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锌译顾建平
【原文作者】：爱伦堡
【原文作者简介】：
伊里亚·格利高里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1891年1月27日生于基辅一个工程师的家庭。1907年在莫斯科第一中学念书时，因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被开除学籍。1908年被捕，随即脱离组织关系。不久获释，于同年12月流亡巴黎，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1910年开始发表诗作。
1921年春开始，以苏联报纸记者身份长期驻在国外。1922年发表哲理性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这个时期发表的其他小说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以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分析。50年代中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和各种形式的文艺论文及6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都在苏联文艺界引起激烈的争论。
【原文】：
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是，巴黎是最美的，因为巴黎不但有无忧无虑的女人在嬉笑，有穿戴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栗树底下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还有千万盏灯火反照在那些大广场光滑如镜的、石板铺成的地面上。
泥水匠路易·卢就生在巴黎。他还记得1848年“六月的日子”。那时他只有七岁，总是饿着肚子，就象一只小乌鸦，一声不响地张着嘴等人喂食。但他老是白等。他爸爸让·卢没有面包，只有一杆步枪，可是枪又不能吃。路易也记得那个夏天的早晨。爸爸擦着他那杆枪，妈妈哭哭啼啼，不住地用围裙擦鼻子。路易跟在爸爸身后跑了出去。他心想，爸爸一定是要用那杆擦得干干净净的步枪去把面包铺的老板打死，拿回一个最大最大的、比路易还要大、大得象房子一样的面包。可爸爸却是去和一些手里也拿着步枪的人碰头，还一齐唱起歌来，大声叫喊：“要面包!”
路易等待着，等人家听到这样动听的歌曲之后，从窗口劈里啪啦地往外扔出小白面包、牛角面包和白面烤饼。不过，面包、面饼都没见着，倒是听到轰隆一声，接着便从天上劈里啪啦地洒下一阵子弹。喊“要面包!”的人当中有一个大叫了一声“疼死我了!”便倒了下去。这时，爸爸和别的那些干起了叫人莫名其妙的事来：他们掀翻了两条长椅，从邻近的院子拽来一个木桶和一张破桌子，连一个大鸡笼也给搬了出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堆到街中心，接着自己又趴到地上。路易这一下可明白了：原来这些大人是在捉迷藏玩儿哩。后来他们放枪了，人家也开枪打他们。以后又来了另一伙人。这伙人也有步枪，只不过个个都眉开眼笑，帽子上别着的帽徽又大又好看，还闪闪发光。人家把后来的这伙人叫做“近卫军”。近卫军抓住爸爸，领着他顺圣马丁林荫道走去。路易心想，快活的近卫军准是要给爸爸东西吃，所以尽管天色已晚，还是跟着他们去了。在圣马丁林荫道上，女人们嘻嘻哈哈，穿戴时髦的花花公子坐在栗树底下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有好几千人挤在人行道那光滑得象镜子一般的石板地面上。圣马丁门旁边的露天咖啡馆坐着一些无忧无虑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对那些近卫军喊道：“你们干吗把他带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在这里让他领走他该得的那一份得啦……”
路易马上跑到这个笑着的女人面前，象只小乌鸦似的，一声不响地把嘴张开。一个近卫军举起枪来放了一枪。爸爸大叫一声倒了下去，那个女人却哈哈大笑。路易赶忙跑到爸爸身边。爸爸不住蹬腿，好象躺在地上还想走路似的。路易紧紧抱住爸爸的两只脚，尖声大叫起来。
这个女人又开口了：“把这个小狗崽子也毙了吧!”
但是，在邻桌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的花花公子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毙了他，往后由谁去干活?”
