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人和读书人

读书人不能不买书，买书即不能不和卖书人打交道。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由来久矣。

卖书之为业，不知始于何时。《书经》说殷之先人“有典有册”，那是放在机要室里的东西，普通人无从得读，更无从得而卖之。直至天下合久必分，王纲解纽，春秋战国时有了不吃王粮的读书人，才有了属于个人的书。不过当时写在竹木片上用孔夫子翻断过的那种皮条穿成的书，大概还没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惠施“其书五车”，苏秦“陈箧数十”，书的字数当以万计，恐怕也是本人最多加上几个门徒“书之竹帛”而成的吧。

及揣摩既成，读书人做了官，位尊而多金了，如果还要读书，才有可能命人或雇人来传写，雇来的便是所谓“佣书”。“佣书”能出卖的只有自己的劳力，比起后世《清明上河图》中书坊里的卖书人，收入恐怕相差甚远，亦犹我这个领月薪的编辑匠之于黄泥街书老板焉。

最早的书市见于《三辅黄图》，王莽谦恭下士时，长安太学规模颇大，附近有个“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相与买卖”，情形简直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streetfair差不多。可见学生下海，古已有之，这也是王莽为了坐上金銮殿而着意营造的“文化繁荣”之一小小侧影。

还是纸的逐步改进和利用，才促成了书的普及和专业卖书人的出现。《后汉书》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家贫无钱买书，偏能过目不忘，来到洛阳书市，专门只看不买，王充这位读书人也够精的了。洛阳卖书人的服务态度也真好，允许王充尽量揩油，如果没有他们行方便，《论衡》也许就写不成这样好。可惜范蔚宗没有记下一两位卖书人的姓名，不然奉之为书店业祖师，岂不比铁匠行崇奉太上老君合适得多吗？

唐时开始雕版印书，至宋而刻印大行，书业更盛。宋本《朱庆馀诗集》末页末行文云：“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这位陈姓卖书人，已是编辑、印刷、发行三合一，开近代“商务”“中华”之先河了。下至明清，仍然如此。《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写蘧公孙到文海楼书坊，拜访书坊请来编书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食宿均由坊中招待，两个月编选成一部书，得了一百两银子，付了采红的身价，平息了一场官司，还剩有银子去游西湖，稿酬似比今为丰。又看第十八回，文瀚楼主人同匡超人谈话，不仅于编印发行十分内行，对读者和作（编）者也是熟悉而有办法的。

我想，卖书人以书为生计，自不能不以读书人为衣食父母（今称上帝，则比父母更尊矣）；而读书人若真以书为性命，亦当视卖书人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联结二者的纽带就是书，只要彼此都喜欢书，看重书，熟悉书，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存共荣，融洽无间。只怕身在书界，而心不在焉，对于书和读书人一概漠然，即使没穿“烦着哪，别理我”的文化衫，脸上却明摆着那样一副神气，则虽焚香顶礼，亦不得灵验矣。

（一九九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