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的长城边上，鞑靼人在游荡

——蒲伯长诗《军伯颂》第二卷76页

过去我曾在书上读到，那个下令修筑那条几乎是无限的中国长城的人就是那第一个皇帝——始皇。也是他下令焚烧了在他之前出版的一切书籍。这两个大规模的行动——为抵御野蛮人入侵而修的五六百列瓜的石头长城和严厉地废除历史即以往的历史——都是他一个人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象征。不知为什么，此举既使我感到满足又使我感到不安。研究这种心情产生的原由，便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从历史上说，这两个措施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奥秘。作为阿尼瓦尔战争同一时代的人，秦始皇统一六国，扫除了封建割据；他修了长城，因为长城是防御工事；他焚烧了书，因为反对派援引它们赞扬古代的帝王。焚书和修工事，是君主们通常的任务；秦始皇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行为规模宏大。某些汉学家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认为，我涉及的不单是对普通的使命的夸大或夸张。为果园或花园筑一道围墙是司空见惯的；把一个帝国围起来却非同小可。要让一个最传统的种族放弃对其神秘的或真正的过去的记忆，同样非同小可。当秦始皇命令历史从他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三千年历史(在那些年代里有黄帝、庄子、孔子和老子)。

秦始皇流放了他母亲，因为她放荡不羁。在他的严厉执法中，正统派只看到一种铁面无情；秦始皇也许是企图扫除符合教律的书，因为这些书指责他；秦始皇也许想通过废除整个过去来废除一件往事： 他母亲的坏名声(犹太国的一位国王也是这么干的： 为了杀死一个孩子，他把所有的孩子都杀了)。这种假设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不能解释长城，不能解释神话的另一张面孔。据历史学家们讲，秦始皇禁止人们提“死亡”二字，并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他隐居在一座具有象征性的宫殿里，那座宫殿的房间有一年的天数那么多。这些资料说明，空间上的长城和时间上的焚书大火是用来阻止死亡的巫术的障碍。世间的万物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存在，巴鲁赫·斯宾诺莎这样写道。也许秦始皇和他的巫师们相信长生不老是固有的，腐烂不会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也许秦始皇企图再创造时间的起始。他叫“始”，是想真正成为第一；他叫“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成为皇帝，成为发明文字和指南针的那位传说中的皇帝。据礼书上说，那个皇帝为万物取了真正的名字；同样，秦始皇也自吹发明了永不泯灭的铭刻，在他的统治下，万物都会有其合适的名字。他梦见自己创建了一个永恒的王朝；他命令他的继承人叫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四世皇帝，如此延续下去，永无止境……我说这是一种巫术的意愿。同样可以设想，修长城和焚书不是同时的行动。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位国王的形象： 他首先进行破坏，然后又无可奈何地保存；或者，他感到失望了，破坏掉了他以前保卫过的东西。两种假设都具有戏剧性，但是我却明白它们都缺乏历史根据。赫伯特·艾伦·翟理思说过，隐藏书的人被人用烧红的铁器刺了字，被判处终生修建没有尽头的长城。这个信息有利于或可以容许另一种解释。长城也许是一种比喻，秦始皇判罪的也许是那些留恋过去、而不喜欢像过去一样庞大、一样愚蠢、一样无用的工程。长城也许是一种挑战，秦始皇想：“人们留恋过去，我丝毫不能反对；我的刽子手也不能反对，但是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像我这样想问题的人，他将破坏我的长城，就像我焚毁书籍一样；他将消除对我的记忆，成为我的影子和镜子，他却不知道。”秦始皇为他的帝国修长城，也许因为他知道他的帝国不牢固；他焚书，也许因为他明白那些书是神圣的，那些书展示的是整个世界或每个人的心灵展示的东西。也许图书馆的大火和长城的修筑是以一种秘密方式取消的行动。