路易的一条小命就这样留了下来。过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六月，接下去是太平无事的七月。再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打枪了。路易长大成人后，没有辜负那个好心肠的花花公子对他的期望：当爹的让·卢是个泥水匠，做儿子的路易·卢也干了泥水匠这一行。他身穿宽大的平绒裤子和蓝色的帆布上衣，没冬没夏地盖着房子。本来就已经非常美丽的巴黎，还想要变得更加美丽，所以，不论巴黎哪个地方开辟新街道，在那里干活的人当中就有他这个路易·卢。比如说：明星广场啦，栗树成行的奥斯曼林荫大道和马勒伯林荫大道啦，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街啦。歌剧院街的那些新房还未拆掉脚手架，迫不及待的商人就已经把他们的毛皮、花边、宝石等等奇货源源运到了。路易盖了戏院盖商店，盖了咖啡馆盖银行。每当英吉利海峡吹来的寒风在街头肆虐呼啸，十一月的浓雾便把住阁楼的工人身子冻僵。为了那些无忧无虑的女人在这种天气里依然能够露出无忧无虑的笑容，路易盖着精美的住宅。又为了在没有星星的黑夜中那些花花公子照样可以喝上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他也盖着酒吧间。他搬起一块又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巴黎城建筑起一幢幢精巧的楼房。
在千万个干粗活的工人里面，就有他这个名叫路易·卢的泥水匠。他身穿溅满灰浆的平绒裤子，头戴宽边平顶软帽，嘴上叼着粘土做的烟斗，和千万个工人一样，老老实实，尽心尽意地干活，为第二帝国装点富丽堂皇的门面。
他盖着一幢又一幢极漂亮的房子，可是自己却白天站在脚手架上，夜里躺在圣安东郊区黑寡妇街一个臭烘烘的小房间里。他的小房间总有一股汗酸、灰浆和廉价黑色烟草的气味。整所房子也都冒着猫屎的臊气和脏衣服的臭味。至于黑寡妇街，那自然是和圣安东郊区的每条街道一样，迎面扑来的是：小贩用煎锅炸土豆的猪油味道，肉铺挂着的块块紫色马肉的血腥味，腌青鱼的鱼腥味，垃圾坑散发出的恶臭和小炉子冒出的烟气。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巴黎之所以被人称作天下最美丽的城市，并不是因为有这条黑寡妇街，而是由于有那些宽阔的林荫道，有那几条被铃兰、柑桔和名贵化妆品熏得香喷喷的国际性大街。此外，还由于巴黎的这几条林荫道和明星广场在白天有一批工人晃晃悠悠地站在脚手架上干活。
路易·卢不停手地盖着一间又一间咖啡馆，一个又一个酒吧间。他为了盖棋迷最爱光顾的“摄政咖啡馆”搬石头，为了盖专供达官贵人、赛马马主和外国名人碰头会面的“英吉利咖啡馆”搬石头，为了盖二十家戏院的戏子出入聚会的“马德里酒馆”搬石头，也为了盖美不胜收的住宅搬石头。但是，自从父亲死后，他却连一次也不曾走近过已盖好的咖啡馆，连一口也没有尝过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每当他从承包商手中领到几个白色的小硬币时，在黑寡妇街开了一家小酒铺的老头总要把这几个白色小硬币拿去，再换给他几个黑色的大硬币，还有一杯混浊的苦艾酒。路易·卢把酒一口气喝光，便回到自己那个只有一点儿大的房间去睡觉。
在口袋里既没有白色硬币，也没有黑色硬币，既没有苦艾酒喝，也没有面包吃，同时又找不到活干的日子里，路易便把洒在衣兜底的烟末刮成一小撮，或是在街上捡些香烟屁股来填入自己那个用粘土做的烟斗，叼着它，沉着脸，在圣安东郊区的几条街上来回转悠。只不过他并没有象他父亲让·卢有一回那样去唱歌，去大声喊叫“要面包!”，因为他既没有一杆步枪用来射击，也没有一个小儿子象只小乌鸦似的张开嘴等待着喂食。
