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司马迁出生于汉代的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因不能写出媲美《春秋》的传世著作而抱憾终身，临死前，特别叮嘱司马迁，要继续传承史官对历史的责任与使命。

司马迁后因“李陵事件”，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腐刑，狱中他倾注全力在《史记》的写作上。出狱后，司马迁作了中书令，直到公元前93年前后完成《史记》，古文“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便是出自《史记·周本纪》，原文如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尤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

这段文字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周厉王残暴傲慢，有人背后批评厉王。召穆公也报告说，百姓已经不能忍受了。厉王听了大怒，派人监视背后骂自己的人，谁骂就杀掉谁。于是人们再也不敢说厉王的坏话了，路上相遇只能看看对方的眼睛。

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大家都不再说我的坏话了。

召公说，这是因为你把他们的嘴堵住了。堵住老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水更危险。堵住河水，水位就会升高，一旦决堤，死的人一定很多。堵住老百姓的嘴，人们就会发怒，一旦发作，国家也会十分危险。所以治水就是引导河水，使它畅通；治理百姓就是引导人民，让他们说话。因此天子处理政务，就是要让各级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然后有选择的实行。人的口，就像大地的河流，里面都有气流动。堵住人的心气不能宣发就会发怒；堵住河流，地气不能循环就会地震。人们用心思考，然后用口发表言论，并形成共识而行动。如果把老地百姓的口堵住了，人们就会敢怒而不敢言，这样国家还可能长久吗？

厉王不听。于是，再也没有人向厉王提出批评建议。三年后，国人发怒，全国发生暴动，人们集合起来一起攻击厉王。厉王出逃至彘，后来死在那里。

由此看出，召公深知君王应以民为本的道理。在《孟子·尽心》中，孟子对民本思想表达得非常清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鲜明地将人民的地位摆在第一，认为人民是最尊贵的，国家社稷其次，最后才是君王。

荀子在《荀子·王制》也引用了水与舟的比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人民就像水，君主就像船，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人民可以拥护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的地位。

人民力量的伟大，可见一斑，人民的舆论当然不可忽视。春秋时代的庞恭，十分了解这一点，所以，在他准备和魏太子到赵都邯郸当人质前，特别对魏惠王示警说：“市集上人潮汹涌，是不可能出现老虎的，可是，‘三人成虎于市’……我们离开后，一定有很多人会议论批评我们，请陛下要小心地听取。”庞恭的意思是，如果有三人都说市集上有老虎出现，人们的信念就会动摇，而开始相信真的有老虎，这就是舆论可怕的地方。可惜魏惠王没有记住庞恭的进言，当庞恭由赵回国时，魏惠王早已听信了谗言，不愿让庞恭谒见。成语“众口铄金”也可以形容舆论的力量，众人的嘴巴（舆论）可以铄炼冶金，不能不谨慎判断！

既然如此，面对众人的不当言论是否就束手无策了呢？削弱不当言论的方法不难，首先要使“谣言止于智者”，不轻信未经证实的言论；其次要谨记孔子《论语·阳货》中所言：“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不要把路上听到的话，就在路上随意地传播出去，这是不懂得善言且抛弃道德的人。如果人人能做到这两点，诬妄的言论自然会大为减少。但是，如果舆论属实，周厉王那样的独裁专政，自然是难以持久，为政者绝不可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