此时此刻和一切时刻把一系列阴影投射在我将见不到的大地上的牢固长城，是一位命令最谦敬的民族烧掉它的过去的恺撒的影子；除了可以提出的假设外，我们产生这种想法是可信的(其功用可能在于在巨大程度上阻止建造和破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一切形式都在其形式上而不在某种假定的“内容”上具有其功用。这一点和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命题一致；佩特也早在1877年就断言，一切艺术都追求音乐性。音乐不过是一种形式。音乐、幸福状况、神话、被时光消耗的面孔、某些黄昏和某些地方，它们想告诉我们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不应该丧失的东西，或准备说什么东西；这种尚未产生的、泄露什么的急切性，也许就是美学行为。

1950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朱景冬　译)

注释：

列瓜： 西班牙里程单位，约合4。83公里。

阿尼瓦尔(前247—前183)： 非洲卡塔戈将军。

赫·艾·翟理思(1845—1935)： 英国学者。

贝内代托·克罗齐(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

佩特(1839—1894)： 英国作家。

【赏析】

秦始皇的功勋与劣迹千百年来早已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尤其是修建长城与焚书坑儒，甚至在一定程度成了他的代号。然而今天，当你读过了博尔赫斯的《长城和书》，会发现在那个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图书馆长用自己独特驳杂的思想，为这个中国皇帝的行动写下了别样的文字。

在博尔赫斯的眼中，修建长城与焚书这两个非同小可的行为，“不单是对普通使命的夸大或夸张”。作者为此列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 对记忆的清洗——“秦始皇也许想通过废除整个过去来废除一件往事： 他母亲的坏名声”；生和死——“空间上的长城和时间上的焚书大火是用来阻止死亡的巫术的障碍”；结局和起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企图再创造时间的起始”；建设与破坏——“他首先进行破坏，然后又无可奈何地保存；或者，他感到失望了，破坏掉了他以前保卫过的东西”；自觉的形式对内容的抵制——“秦始皇判罪的也许是那些留恋过去、而不喜欢像过去一样庞大、一样愚蠢、一样无用的工程”。然而，这些可能性趋近于无限。

当醉心于长城和书的联系的博尔赫斯把过去作为浩繁笨拙的镜子时，我们看到，世界的互文性便魔术般地进入到他那独特神秘的想象里。这里我们无须继续博尔赫斯的推理，世界的可能性是如此纷纭，以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心智的努力到达任何必要的解释，甚至可以把任何严肃重大的话题演变为一场纯粹的游戏。可以肯定的是，博尔赫斯推论的那些可能不始于秦始皇，也不可能到他那里终止，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难题，那就是对于形式的阐释，其内容往往抽离于虚构与真实的简单分野。

虚构的思想几乎在博尔赫斯所有的小说上都有所体现，当然，也表现在他关于文学和艺术世界本质的随笔中。在《论惠特曼》一文中作者写道：“一件虚假的事情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博尔赫斯以“虚假的”来说明常人所渴望得到的对一个人的绝对真实、客观、全面的描述的不可能性。多种可能、多种层面甚至是对错与善恶并存的状况才是真实的。虚构不仅仅是对常人思维逻辑的一种冲击，也是对已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挑战。

由于虚构的思想和真实性的思想紧密相连，所以从文体上讲，博尔赫斯的小说和散文随笔之间是缺乏明显界限的。也就是说，因为他认定虚构也是一种真实，所以在以真实为基本特点的散文写作中他也采用虚构的写法。在《长城和书》中，博尔赫斯对史书中的秦始皇就进行了这种虚构性解读。比如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是为了埋葬、销毁世人对他的淫荡母亲的叙述和记忆；而他之所以修建长城，则是为了维护一片清洁的意识形态领地。这也不是史学家能够认同的观点，而是出于小说家的虚构。基于这一点，博尔赫斯得出了结论：“一切形式都在其形式上而不在某种假定的‘内容’上具有其功用”，这种思想在最大限度上否定了阐释的意义，遂将“形式”这一概念认定为最终的“美学行为”。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