路易·卢修建房屋，是为了让巴黎那些无忧无虑的女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发出笑声：可是每当他听见这些女人的笑声，总好象受惊似地避到一旁。因为那一回他爸爸让·卢躺在人行道上，一双脚好象还要走路似地蹬着的时候，坐在圣马丁林荫道露天咖啡馆的那个女人就是这样笑的。路易·卢长到二十五岁以前，从来不曾靠近过青年女人。当他满了二十五周岁，并且从黑寡妇街的一个小亭子间搬到黑寡妇街的另一个小亭子间去住的时候，就出了那桩人人一生迟早总要出的事。在他隔壁的小亭子间里住着一个打零工的年青女人，名字叫做朱丽叶。一天晚上，路易在弯弯曲曲的窄楼梯上遇到了朱丽叶。碰巧他的打火石已经磨得再也打不出火来，所以便走进这个姑娘的房间去借火柴，进去了就呆到天快亮时才出来。第二天，朱丽叶带着自己的两件衬衣，一个茶碗和一把刷子搬进了路易·卢住的亭子间，给路易当了老婆。过了一年，这个又窄又小的亭子间增添了一位新居民。新居民在市政处登记的名字是“保尔一马利·卢”。
从此，路易便对女人有所了解了。只是朱丽叶和最美丽的巴黎有充分理由引以为荣的那许多女人不一样：她从来也不曾无忧无虑地笑过。尽管路易非常爱她，把一个整天扛着大石头盖漂亮房屋的泥水匠所能够拿出的爱情全部都拿出来给了她，她也从来不曾无忧无虑地笑过。这大概由于她是住在黑寡妇街的缘故吧(住在这条街的人当中，只有那个给人洗衣服为生的老太婆玛利才无忧无虑地开怀大笑过一回，而且还是当她被人送去疯人院的时候)。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她只有两件衬衣，而路易又经常身上连一个白色的、黑色的硬币都没有，只是叼着烟斗沉着脸，在圣安东郊区的几条街上来回转悠，没有办法给朱丽叶哪怕是一个黄色的硬币去买件新连衣裙。
1869年春天，正当路易·卢二十八岁，他的儿子保尔两岁的时候，朱丽叶收拾自己的两件衬衣、一个茶碗和一把刷子，搬到在黑寡妇街卖马肉的肉铺老板家里去了。她把保尔留下给丈夫，因为肉铺老板是个神经质的人，虽然他十分喜爱年青女人，但非常讨厌她们的小孩儿。路易只好咬着烟斗，抱起哇哇哭的孩子拍着哄着，出门上圣安东郊区的街道转悠。他的手只会搬石头，不会抱孩子，所以拍孩子拍得笨手笨脚。他很爱朱丽叶，不过也理解朱丽叶离开他并没有错。肉铺老板有许多黄色的硬币，就是想要搬到另外一条街去住也不成问题。因此，朱丽叶去跟肉铺老板一起过，准能无忧无虑地笑起来。路易回想起当年六月的那个早晨：他的爸爸让·卢拿起擦好的步枪，临出门时对哭哭啼啼的老婆(也就是路易的妈妈)说：
“从我这方面来讲，我要去是对的。从你那方面来说，你不让我去，要我留在家里，也没有错。俗话说：公鸡要往高竿顶上飞，大船要向深海中间游，女人家要过安生日子。”
想起爸爸讲过的这一番话，路易越发觉得自己要留住朱丽叶不让她走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朱丽叶把他扔下，自己去跟有钱的肉铺老板过，也有她的道理。
后来路易·卢又去盖房子，一面干活，一面还得带孩子。但是不久就打起仗来了，凶恶的普鲁士人包围了巴黎。再也没有人愿意花钱盖房子了。即便有些房子还没完工，脚手架上也是空荡荡的，没人干活。普鲁士人的炮弹不断落下来，打坏了最美丽的巴黎城的很多房屋。这些房屋全部都是路易·卢和别的泥水匠辛辛苦苦、一砖一石地盖起来的。路易没有活干，也没有面包吃，但是三岁的保尔已经会张着嘴象只小乌鸦似的一声不响地等着喂食了。这时，人家发了一杆步枪给路易。他拿起这杆枪，不过没有跑去唱歌，也没有大声喊叫“要面包!”，却是和千万个泥水匠、木匠、铁匠一道去保卫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巴黎，不让穷凶极恶的普鲁士人攻进来。开青菜铺的莫诺太太是位好心肠的女人，她暂时收留了路易·卢的小儿子。冬日的天气冷得透骨，路易·卢和别的工人一起，光着脚在文森炮台给一门大炮推运炮弹。大炮装上他推来的炮弹，便对着凶恶的普鲁士人开火。因为巴黎正在闹讥荒，他多日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又因为围城这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他的两只脚全都冻坏了。普鲁士人的炮弹不断飞向文森炮台，工人们死的死，伤的伤，人数越来越少。即使这样，路易·卢也没有离开自己在这门小型炮旁边的岗位：他是在守卫着巴黎呀，而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是值得豁出性命来保卫的。虽说城里饥寒交迫，但是意大利林荫道和卡布西纳林荫道依旧灯火通明，照样有足够的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给花花公子们受用，无忧无虑的微笑也没有从女人的脸上消失。
