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盛唐诗歌·诗美的极致

盛唐诗体现了诗美的极致，即天然壮丽与浑成中和之美。自然与和谐是古今中外对于美的最高标准的一致认识。中国诗人早就对天然美有了自觉的追求。自庄子提出“天机”这一概念以后，陆机《文赋》始用它来形容文思的俊丽，至萧梁文人更提出“吐言天拔，出于自然”(萧纲《与湘东王书》)、“委自天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诗歌创作理想。从此以后，天然便成为诗美的最高标准之一。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正是盛唐诗人共同的审美观念。而从宋元到明清，人们在研究盛唐诗的反复争论中，也逐渐把欣赏诗美的标准集中到“自然妙悟”这一概念上来。从严羽提出盛唐诗“唯在妙悟”，到王渔洋神韵说的成立，宗尚盛唐的一派对于盛唐诗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就是“人力不与，天致自成”(《诗镜总论》)、“意到辞工，不假雕饰”(《四溟诗话》)、“气象浑成，神韵轩举”(《诗薮》)。总之，是天然浑成之美的极致。

盛唐派对盛唐诗的评价虽然伴随着门户之见，而且存在过分强调天籁、轻视功力的偏颇^①，但就强调自然这一点而言，确实把握了盛唐诗美的基本特征。如果对照盛唐的诗论，我们还可以看出： 盛唐诗人对于天然壮丽的追求是与中和之美联系在一起的。张说最早为盛唐诗勾勒出他理想的风貌，即“奇情新拔”、“天然壮丽”、“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旧唐书·许景先传》)。奇特的想象、新鲜的感受、丰美的辞藻、“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和“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罗宗强《论盛唐文学思想》)，都被统一在中和的气韵里。皎然更具体地论述了中和之美的表现：“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诗式》)。尽管奇险、华丽、浅近、纵放、苦思、气壮、力劲、才富、情浓都可以达到极致，但都不能因过正而另生弊端。这些论述似乎预见到诗歌在中唐以后趋向奇险怒张、思苦意露的问题，提出了如何把握分寸，使各种创作路数都能在各自的风格追求中保持中正和谐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对于“天真自然”的理解也不能偏颇：“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式》)这就将不假思索的原始美和经过艰苦构思和锻炼而达到的自然浑成之美区分开来了。把不思和苦思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创作路向辩证地统一起来，是盛唐诗的自然美比民歌原始的自然美更高更深厚的根本原因。

盛唐诗之所以具有后代诗歌难以企及的天然壮丽之美，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盛唐诗经过初唐以来的历次诗歌革新，形成了自觉追求真淳朴素、自然无华的创作风气，和积极进取、胸襟开阔、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有关。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其次，与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对于兴会的重视有关。兴会即诗人对于外界事物有所感悟而产生的创作兴致。“兴”在《诗经》里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原本也是指诗人被外物触发的兴致，但经过经学家的解释，兴和比的内涵逐渐混淆。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产生之后，沈约明确指出“灵运兴会标举”(《宋书·谢灵运传论》)，兴的本义才被强调出来。而从齐梁到盛唐，兴的含义其实更多地是指诗人们观赏山水的兴致以及因会心自然而产生的创作冲动，也就是《文镜秘府论》所说的“江山满怀，合而生兴”。在开元诗人中，孟浩然最早在山水诗里强调“兴”的生发^①，此后高适、李白、杜甫更明确地提出了“诗兴”的说法^②。殷璠用“兴象”这一概念融合了“兴”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内涵，包含山水清兴、情兴以及比兴等三方面的意义，准确地概括了盛唐诗歌的基本创作方法。由于这种兴会捕捉了内心对外物的自然感悟，创作灵感来自“天机自流”，而不是来自经史典故等书面材料，因而能使诗歌显示出明代诗论所赞美的“自然妙悟”的神韵。又由于这种“兴”能用鲜明的形象和真朴的语言表现出来，因而常被人誉为“兴象玲珑”，具有“一种清水芙蓉之美”(罗宗强《论盛唐文学思想》)。

盛唐诗的天然美还与它和乐府民歌的密切联系有关。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它明白清新的语言风格上。汉魏到晋宋之交，诗歌语言逐渐雅化，齐梁文人提倡学习民歌风谣明白易懂、轻快流利的语言，奠定了此后直到盛唐二百年间平易清新的语言风格。在盛唐兴起的绝句和歌行由于其和乐府的天然联系，一直保持着明白自然的语言风格，很多可以配乐歌唱。在歌行和绝句主导的盛唐诗坛上，乐府民歌的语调声情广泛地渗透到各种诗体中去。这是盛唐诗具有清新自然之美的基本原因。尤其要指出的是：盛唐诗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模仿乐府的口语、风调和表现方式上，而是运用民歌的创作原理，将个人的感受、具体的情境结合于民族的普遍情感，比民歌更自觉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人生的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将这种对于人之常情的高度概括通过最明白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是盛唐诗区别于其他时代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不朽魅力之所在^①。

盛唐诗具有中和之美，是因为它在性格和形式上都处于恰到好处的状态：诗人们天真、富于幻想，却不失对现实的冷静观察;热情、爽朗、乐观，却又满怀激愤和不平;廊庙和山林、江湖和边塞、牧歌情调和英雄气概被他们统一在一起，既积极进取、充满自信，又能超然洒脱、从容进退;他们对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对诗歌创作的方向虽有自觉的追求，却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创作中一切的对立关系都可以包容，取得平衡：个性和共性、心与物、情与理、形与神、近与古、雅与俗，在前代和后代诗歌中都难免偏向一端，唯有盛唐诗能得其中。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盛唐诗处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特殊时段： 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比做一条抛物线，那么盛唐诗就恰好处于它的中点：诗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题材、体制、语汇、表现艺术都已有丰富的积累，而律诗、绝句、歌行等主要的体裁又都是在齐梁到初唐才逐渐臻于完备，这就像孕育已久的花蕾，遇时必将盛开。恰在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为唐诗高潮的出现准备了理想的创作环境。因此盛唐诗是时代发展和诗歌发展的两条抛物线的中点的汇合。盛唐诗歌的不可企及正与它所处的这种特殊时段有关。

注释

① 参见葛晓音《从历代诗话看唐诗研究与天分学力之争》,收入《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参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参见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① 参见葛晓音《论开元诗坛》《初盛唐绝句的发展》,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