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出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名句解读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也有一致性，但在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不同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和平衡。

“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孔子的辩证思维：“君子”与“小人”，“和”与“不同”，“同”与“不和”均构成矛盾的两方面，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在人际交往中，“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合”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一问题持不同看法，本是极正常的。只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不会因意见不统一而伤和气。因此，君子之间并不求时时处处的一致，相反，应是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能容忍对方的见解。彼此赤诚相见，肝胆相照。而小人或是隐瞒自己的观点，或是根本就无自己的观点，只知道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甚至党同伐异：凡同党意见，虽错也要捍卫，凡异党意见，虽对也要反对。所以，“和而不同”，就是要对上不盲目附和、亦步亦趋，对下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和而不同也是渗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先秦百家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况更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同时，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

经典故事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采取“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原则治校。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引下，那时北京大学不但聘请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装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京大学教坛。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也被蔡元培延揽来北京大学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人才云集，面貌焕然一新。像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来到北京大学教书。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别样的魅力。一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教学相长，学术精进。

在学术上，蔡元培主张“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概念，并指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由于恰逢“五四”时期，人们“反对满清”的思想甚重，因此这本书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胡适曾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本书。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近乎绝望的时候，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关于《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几人能有？

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由于蔡元培对各种学术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北京大学很快成了真正的一流学府，执全国高校之牛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后，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称其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称其为“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