路易·卢得知已经没有皇帝了，也知道巴黎城内如今出了一个“共和国”。他因为不停地给大炮推着炮弹，也就没有功夫去仔细琢磨“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从巴黎市内来的工人说，林荫道上的咖啡馆和早先一样坐满了花花公子和无忧无虑的女人。路易·卢听着工人们咬牙切齿地嘟囔这些事，心里也就明白了：巴黎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共和国”并不是在黑寡妇街，而是在汇合到明星广场的那几条宽阔的大街上。他也料到，等他这个泥水匠把普鲁士人赶跑之后，小保尔又得张着嘴等吃的了。路易·卢虽然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依旧没有离开自己在大炮旁边的岗位。正因为这样，普鲁士人到底没能攻入巴黎。
但是有一天早上，他接到了一道命令，要他离开大炮，回到黑寡妇街去。被人叫做“共和国”的那些人(一定就是那帮花花公子，或者就是那伙无忧无虑的女人)把穷凶极恶的普鲁士人放进了最美丽的巴黎。路易·卢又叼着烟斗，沉着脸在圣安东郊区的几条街上走来走去。
普鲁士人来过又走了，但是没有人要盖房子。保尔象只小乌鸦张大嘴等着吃的。于是，路易·卢便擦起他那杆步枪来了。这时，满城的墙上都贴着气势汹汹的命令，限令工人交出枪枝。因为叫做“共和国”的那伙花花公子和无忧无虑的女人都还记得1848年六月的日子。
路易·卢不肯把自己手里那杆步枪交出去，圣安东郊区和其它郊区的工人也和他一样，都不肯交枪。他们拿起枪走上街头，开枪射击。这是刚开春一个暖和的晚上在巴黎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路易·卢看见街道上堵满了一长串、一长串华丽的轿式马车、一摇三幌的轻便马车、大蓬马车和四轮大车。大车上装着家什杂物，应有尽有。在轿式马车里坐着的都是那类被路易·卢见惯了的、出入于各大林荫道咖啡馆和布朗森林公园的人物，其中有头戴猩红便帽、身材瘦小，两撇胡子神气地耷拉下来的将军，有身穿镶花边大裙子的年青妇女，有披着紫色道袍、皮肉松驰的神甫，有戴着闪闪发亮的深黑色或是棕红色高筒礼帽的、服饰漂亮的老家伙，有从来不曾在文森炮台或是别的炮台呆过的青年军官，有神气十足的秃顶听差，有浑身细毛梳得溜光、脖子札着蝴蝶结的小狗，甚至还有吱吱呱呱的鹦鹉。他们全都坐着马车，急急忙忙地向凡尔赛门涌去。晚上，路易·卢走着去歌剧院广场，一路上看见家家咖啡馆都空空荡荡，没有花花公子在那里喝红宝石颜色的露酒；家家店铺的门窗也都钉死了，再也听不到无忧无虑的女人在周围嘻嘻哈哈。住在爱丽舍路、奥特伊林荫道和圣热尔明林荫道的居民，对于干粗活的粗人居然抗命不肯交枪一事万分恼火，全都离开了最美丽的巴黎城。如今市内黑灯瞎火，就连人行道那些光滑得镜子似的石板地面也仿佛因为没有灯火可以反照而郁郁不乐，变成一片漆黑。
路易·卢看见“共和国”坐着马车和大蓬车走了，于是便去向别的工人打听，究竟是谁留了下来代替“共和国”。人家告诉他，留了下来的是“巴黎公社”。这时路易·卢心里就豁亮了：巴黎公社是住在离黑寡妇街不远的一个地方的。
