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金代文人涉宋创作的分类

由于政权对立，金代文人对涉宋问题主观上有所顾忌，客观上也存在交往不便的因素，所以当时涉宋创作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加上元明二代对金源文献的漠视，现在保存的金人涉宋创作的数量则更少。大体说来，这些创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官方文书，二是文人杂著，三是诗词创作。

官方文书是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产物，包括诏令、表、疏、书、牒、檄等文体，主要散见于《大金吊伐录》《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中，清人张金吾《金文最》收录较为完备。这类官方文书数量较多，直接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政治性、应用性相当突出，最能体现官方的立场。官方文书往往不署名，有的虽然署名，如署名完颜宗翰的文书，却未必真是他本人所作。其作者主要是一些从政或从军的文人。如蔡松年、赵秉文等著名文人都曾经从军南征，肯定都曾写作了一些官方文书。由于文书代表着官方立场，所以文书中的观点和立场当然不等同于文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不排除有的文书中包含着文人自己的态度和感情。如颇受时人推崇的古文名家刘中，在泰和南征期间投笔从戎，表现得相当积极和主动，“为主帅所重，常预秘谋，书檄露布，皆出其手”，战争结束后，他还被提拔，“授右司都事，将大用矣”(《中州集》卷四)。可以想见，在他所写的书檄露布中必然会有他自己感情的渗透。可惜现存文书中没有一篇署名刘中的作品，今天也无法辨明哪些文书是他所作了。

与严肃的官方文书相比，文人杂著则显得比较庞杂随便，许多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显得更加真切可感，能够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如《青宫译语》是金国随行翻译王成棣自汴京返回北方途中的记录，写作于天会五年(1127)。当时金兵从汴京撤退，将宋高宗母韦后等俘虏押送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该书始自三月二十八日，终于六月七日，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均为逐日记录。又如《宋俘记》是作者可恭在金人押送宋朝俘虏的多种“笔札”基础上加工而成，也具有很强的记实性。这类著作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北宋灭亡前后，数量应该较多，仅《南征录汇》所引就有九种之多。其中大多是金国文人所作，如刘同《寿圣院劄记》、克锡《青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阿懒《大金武功记》、无名氏《雏凤清声》等。从这些著作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们主要是记载北宋灭亡的经过，包括北宋灭亡之后有关北宋俘虏的情况。这时的北宋俘虏，在时间上已属于南宋了。所以这些著作仍可视为金代文人涉及南宋的创作，只是这些文献很多已经失传，现存的主要散见于《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稗史》等书中。除这类战争文献之外，应该还有些其他杂著，如萧显之出使南宋途中，著有《西湖行记》一书^①，但也已失传。此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续夷坚志》《中州集》等书也有涉及南宋的记载。

在宋金对峙与交往中，金代文人还有一些涉及南宋的诗词创作，数量不多，却很值得重视。金代文人的诗词创作大致可分为征战类和出使类。前者作于宋金交战时期，或以战争为背景，或直接表现战争，如完颜亮、赵秉文等人都有这类作品;后者多作于外交往来期间，或记途中见闻和感受，或为他人送行，如党怀英、王兢等人皆有此类作品。这些诗词往往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态度，与南宋相关作品恰好形成对照。同样深感遗憾的是，这些诗词散佚严重。当时，出使南宋的文人途中应该有些创作活动，数量不至于太少，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则很少。可考的如宋楫于大定十四年(1174)跟随刑部尚书梁肃出使南宋，途中副使——赵王府长史蒲察讹里刺射杀一老虎，宋楫有诗纪其事。元好问说其诗“语意俊拔，泗州守刻石于镇淮堂”^②，却未能将它收入《中州集》，我们今天也就无法看到这首诗了。受元好问好评的诗歌尚且湮没不传，那些普通之作的命运自然会更差。

上述三类文献，各具特点，互有长短，但都具有珍贵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