价这种联系时，却出现分歧：或主“促进”，但也承认有消极影响;或主“促退”，但也承认有积极因素;而就某一研究者个人的观点看来，则出现了既承认“促进”又承认“促退”的现象。这些观点看上去“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不免有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显露出不少意识、观念、理论、方法乃至技术处理上的不足，遂使讨论陷入左右为难，自相矛盾的境地。其实，即便从常理看，当一个国家将“文学”确立为选材任官的最高原则和法规制度并长期稳定实行的时候，怎么会对其文学形成“促退”呢?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怎么会同时既“促进”又“促退”?两种矛盾的力量怎样同时发生作用并现实其效果?

尽管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繁荣”的关系，但在“繁荣”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也未尝不可。前人的论述实际上早已含有这层意思，问题是后来的讨论缺乏必要的清理、界定和规范，这也是“繁荣”问题在旧的语境下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要确定唐代“科举制度”这一概念。唐代的“科举”是一个分科考试选材任官制度体系，决不仅仅是“进士科”。就其大者而言，有“常科”和“制举”两大系统。常科中，又有“明经”、“进士”两个主要系列。明经系列中，又可区别为“常明经”、“准明经”和“类明经”。进士系列又可区别为“常进士”和“类进士”。然后才是具体的科目。至于制举，通常认为其科目有近百种，实际上远不止此。常科和制举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唐代的教育，因为单就科举的具体考试而言，仅为短暂的几天甚至一天，但考试之前的漫长的受教育阶段，实际都是在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且，学校里也有频繁的类似省试的考试。不仅如此，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之后，仍有考试，如铨选和考绩中的试判、试策、试论等。尤其是一些特别科目和制举，同时也对有出身者和在职人员开放。这还不说与此相关或配套的官方制度及民间“惯例”等等。因此，应将唐代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视作相互连接的统一过程一体考察^①，或者说，唐代“科举制度”决不仅仅是短暂的“省试”，而是涉及广泛、影响深刻、历时持久的制度体系(参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