但是，离开了巴黎的那伙花花公子和女人是不愿意把这个天下最美丽的城市忘到脑后的。他们更不甘心把它交给泥水匠、铁匠和木匠。因此，又有炮弹落下来炸坏房屋了。只不过这一回打来炮弹的人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普鲁士大兵，却是早先经常光顾“英吉利咖啡馆”和其它咖啡馆的那一批好心肠的顾客。路易·卢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应该回到文森炮台的岗位上去。但是，开青菜铺的莫诺太太不单心眼很多，而且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信神的暴徒竟杀害了巴黎的主教，路易·卢又是这伙暴徒里面的一员，所以莫诺太太说什么也不答应这个暴徒的儿子踏进自己的家门。这样一来，路易·卢也就只好叼起烟斗，把小儿子扛上肩头，便动身上文森炮台去了。他在炮台上给一门大炮推炮弹，小保尔在他身旁玩空弹壳。小家伙夜里就睡在文森炮台旁边那个看水泵工人的房子里。看水泵的工人送给小保尔一个用粘土做的新烟斗，还给他一小块肥皂。这枝烟斗和路易·卢抽着的那枝一模一样。有了这烟斗和肥皂，保尔在听烦了炮声，看腻了那门不住往外吐炮弹的大炮时，便可以吹肥皂泡玩儿。他吹出来的肥皂泡五颜六色：有天蓝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藕合色的，就象在土伊勒里花园内那些花花公子和无忧无虑的女人给自己衣着华丽的男孩们所买的气球一般。当然，这个工人的儿子吹出来的肥皂泡只能存在一眨眼的功夫，而住在爱丽舍路的孩子们的那些气球，用绳子系紧了却能保存一整天。不过，肥皂泡也好，气球也好，反正都一样好看，也同样存在不了多久。保尔用粘土烟斗吹着肥皂泡，也就想不起张开嘴要面包吃了。每次当他走近和路易·卢在一起的、被人们称做“公社社员”的那些人时，他总要学着爸爸的样子，神气十足地叼着空烟斗。大家看到他这副模样，就会把眼前的大炮暂时忘掉，亲亲热热地对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公社社员。”
工人的大炮很少，炮弹有限，人数也不多。可是，离开了巴黎、此刻住在法国皇帝的故宫——凡尔赛的那伙人每天都有新兵(全是毫无脑筋的法国农民的子弟)调来，日日都有凶恶的普鲁士人赠送的大炮运到。他们越来越逼近围绕着巴黎的城墙。许多炮台已经落入他们手里。这样，和路易·卢一起把守文森炮台的几名炮手牺牲之后，也就没有别的炮手前来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当泥水匠的路易·卢只得自己推炮弹，自己装炮弹，自己来开炮，给他打下手的只有两个还没有受伤的工人。
法国皇帝的故宫内喜气洋洋。用木板匆匆忙忙搭起了许多咖啡馆，但是也装不下所有要喝红宝石颜色露酒的人。披着紫色道袍的神甫领着珠光宝气的人群做谢恩祈祷。将军们满面春风，捋着神气地耷拉下来的两撇胡子，和一大帮来到凡尔赛的普鲁士军官聊天。秃顶的听差已经忙着收拾老爷太太的箱笼，准备返回天下最美丽的城市。当年为了按照太阳国王(1)规定的日期盖好这座富丽堂皇的御花园，两万多名工人不分昼夜地挖土施工，在树林中间开出小路，把沼泽里面的积水放干。如今这个建筑在二万工人白骨上的花园挂满了庆祝胜利的彩旗。白天，号手不停地鼓着腮帮子吹奏，九个大喷水池和四十个小喷水池中的石雕海神不住地涌出伪善的眼泪。到夜间，在伤了元气的巴黎城内，各个广场的石板地面已无灯火可以反照，但是在这里却有那些组成字母花样的、得意洋洋的灯盏，透过扶疏的枝叶，厚颜无耻地发着亮光。
国民自卫军中尉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带来一束百合花，献给未婚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维特。花朵又鲜又嫩，说明他的感情非常高尚纯洁。这束百合花装在一个镶嵌着蓝宝石的黄金花插里。花插是他在凡尔赛向一个原先在国际大街开珠宝店的商人买来的。在发生暴乱的第一天，这个珠宝商便赶紧把铺子里的全部珠宝运出了巴黎。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是从巴黎前线回凡尔赛来休息一天的，所以，他给未婚妻献上这束花，还有一层祝捷的用意。他告诉未婚妻，造反作乱的暴徒已被打败，他的士兵明天就要去占领文森炮台，开进巴黎。
加布莉埃里问了一句：歌剧院的演出季什么时候开始呢?”
接着，两个人便沉醉在绵绵的情话之中。未婚夫刚从前线到达，未婚妻又精心给他绣了个烟荷包，在这样一对未婚夫妻之间，此时此刻卿卿我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情深意浓之际，经过艰苦战斗的法朗舒亚伸出一只手紧紧搂住加布莉埃里被杏黄色绫罗裹着的腰肢，对她说：
“我亲爱的，你不知道这些公社社员有多么残暴。我用望远镜看到过，文森炮台上有个很小很小的男孩在开炮。你简直没法想象，这个小小的尼禄(2)居然已经会用烟斗抽烟了。”
“你们不是要把他们统统杀光，连孩子也不留下吗?”加布莉埃里哼哼唧唧地说。她的胸脯在参加过战斗的军官那只手下面起伏得更加剧烈了。
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说话是算数的。第二天早上，他那个团的士兵便接到了去攻占文森炮台的命令。路易·卢和那两个没有受伤的工人不停地开炮打这些士兵，于是法朗舒亚下令打出白旗。路易·卢曾经听人说过，打出白旗就是要讲和的意思。所以，他停止了炮击。他心想，士兵们由于爱惜这个天下最美丽的城市而终于愿意和巴黎公社讲和了。这样，三个工人便抽着烟斗，笑容满面地等着士兵前来谈判。小保尔已经没有肥皂可以吹泡泡了，但是仍旧把烟斗叼在嘴上，学着爸爸的样子，也是笑容满面。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等到士兵们一贴近文森炮台，立即命令三名来自萨伏依山区的神枪手开枪把那三名叛民打死。至于那个公社小社员，他要活捉过来，押去给去婚妻看看。
三名萨伏依山民的枪法确实很准，所以当士兵们终于进入文森炮台的时候，便看见一门大炮旁边躺着三个手里拿着烟斗的死人。他们见过很多尸首，并没有觉得奇怪过，唯独当他们看见炮台上有个拿着烟斗的小男孩时，全都吃惊得不知所措，浑身发软。有的士兵嘴里不住地念叨“耶酥基督”，有的则大声惊呼：“见到鬼了!”
“混帐的小臭虫，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个萨伏依士兵问道。
“我是个真正的公社社员。”保尔·卢笑着回答说。
士兵们想用刺刀把这孩子捅死，但是班长告诉他们：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长官下过命令，要把这个小社员送到一个关押俘虏的地点去，这是十一个俘虏点中的一个。
“好一个小天使!你杀了我们多少人?”士兵们一面嘟嘟嚷嚷地骂着，一面用枪托推着保尔向前走。保尔从来没有杀过人，只是用烟斗吹过肥皂泡。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臭骂他和欺负他。
国民自卫军的士兵押着这个四岁的叛民俘虏进了已被他们夺回的巴黎市。虽然北郊的工人们还在开枪还击，还在流血牺牲，但在爱丽舍路、歌剧院街，在汇合到明星广场的那些大街上，人们已经在开怀作乐了。这时正是五月，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林荫大道上的栗树已经开花。花花公子就在栗树底下，围着露天咖啡馆那些大理石面的桌子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女人们露出无忧无虑的微笑。当士兵押着小不点儿的公社社员走过他们身旁时，他们大叫大嚷，要士兵们把小家伙交给他们。只是班长牢记着长官下过的命令，一路上保护着保尔。不过，士兵们却把另外一些男女俘虏交了给他们。这伙人便马上向这些俘虏身上、脸上吐唾沫，挥起精致的文明棍来乱打，打累了以后还从路过的士兵手中取过刺刀来乱扎这些叛民。
保尔·卢被押进了卢森堡公园。这个公园在卢森堡宫前面划出了一大片地段，隔开来关押被俘的公社社员。保尔拿着烟斗，大模大样地在俘虏当中走来走去。他想要安慰几个伤心恸哭的女人，对她们说：
“我会吹肥皂泡泡。我爹路易·卢会抽烟斗，还会开大炮。我是个真正的公社社员。”
这几个女人留在圣安东郊区什么地方的孩子大概也很爱吹肥皂泡吧，所以，她们一听见保尔这样说，哭得越发伤心了。
看见她们这个样子，保尔只好在草地上坐下来，一心去想那些肥皂泡。肥皂泡有天蓝色的、粉红色的、藕合色的，可真叫好看哪!因为他想心事还不会想得太久，再加上从文森炮台到卢森堡公园的那段路又远，又不好走，所以，过了不久，他就睡着了，手里还握着自己的烟斗。
在保尔睡觉的时候，两匹高头大马正拉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走在凡尔赛公路上。这是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带着未婚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维特到最美丽的巴黎去。加布莉埃里从来不曾显得象今天这样美：她那张纤秀的鹅蛋脸叫人想起当年佛罗伦萨大师们所绘的肖像画，一身柠檬黄的衣裙镶的是马林修道院织出来的花边，手里打着小阳伞挡住五月的阳光，以免苹果花颜色的光滑皮肤受到直接照射。她的确是巴黎最俊俏的女人。她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直都露着无忧无虑的微笑。
进得城来，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便把遇到的本团一个士兵叫上前来，问他从文森炮台抓来的小俘虏关押在什么地方。这对情侣一进卢森堡公园，就看见老栗树全都开花了。梅迪奇喷泉上方爬满了常春藤，小鸟在林荫路上跳来跳去。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维特心中顿时充满柔情，她紧握着未婚夫的手，喃喃地说：“我亲爱的，活着可真好啊!……”
俘虏当中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拉去枪毙，所以当他们一见到这个肩章上飘着流苏的军官，便惊慌起来，人人都以为自己的死期已到。但是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根本没有功夫去理他们，一心只要找到那个公社小社员。见到小家伙正在睡觉，法朗舒亚便用脚尖轻轻地把他踢醒。孩子一醒过来，开始是放声大哭，后来看见加布莉埃里眉开眼笑，不象他周围那些女人那样愁眉苦脸的，他便把烟斗塞进嘴里，笑了笑，说道：“我是个真正的公社社员。”
加布莉埃里这时心满意足了。她说：
“可不是吗!他还真小啊!我认为他们生来就是杀人犯。应该马上把他们全都消灭光，连刚刚出生的也不留!”
“现在你已经看过他了，可以把他报销掉了。”法朗舒亚说着便叫过一名士兵来。
但是加布莉埃里求他稍等片刻。这是轻松愉快和无忧无虑的一天，她要把这天的一桩赏心乐事再拖长一点。她想起了：有一回在赶集的日子她去布朗森林游逛，在那里看到过一间板棚，里面挂着很多用粘土做的烟斗，有几个烟斗飞快地转动着，让青年人开枪去打。
加布莉埃里虽说是名门闺秀，贵族出身，但是非常喜欢平民百姓的娱乐消遣方式。所以她一想起在集市上见过的这种游戏，便对未婚夫说：
我要学会放枪。一个带兵的国民自卫军军官的妻子是应该会打枪的。我要开枪打中这个小刽子手的烟斗。你就让我来试一试吧。”
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从来不曾拒绝过未婚妻提出的任何要求。就在不久以前，他还自动送了一串价值三万法朗的珍珠项链给她哩。现仍他又怎么能够不让她去玩一玩这种天真无害的乡间游戏呢?于是，他从一个士兵手中把步枪拿过来，递给了未婚妻。
看见贵族小姐拿起步枪，俘虏们四散奔逃，全都挤到圈起来当俘虏营的地段里离她最远的那个角落。只有保尔若无其事地叼着烟斗站在原地不动，而且还满面笑容。加布莉埃里一心要打中的是移动着的烟斗，所以她一面瞄准，一面对孩子说：
你跑呀!我这就要开枪了!……”
可是保尔是经常看见人家开枪的，所以这会儿还是若无其事地站着不动。加布莉埃里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扳动了枪机。因为她是头一回打枪，所以虽说打偏了，但还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我亲爱的，”法朗舒亚·第·埃蒙尼扬说：“您用爱情之箭射中人心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用子弹打粘土烟斗的本领却不怎么样啊。您瞧，您把这个小坏蛋打死了，可是烟斗仍旧是好好的。”
加布莉埃里·第·邦尼维特没有答腔。她看着保尔胸膛上的那个小红点，呼吸急促起来，身子和法朗舒亚贴得更紧。她觉得此刻非常需要受到未婚夫温存的爱抚，便提出立即回家去。
在世界上生活了四年，最喜欢用粘土烟斗吹肥皂泡的保尔·卢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不久以前，我在布鲁塞尔遇到年迈的巴黎公社社员彼埃尔·洛特列克，并且和他成了知交。这位孤身老人把他唯一的财产——五十年前小保尔·卢用来吹肥皂泡的粘土烟斗送给了我。这个四岁的起义者五月份被加布莉埃里杀害的那天，彼埃尔·洛特列克也被关押在卢森堡公园的俘虏营内。关在这里的俘虏几乎全都被凡尔赛分子枪杀了。彼埃尔·洛特列克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完全是因为有一些花花公子想到总得要有人去干活，同时他们也知道，优美无比的巴黎如果还要变得更美，没有一批泥水匠、木匠、铁匠也不行。彼埃尔·洛特列克被判处放逐五年。后来他从开云(3)逃到比利时。不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也不论辗转流亡到什么地方，他都一直把这个从保尔·卢尸体旁边检起的烟斗带在身边。最后，他把这枝烟斗送了给我，还对我讲了我在上面记载的全部经过。
我经常用两片愤恨得发干的嘴唇轻轻地含着这枝烟斗。烟斗上还有一股淡淡的、天真童稚的气息，这大概就是那些早已破碎了的肥皂泡所留下的痕迹。但是，小保尔·卢已经被天下最美丽的巴黎城内最俊俏的女人加布莉埃里杀害了。他的这个玩具不断在提醒我必须学会无情地去憎恨。每当我的嘴唇碰到这枝烟斗的时候，我总是要祷告，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做到以下一点：当我一旦看见白旗时，绝不象可怜的路易·卢那样把枪放下，而且为了保卫幸福的生活，只要还有三个英勇无畏的工人和一个吹肥皂泡的小娃娃仍然在上面坚持斗争，就绝不放弃文森炮台。
【鉴赏】：
《公社社员的烟斗》选自爱伦堡的短篇小说集《十三枝烟斗》。《十三枝烟斗》是爱伦堡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在这一组小说中，作者以烟斗为线索，从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批判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在这里，烟斗就象戏剧舞台上一个奇妙的小道具，而爱伦堡则是一个精明的导演。他利用这个小小的道具，让小说中各式各样的角色演出了十三出各有特色、富有哲理意味的小戏。《公社社员的烟斗》是其中的《第二枝烟斗》。(现在的标题是译者根据内容而加的)，在这组小说中堪称最佳之作。K·费定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这是给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空前的判决”。
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在两个主要场景和一个过渡中，显示了作者的导演天才。
在极短的篇幅中，作者以平缓的语调叙述了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泥瓦匠路易·卢一家三代人的生活和参加革命战斗的经历。他故意使小说背景淡化、模糊，两次轰轰烈烈的革命仿佛是极其普通的小事件。两位被饥饿所逼无法生存的泥瓦匠拿起枪杆参加了战斗，他们的儿子跟在身后等待着白花花的面包或吹着多彩的肥皂泡。在孩子的心目中，这也许是一次有趣的玩耍。作者和读者都明白，这是震动世界的大革命，世界历史因此而发生了转折。但小说中的主人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再没有人象他们一样具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了。爱伦堡以简单的笔触揭示了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息息相关的联系。革命不是浪漫主义者惬意的冒险，是以生命捍卫生存的血腥斗争。
爱伦堡的语言中有轻松的调侃和沉重的幽默，他以高度的节制躲在幕后解释人物的言行举动。路易·卢用生命和血汗换来了几枚白色的小硬币，在酒馆里变成了混浊的苦艾酒和黑色的小硬币。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酒喝，没有面包吃，只好叼起粘土做成的烟斗。路易·卢的“从来不曾无忧无虑过”的妻子朱丽叶，在儿子两岁的时候搬到神经质的喜欢年青女人的肉铺老板家里去了，因为肉铺老板有许多黄色的硬币，能够使朱丽叶无忧无虑地笑起来。黄、白、黑三种金钱的颜色，左右着年轻的路易，穷人的生命就这样无足轻重，受命运的耍弄。而当他站起来抗拒命运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死亡。从生到死，两者之间的距离却又是那么短促。当初因为“在邻桌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的花花公子”的一句话，七岁的路易·卢的小命保留下来了。而他的儿子，四岁的保尔·卢，却因为“巴黎最俊俏的女人”用步枪玩玩“天真无害的乡间游戏”而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巴黎上流社会美丽后面的丑恶嘴脸，资产阶级厚颜无耻的剥削和掠夺，随着小保尔的死而暴露无遗。
小说中有几组反讽的句子和意象，如第一段：“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是，巴黎是最美的。因为巴黎不仅有无忧无虑的女人在嘻笑，有穿戴时髦的花花公子在栗树底下喝着颜色象红宝石的露酒，还有千万盏灯火反照在那些大广场光滑如镜的、石板铺成的地面上。”这几个句子在小说里一再出现，随着每次重复，它们都更一步走向其表层意义的反面。最后，读者看到的是腐朽肮脏的巴黎城，在其中游荡着荒淫无耻的男女，在太阳光底下依然一片黑暗。
粘土烟斗作为串起故事的线索，是作家为保持十三个故事的连贯性特意设置的。两个小孩和烟斗吹出的肥皂泡比烟斗更富有象征意义，它们代表了遭到扼杀、毁灭的新生命、新理想，作者在深沉的惋惜之中，遣责了第二共和国刽子手们的残忍。
发生在十九世纪法国巴黎的两次革命已经被人们淡忘了，但爱伦堡的故事依然动人心弦，因为每一代读者都从来不曾失去正义、同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